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叔是个驼背，一个我不喜欢的驼背。

   四叔心眼儿小，刻薄，嘴碎；巴结干部，热衷于耍小精细和背后挖苦人，满脑子女人。最让我恶心的是他老拍我的头。

   不过他的地种得好，且勤俭节约。

                            2

   我从没吃过他一个白面蒸馍，尽管每次磨面他都叫上我抽车。有一天晌午却破了天荒，他竟然叫奶奶捎上我去他家吃饭。那时奶奶正戴着老花镜给我缝扣子，接到邀请后她愣愣地看了我胸前的“雷锋纪念章”半天。

   那顿捞面条吃得可没味儿，却很有意义。它庄严地宣告我多了一个四婶。这个事实可以由十几个跟我一样去吃捞面条的本家作证。他们大多只吃了半碗就走了，最后只剩下奶奶和我。奶奶送给四婶一副铜镯子。这礼物妈和姆也各有一副。

   我怀疑这个穿半新红袄的四婶是个哑巴，因为一直到我咽下最后一根面条甚至到奶奶都扯着我的手往门外走时，她都没吭一声。走到门前荒芜的花池时我回过头望她，我的四婶正站在门槛边对我微笑，这种微笑已经持续了一顿饭的时间，我那十几个先走的本家也可以作证。

   四叔为这事儿欢喜的一连四天没下地锄草。他一定认为这是有生以来干得最划算的一件事，以至于兴奋得马不停蹄地在街上转悠。所到之处人们就会像看玩猴儿一样将他围在中央。那时他就拽的不得了，摆出这样一个造型：斜着身子，倔着头，戴着帽檐向上翘的脏兮兮的蓝帽子，鼻子上抬，嘴角塞上一支“减价”烟。人们向他提问时，他就会抽口烟，顺便眯上眼睛，然后那小脑袋便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他会说，恁们不是喷自个儿可他娘有本事吗？恁有本事咋还花好几千块娶个媳妇哩？我不求济事不还照样花十几碗捞面条弄个媳妇儿？有人问他媳妇的来路，这下四叔更能喷了，他把腮帮子鼓得像只青黄鸡儿（青蛙），满世界都是他的唾沫星子：还不是俺时候好，黑灯瞎火赶夜路哩，“吭哧”一脚儿踢到一股堆肉上，软乎乎哩，俺还以为是谁家的毛驴在路上睡觉哩，娘哎，谁知道是一个开口说人话哩大闺女，好端端地坐到大路上，哭着闹着拉着扯着硬是让俺背她回家哩，也是俺心叶子好，看她怪可怜就叫她背到俺家，咋知道她一下地儿就不走了，硬是脱光了跟俺睡了一觉，争着抢着要当俺媳妇哩！你看看这孬孙儿老天爷，有时眼也不瞎嘛！

   周围就有人被他吹得迷三倒四的，起哄让他说说“脱光衣服睡觉”那一段。四叔一听更来劲儿了，唯一不悦的就是周围有我们几个“少儿听众”。他就大吼一声，让学生孩儿都回家学习去吧。人群便一阵狂吠把我们轰走了。

   当哄堂大笑的声波震走树梢上无心偷听的麻雀的时候，一次宝贵的性教育的机会便与我们擦肩而过了，不过我能想象，笑声中四叔的鼻子差不多能得到太阳光的直射了。

   事实并非如四叔所说。根据四婶后来在河边洗衣裳闲聊时所提供的资料，事情轮廓大抵是这样的：四婶当时爬上了一辆载重二十吨的大煤车，后来昏迷了，司机以为她死了，就拽下来扔到了路边。此时已近黄昏，但离黑灯瞎火尚远。恰恰此时，一位形状奇特的男子出现了，背上还背了一个拾羊粪的竹篓，看来还收获颇丰。无疑此人正是我四叔。朦胧中他将我四婶背回家里，救醒我四婶以后，还没忘记折回原地背竹篓。接下来的三天又是精心伺候，一直等到我四婶体力恢复，能下床走路。他竟兀自捂着脸哭了起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跪在地上求四婶作他媳妇。四婶看他其貌不扬，为人还算厚道，也就稀里糊涂应了他。

