爷爷突发脑溢血至今已在ICU里重度昏迷了一个礼拜。
妈妈电话里的声音沙哑疲倦得像张被揉皱的纸。
我开始习惯席地坐在寝室外面黑漆漆的走廊上打电话。夜凉如水，不敢问太多，唯恐她再多说一句，眼泪会决堤。我恐惧于感受到她的无助与苦痛，通过这个单薄的手机屏幕就可以击穿我的心理防备。
或者，我想象这时候应该是我拢她在肩头，轻拍她的头告诉她：不要怕，他会醒来的。
他会醒来吗？
我不是医生。医生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没有答案。
突然很气馁，安慰的，尽是温柔的废话。蜻蜓点水的功效，除非、除非谁能掷入一块石头，“扑通”，给一个好或坏的结果。然而谁能妄称自己为上帝，看透别人的宿命？我只是苦于，没有办法安慰。在同电话那头那个人——她的老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至今生死未卜通话的时候，在一段又一段失语的留白里，我竟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哪怕能宽慰到自己。
被血脉牵连着的痛，是不一样的。我已经不是那些浮夸电视剧和小说的观众了。我置身事中，我能感受到这个家族血液的阻滞与凝噎，焦躁与不安。等待的日子被拉得又慢又长。生命又这样脆弱地贴在命运的砧板上，等待审判。我知道家里每个人，都有些话搁在喉头。
需要为好久不打电话而歉疚吗？需要为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多看一眼，多说一句，多笑一次而追悔吗？需要暗下决心等你醒来一定给你最丰盈盛厚的关心与照顾吗？
扪心自问。
事实上，从始至终，从古至今，我们都不能够“居安思危”到预见往后的不测。我们不习惯于悲观主义的情怀，把每一天当成世界末日来看待。我们深信侥幸是自己的，灾难是别人的。这样才能觉着活得安稳踏实。惶惶不可终日也可能成为神经过敏的代名词，就像我不可能在每天出门的时候告诉我的室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你们应该拥抱我。
所以， 我们只会每一次，都和往常一样告别。
谁又能说，话讲多少，脸笑多少，眼看多少，才算够？怎样都不够的吧。人生的悖论是，至亲的人，并没有得到至亲的陪伴与关怀。那些一年当真只回一次家或者几年回一次的，真的值得说出来以证明一点其它所谓好的品德吗？用一句流行的话叫做：“你羞不羞？”
当然，生活的琐碎很快就会消磨尽大部分的耐心，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碌碌于日常的碎隙里。争吵，发怒，流泪或者欢笑，歌唱。这是常态，生命真实而自由的形态。我没有办法想象也做不到每天都过得生离死别般惨痛，更不可能通过练习告别的时候用力点来习惯这种不确定的悲伤。
而我现在，还在默默等待。我不敢祈祷、奢望一个答案。我有什么理由呢去问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意识形态一个答案？它若真有，极有可能反问：“你早干嘛去了?”
何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