   你看出来了，我在写一对夫妻。他们刚结婚，甚至连结婚证还没来得及办。在此之前，他们是一个陌生男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关系。即使他们的结合己被我那十几个吃捞面的本家所证（这样在村子的传统面前，他们便能名正言顺），他们却依旧很陌生，但这种陌生丝毫不妨碍他俩晚上一块儿睡觉，白天一块儿种地。我甚至觉得他俩最初的生活便是给一桩事实作证，即用名目繁多的配合，来作证“他们已是夫妻”这个基本事实。村里人当然也认可这桩事实，不过他们的认可有一种调侃或是嘲弄的味道。他们会说我四叔是憨人有憨福，说我四婶是“蛮子”、“外路货”、“破鞋”。我曾极为认真地拿这些词问我那慈眉善目的奶奶。奶奶说蛮是南蛮，南蛮是南方人，南方人精得头发都是空的，他们在我老祖宗薛古保在世的时候偷走了东山火龙庙的神胎。蛮子就是他们的后人；奶奶还说“外路货”就是外地人，特别是外地的女人，他们都是穷得没法儿了出来讨生活，所以很不懂乡里的路数（规矩）。奶奶还正告我说，长大了要做一个不娶外路货的男人。可奶奶咋都不肯解释“破鞋”的含义，好像她很恶心这个词似的。对于奶奶的这些解释，我将信将疑。首先我不承认有空心头发的人；其次我也认为将人比成“货”欠妥；四婶也是个很懂路数的人。不过我咋看都不琢磨四婶像“破鞋”，即便我后来从一个老表口里得到了一个关于“破鞋”的粗俗的解释，我也始终觉得四婶一点儿都不“破”。她时常穿着干净的衣裳，朴素得让人羡慕。麦口天，她穿着白衣白裤带上麦秸编的草帽走在金黄色的麦地里，人们的目光更像镰刀一样割向她，刷刷，刷刷。用上屋姥姥的话说：“小四媳妇人长的不咋俊俏，却是耐看的很哩！”不过大人们还是在背地里恶狠狠的叫她破鞋，他们都说：“哼，不是破鞋咋舍得把这副好模样摊给一个罗锅男人哩！”每次我帮奶奶去四婶家送鞋样儿时，总有几个在路边瞎喷的大人傻哈哈地笑我说：“又给你破鞋婶送啥好东西哩呀？”我觉得他们可像无聊的骡子，吃饱就喜欢瞎叫唤，尽管当中也不乏有些是我的长辈（按村子里的辈分），我只晓得我有一个耐看的四婶，她会站在门槛里朝我微笑。她和一个难看而又自私的男人共同守着一个堆满纸箱的院子。院子的西墙角还养着几十只米黄色的小鸡儿，那是四叔给她买的。因为初来时她只会说方言，叽哩呱拉的，大多听不懂。四叔就想让这些毛茸茸可爱爱的小生命陪她消磨些时光。他很爱她的，尽管这种爱有收买人心的嫌疑。

                          3

   屋里头有个女人，景况是不一样的。

    四叔家从前的院子跟猪圈没啥两样：啥酒瓶子（四叔不喝酒）、破罐子、废针头、破棉絮、碎瓦块扔得到处都是。只在院子西墙根下还算宽敞，四叔又匠心独运地摆上四筐羊粪。这样院子的地形便显得很复杂。一不留神，脚就冒血了。四叔不怕，他的脚茧子厚。可自打四婶来以后，这院子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先是把那些没用的东西一股脑装车拉走，接着又屋里屋外的收拾了个朗利（利索）。两口子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大干苦干了三天，总算有个家的样子了，并且往后我每去他家一次，总会有些新发现，院子里不是多了一盆“喷喷草”，就是添了一棵美人蕉，后来还在迎壁墙边弄了个矩形花池，种菊花呢。四叔像一个小孩儿似的，没事时就拿把小铁锄围着花池侍弄。春天一到，满院的花引来可多蜜蜂，大门外的常春藤也绿油油的，好多街坊都坐在下面的青石板上吃饭聊天。那时四婶的河南方言说的可好了。她也不再用微笑来掩饰自个儿在言语上的不通，而是哈哈大笑的跟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开玩笑哩。四叔呢，比以前干净多了。从前他理发时才洗次头，现在一周至少两次；从前难得见他洗衣裳，还不用洗衣粉，现在是一月至少七八次，还得打碱；从前是不去地里浇菜就不洗脚，现在可得天天洗了，因为我四婶说了，不洗脚就叫他睡到地上。这样一整，我四叔便很有个人样了，尽管骨子里我瞅他不顺眼，可外表上我还是觉得他进步挺大的。可不连我们支书都说，小四呀小四，要是能叫你哩腰怼直，都能赶上凤凰沟里林天义了（林天义，方圆十里公认的美男子）。

   四婶不喜欢打扮，穿着素气，她喜欢学这做那。我奶奶便是她最为崇拜的一个老师。我奶奶七十多岁年纪，旧社会给大户人家小姐做过丫鬟，绣花绣得格外好，做衣服也精细，她还有一台织布机哩，那是她的嫁妆，用了五十多年了，还很结实。四婶农闲时便过来跟奶奶学手艺。她最喜欢学织布，她说她小时候没穿过一件新衣裳。奶奶就手把手教，四婶心灵手巧，没多久就把台织布机运用自如了。她也学会了套被子，选个好日子，就在当院里铺上一张塑料布，备好两层布，花的作面素的作里，中间夹上一层棉花，奶奶和四婶便开始缝了。她俩一边缝一边闲聊，我就蹲在她们旁边的空地上玩玻璃弹珠。我发现越是结了婚上了年纪的女人就越能聊，有几次我都躺在地上睡着了，醒来后要么看到她们微笑的脸，要么看到在我的手臂上匆匆赶路的蚂蚁。不过也听到了不少东西，大多与四婶的身世有关。也有小部分是奶奶给我们重复了多遍的陈芝麻烂谷子。

                           4

   那时琢磨住时间走哩可慢，连风都是缓缓地拂到我脸上，阳光像是空气的骨架，蜗牛趴在竖直的墙上睡着，鸡在院儿哩悠闲地找食儿，电视天线孤零零在站在平房上。先是桐花开了，后是槐花，满院都是淡淡的香味，也是怀旧的氛围。我的思绪滞留于一个未知而又遥远的地方。

   那是四婶的故乡，四川一个叫丰登的小村寨。名字是民国时一个过路秀才取的，取自“五谷丰登”之“丰登”二字，当年正值四川大旱，读书人想以此给村民一个好兆头。事实上，穷山恶水是它的通行证（通行于历史的证明），世代相穷是它的墓志铭。它位于三县交界，属“三不管”地区，政策不到，知识不到，女人不到，方圆三十里没有一条公路。人们管村长不叫村长，还叫生产队长，全村二千号人会写个自个儿名字的人不超过三十个，就是这懂点文化有限的几个人中，还时常闹出“二百乘以二百等于四百”的笑话。为了省布，小孩子大多不穿衣裳，只要天不冷。嫁出个闺女往往被看作是特大新闻。有人翻了一堆山到了长江边边的一个城市里，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高楼，他蹲在路边看了半天汽车，好些人都往他那脏兮兮的手里扔钱，有些钢崩砸到他的头上。但他不觉出疼，他只觉得头木肚饿。接下来他所做的便是在城里要了三天饭，随后便仓皇地逃回村子里。当人们把他当奇人看时，他却满腔愤怒地向人们诅咒起那个城市。城市里有啥子好呢噢。我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为混口饭吃，他们却住在比山尖尖还高的房子里，喂狗的饭都比我们吃的饭强百倍，路修得比我们的床铺都平展，香喷喷的粮食扔得到处都是，女人一个比一个穿得少，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嘴脏，穿制服的公安就知道欺负咱穷苦人，断去双腿的残废坐在大街上用双手走路竟没有人搀，有钱人却坐在电卧车里听收音机。这究竟咋回事哩，世道变地像她娘的一泡粪……人们听得胸口起伏，那人喝口凉水转身回屋了。第二天人们还想听他讲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床上气死了。从此，村里人很少有去看城市的念头，他们对城市怕得要死。

   四婶姓韩，小名三月，没大名。她娘生来身子就弱，生下四婶不久便去了。四婶是由她父亲一手拉扯大的。她父亲原不是丰登人，他是个石匠，年经时去过几个地方，他曾不止一次对四婶说起他去看乐山大佛的情景，可大多数时间他都游走于各个石料厂里。他为人善良老实，而又固执，所以老吃亏，最后一气之下就跑到深山老林里，想与这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却竟外地发现了一个世外桃园。人穷心却明净，也就安心住了下来，讨了老婆生下四婶。因为四婶是三月出生，就叫她三月。石匠还特地为村里做了一块石标，上面刻下“丰登”二字。

   四婶的童年与劳动有关，与知识绝缘。石匠只教会她写自个儿名字和一些简单的算术。这样她在村里便算得上很有文化的了。

   丰登自建村以来没出过一个秀才，也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全村最有文化的要数卞超凡，也就是丰登村从城里归来气绝身亡的那个男人的儿子。他从小就在一个远房表叔所在的镇上读书，每年寒假才回家一次，年纪跟四婶相仿。他爹死的时候他正读高二，接到信儿他便辍学回家了，给父亲料理完丧事。他便跟自己叔伯商量，想在村子里建所学校。那年他18岁。长得很瘦。

   丰登村的小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没有教室，课桌。仅有的粉笔还是卞超凡特意从学校带回来的。只有他一个老师，稀稀拉拉三十来个学生。他就在河滩上围了一块空地，找来一块床板当黑板。一天只上半天课，因为学生们上午还要下地干活。习题都是在沙地上做的，用的工具是树枝。半天下来，卞超凡累得像打摆子似的。看得在河边洗衣裳的女人们都觉得心疼，这其中就有我四婶。

   卞超凡是村里最不壮的男子，个头一般，瘦得出奇，虽然浓眉大眼，终究与“帅”绝缘。只有一双眼睛很让人们惊异，那眼眶里经常噙着些晶莹的闪光，即便笑的时候也如此，他的笑又好像很少。他只是闷着头给那群学生讲课，可老讲不生动，学生们一个个困得要死。有些孩子干脆光着脚丫去河里捉鱼了。他就大声吆喝，其他孩子也跟着吵吵，整个河滩便乱糟糟的了。卞超凡孤立无援的站在孩子堆里。像只风雨夜里找不到家的小兔子，他抖动着身子，目光直视高远的天空，高仰的脸仿佛只是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看到了好多山，好多树，还看到了一条小河和一张女人的脸，那女人正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望他，右手边的棒槌已经半浸泡在水里。我猜想两人目光交接只是短短的几秒钟，然后两人便尴尬一转过头换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四婶一棒槌砸到了水上，老师拉住身边的一个学生叫他坐好。我也猜想四婶在那一刹间对那瘦男子的情感已经超越了怜悯之心，升华为异性之间的一种奇妙的友情。当然这都是我的凭空想象，只是为了让四婶的经历更有一些传奇或浪漫色彩，也可能两人也就是看了那么一眼，就像看一块会说话的石头，再没别的。

   一个人的高尚之处往往可能是被愚弄的，但孩子终旧是孩子，他们喜欢凌乱。大人们却是有愧的，他们各自叫回自个儿的孩子，或骂或揍了一顿。卞超凡一定是在接待了好几十拨人的上门道歉后才重新上课的。丰登村的村民自发修葺了村里废弃多年的粮仓，摆上几十块木板，俨然一个教室的模样了。只下雨的时候，屋子里漏水，老鼠都躲进墙缝里避雨。年轻老师用古老的方言郎诵着课文，四婶在屋子里来回试换着仅有的几件衣裳。当然这也是想象。

   四婶的讲述是有条不紊的，就像她一针一针缝被子一样沉着。她说到丰登村里的一口井。那口井后来成了韩三月和卞超凡的“媒人”。他俩每天早晨都去同一口井挑水。走过几乎被杂草和野花遮避的小路，他们相遇了。最初是不打招呼的，一人挑，另一人就在旁边等着。后来打招呼了，两人就一块儿挑。井口很大，两人就站对面，放下水桶，眼瞅着水里面来回晃动的两张年轻人的脸被击碎了。再后来卞超凡就帮我四婶拔水。时间长了，就算是很认识了，直到有一天，平白无故冒出一群小孩儿，他们叽叽嚓嚓管我四婶叫师娘，平静被打破了。卞超凡就托人去四婶家提亲，却被石匠拒绝了。石匠认为卞超凡一个穷教书的，上无父母兄弟，手上又没几斤力气，种地外行，女儿嫁过去肯定受苦。四婶却一根筋的认定“人穷志不穷”就是好，牛的力气再大毕竟还是牲口。卞超凡认为这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把对石匠的不满迁怒到我四婶身上，一连十几天都不搭理我四婶。四婶苦恼透了，办事也丢三落四的，石匠就冲四婶发脾气，本来挺好的父女相依为命的关系一下变得很僵。四婶有心找卞超凡诉诉委屈，可那小子的脸却绷得像涂满黑漆似的。四婶就把满腹怨言发泄到家务上，她把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把衣服洗得掉色，把水缸挑满，把猪和鸡喂得不叫唤，总之是不叫自个儿闲下来，一闲下来就觉得空荡荡的。这一切在石匠看来是四婶改好的表现。与卞超凡动不动就在班里冲学生发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天不是打雷就是下下雨，刚开始是淅淅沥沥的下，后来就是瓢泼大雨，满世界都湿淋淋的，地上的水洼里爬满了出来透气的蚯蚓，鸡子成群的往房檐下避雨，猪卧在水圈里望着自己的被淹没的肚皮直哼哼。地里的秧苗都溺死了，丰登村没有一个人出门，他们躲在屋子里眼瞅着粮食受潮，发霉，同时还要抵防屋的老鼠偷吃粮食，蝙蝠在屋子里到处乱飞。雨小些时，村子里就到处是青蛙，蛤蟆“呱呱呱呱”的叫声。有人就捉些青蛙烧着吃。他们巴望着天快些放晴，好过河瞅瞅桥那边地里的蔬菜还有没有。不料一场大风夹着猛雨过后，竹桥被洪水冲跨了，谷仓改成的教室也被风吹趴下了。

   这真是老天给丰登人开的一个玩笑，第二天竟晴了。日头晒得畜牲满街跑，晒得活人不敢用眼皮去夹阳光，到了下午，地下便一片湿热了。照例还是生产队长带头敲了锣，招集村民修谷仓和竹桥，卞超凡也跟在队长后头吆喝，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教育。他的喉结突得厉害，人比以前更瘦了。四婶打开窗子看他，他装作没看见。

   新教室被一群衣衫褴缕的村民建起来了，他们每天都累得满头大汗，有几个人还中了暑。石匠没来也不让四婶去，不过做竹桥时他倒异样积极，干得很卖命，四婶就在家里熬些粥，抽空给他提去，闲时就挖些野菜，收拾下狼藉的院子，更多的时候是将缸里那些发霉的粮食摊在院子里晒掉上面的绿毛。傍晚时还得去野地里给猪打草。

   眼瞅着竹桥就在完工了。有天下午四婶去井边挑水，刚走到半路就被人一把抓住了，那人是四婶的隔墙邻居的媳妇。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四婶说，三妹子，快去哟，你阿爹要把人家凡娃子打死了噻。四婶一听扔下扁担就跑，两个木桶“咕噜咕噜”滚到草丛里。等她跑到河边时，架已经打完了，石匠脸上胸前挂了彩，被几个人拦着，他暴跳如雷像头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卞超凡却是连站都站不稳了。他流了一头血，那血流到他脸上，红得让人恐惧，嘴角也渗出了几缕。腿上好像也挨得不轻。只嘴上还是不依不饶的骂，他一张嘴俨然成了血口。他吼出的每一个诅咒都像尖刀一样插在四婶心上。四婶硬着头皮拽走石匠。石匠临走时还重重地威胁了卞超凡一句。

   这次的暴力事件换来的是石匠和四婶好几天没说话，卞超凡的本家也没来寻衅，不过再见面时自是比从前冷淡多了。石匠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用暴力能否让卞超凡知难而退。而在我看来，他这样做是为了同另一个男人来夺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是他这近二十年来的精神依托，他不想轻易让她归属于某个男子，特别是那种在他看来非常软蛋的男子，除非那个男人的自信足以让他无地自容。但也许仅仅是出于他想给女儿找个好婆家，不让她吃太多苦。我没有见过石匠，所以猜想未免失真，你别太放在心上。
那时的中午一定漫长得很，丰登村的村民除了午没事可干。每个有人的屋子都弥漫了呼噜或鼻息声。石匠好几次醒来想喝天水时，都发现里间的床上空荡荡的，最初他觉得可能是屋里太热，四婶去河边乘凉了，他就去河边，还真发现四婶在河边挥舞着棒槌洗衣裳呢。可后来就觉出古怪，壁如说有时四婶一个人在屋里时她就会唱些山歌，可一瞅到石匠，她就立马不作声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时她就挺快乐似的。

   一天，石匠告诉四婶，他要上山砍几根竹子作鸡栅栏。然后腰里别上一把砍刀就出门了，那时人们正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打呼噜。

   他再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两个多钟头后，地点是卞超凡的窗子下。他一脸厌恶与愤怒地站着身后是一片深绿的竹林，透过窗子间隙，他看到一床鲜艳的红单子，单子下面躺着四婶和卞超凡。他们刚才还是赤裸裸地抱在一块儿，现在却慌乱的不知所措。这当口石匠一脚踹开了房门，颤抖的手里还攥着那把砍刀。四婶几乎要哭出声来。卞超凡也是呆若木鸡。谁知石匠只是长叹口气，重重跺下脚转身走了。等到四婶和卞超凡追出门外，他已远远的消失在林子里了。

   四婶说她把她爹弄丢了，而且丢得很彻底，全村没有一个人见他去那儿。她和卞超凡找了好多地方，甚至都在浓密的林子里迷了路，都没能发现石匠，只见来回飞舞的蛾子和落荒而逃的兔子。他们没头脑的找了一个月，最终还是无奈的放弃。这段时间四婶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她说要不是卞超凡待她好，她就想绑根绳子上吊算了。谁知三个月后，石匠回来了，像个野人，胡子拉茬，衣裳破烂得像个叫化子，他将肩上的一捆竹子卸在当院里，然后对我四婶和卞超凡说，再添上几根，可以给你们打个竹床了。

   四婶的故事讲到这儿时，奶奶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她随便找了个借口支走了正在帮她套被子的四婶。然后便当着我的面骂起我四婶，说她浪，恁不要脸的事儿也亏得她说得出口，还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也骂她不孝顺，不心疼她爹；甚至连卞超凡都骂了，骂他是小白脸，光知道勾引人家好闺女。

                           5

    天凉了，套好的被子都锁在箱子里，等到上冬用。四婶先还来过几次，叫奶奶教她衲衬底，后来竟不上门了。奶奶说八成是小四媳妇有喜了，我们还将信将疑。果然，过了没两天，四叔就高一脚低一脚来我家借鸡蛋了。奶奶笑盈盈地捧出一个瓦罐说，早给你这龟孙预备好了，小四儿好福气呀。

   过罢五月五，四婶生了个大胖小子，用秤称了称六斤四两，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家人皆大欢喜。还没满月，四叔便抱着上门来求奶奶给取个名字。奶奶也高兴啊，把小孩子搂在怀里爱不释手，时不时拨拉一下那小孩儿的茶壶把。一边问四叔小孩的生辰八字，哪知道这肥小子将小鸡鸡一挺，硬生生的尿了奶奶一脖子，周围人一阵慌乱旋即哈哈大笑起来。奶奶也顾不上擦拭，对四叔说，这小王八羔子到底是你弄出来的，跟你小时候一个德性。然后假装要撕小孩儿的脸，小孩也瞪圆了眼睛，奶奶说，你这小破孩儿还怪赖呵，干脆叫你赖赖妥了。从此，这个叫赖赖的小胖孩儿便经常或尿或拉到我奶奶身上，一直等到他穿上刹裆裤为止。

   四叔高兴得像只麦堆上的麻雀，连走路都是一蹦一蹦的，说话嗓门大得像吵架。走到小卖铺里就大吼一声，“两斤红糖”，把正在记账的六妮吓得猛一哆嗦。其实四婶早就不吃红糖了，她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便背上锄头下地锄地了。四叔苦劝不住，只好让她多吃些糖水荷包蛋补补身子。
高兴归高兴，添丁加口毕竟是大事。四叔为这事费劲不小。先是办准生证，他从上冬来就去妇女主任家跑前跑后，拉料，磨面，挑粪啥都干，麦口天他一人就把主任家五亩二分小麦全割了，总算是少花了百十块钱把证给办利索了。但接下来买鸡蛋红糖，到乡医院接生，草办酒席都花了不少钱，粮食卖的只剩口粮，卖光了地里长势正好的桐树，还问我奶奶借了一百二十块钱。两人高兴之余，就望着被烟薰黑的四壁发呆。四婶对四叔说，这样也不是办法，大人能顶住小孩儿可不行，得快点找点能生钱的事做。

   两口子决定上西地锄草。“西地”是村西二百六十亩荒地的简称，后来被村里的富户承包了，种植中药材，农忙时找人帮工。男劳力一天15，女劳力一天10块。上工时间是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半，晌午一个半小时吃饭。好多人嫌累，不愿来。四叔和四婶可是铁了心来了，还跟人签了合同。人家老板却嫌四叔罗锅，干活不麻利，最多只给十二。这样两口子一天也就是22块钱，饭还得自己做，工具也是自备。

   活很苦，因为杂草下全是碎山石，叮叮铛铛一天，就把锄怼卷刃了。四婶先是背着赖赖一块儿锄草，可天儿热，怕把他晒坏了，就寄到奶奶这儿照看着，中午四婶会来我家一次，喂赖赖吃奶，晚上再接回去。因为正是伏里天，特别是午后两点热得像下火，百八十亩地的荒地连树毛儿都没有，头上的草帽烫得像包子锅似的，两口子硬是佝偻着身子吭哧吭哧锄地，一锄就是几个钟头。把四婶白生生的脸晒得通红，四叔的脸本与炭黑无甚区别，自与四婶无法比。村里人看得都直咂舌头，走到路上，好多人都端出茶水让四婶喝。

   以上都是农忙时节的情形，农闲时，四叔就去小包工队打小工，这次人没少给，一天15就15，因为四叔和灰很有一套。四婶就去村里木材厂给人摆木条，摆一方7块钱，有时也能挣二十多块。摆木条倒不怎么麻烦就是磨手指头，累得腰疼，满头都是锯沫。四婶干活实性，又想多赚钱，累得够呛。四叔却很精，很会偷懒，一天下来就像没事似的，衣服都没怎么脏。家里的晚饭他倒是全包下了，有时也给四婶锤捶腿按按背。更多时候是两口子一块儿逗赖赖玩儿，看着他满屋子爬来爬去叽哩呱啦，一天的劳累也跑没影了。

   这日子像是《渴望》一样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赖赖会叫爸妈，会叫奶，甚至会叫我“果果”了。四婶和四叔合计，要把上房扒了重盖，他俩可不是瞎折腾，存了五千多块钱哩。

   房子盖了三间平房，新式的，还吊了顶粉了四壁，安上玻璃窗，屋里头亮堂堂的，我奶奶坐到里头就不舍得出来呢，逢人便夸，小四媳妇就是中啊，小四活了半辈子都没弄个像样的窝，人家一来，房子就竖起来了，还生个虎生生的小子，啧啧……夸得村民心里都痒痒的，是呀！以前谁用眼皮夹过小四，看他还不是像看大粪勺一样，可人家现在可不是抖了，半路里娶个好娘们，那日子便“滋溜”上去了，也不是光棍了，还有了掌门人，一阵羡慕后便各自回家骂自个媳妇不济事。

   四婶却突然病了，病得头重脚轻，走路摇晃，风大些就想把她吹趴倒在地上，脸也有些蜡黄色，四叔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做了血样也过了镜子，有位带带着洁白的口罩，却说着满口脏话的大夫告诉四叔说，求事没有，就是有点贫血。

   四叔无论如何不让四婶去木材厂了，让她呆在家里专职“带孩子”好好养身子，四婶说那不中，你得再给我买一头老母猪养养，我一闲下来就想死。

   母猪买了，就在先前四叔放羊粪的地儿垒了个猪圈。赖赖有事干了，整天跑到猪圈边上跟猪聊天，一聊就是半天，倒省了四婶不少事。四婶就抽空看些养猪的科普读物，有不懂的地方就去找我，我这才知道她原来还识字，还识得不少。

   等到四婶恢复元气的时候，四叔家的院子已经很热闹了，到处都是嗷嗷叫的猪娃儿，黑的，白的，花的都有，满院撒欢儿，买主儿便循着满院猪声来认购，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四叔高兴的钱都查不及。

   看来养老母猪卖猪娃儿不失为家村发财致富的一条好路子，四婶家像传统个体户一样走上了“粗放型”经营的道路。她对四叔说河边的自留地不种菜了，咱再盖上它几个猪圈，往后你晚上不用跟我睡了，你去跟猪睡去，一直睡到小猪出圈为止。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四婶是很有眼色的，扩大养猪的头一年，就净嫌了四千多块，除去一部分装修房子和日用，剩下的四婶全用于扩大规模上，结果第二年更旺，到年底时手里已经有八千多块的节余了。春节时，四叔穿上了祖宗八辈没摸过的西装，虽说看上去扎眼，可毕竟也拽了一回。四叔走哪儿喷哪儿，可就不舍得给人家让烟。赖赖也俨然成了小孩儿眼中的阔少了，穿新衣戴新帽，电动车火柴炮，他都有，身后经常跟一群小孩子，为的是玩一下他的枪或者吃他一个龙虾糖。他一点也不仿他爹，出手大方得像个未来败家子。只有四婶未改本色，还是穿着朴素的衣服，跟人打招呼也不因为家里有钱了就摆谱。好多人都巴结她哩。其中就有不少当初骂四婶是破鞋的男男女女。村长见面也顾不上四叔手脏了，上去就握手，开口就是“你牛逼了啊”。他们这样做无非也就是想让四婶传授两招养猪之道，他们现在对母猪产猪娃儿可是比对自个女人生孩子还上心哩，四婶也是个热心肠，谁问都说，有时还去人家里给人当场指导哩。结果全村一下子就有一百多户养老母猪的，碰巧也有许昌的过路车来收购，把村里的肉猪和猪娃儿全买走了。各家都嫌了不少钱，全村仿佛一下子就提前进入小康社会似的，到处都是西装皮鞋，到处都是被丢掉的大半拉好面馍。他们争先恐后的奉承四婶，敲锣打鼓给四婶送匾，甚至还有人提意要给四婶立个活牌坊哩，但考虑到开支较大作罢。

   四婶当时可高兴了，我甚至觉得这种高兴有点儿过头。她第二年动用了所有的积蓄养猪，四婶可是名人啊！其他人哗哗跟着上，有钱的狠命砸，没钱的借钱也得买种猪。结果全村养的猪是人数目的两倍还要多，连我家都养了两头哩。结果一场大猪瘟过来，圈里的猪死的死亡的亡。不到一个月，全村便没有一口活猪了。村子里处都是死猪的味道，白白的肚皮直挺挺的露在外面，苍蝇乱飞，人们那个心寒啊，特别是四叔，他哇呀呀的哭得比她娘死时还痛哩，死抱着猪头不让人埋，硬是看着自个儿的猪一个个倒下，心绞的是茶饭不进。

   四婶一下子成了罪人了。谁见她都翻白眼，吐唾沫。连平常对她言听计从的四叔也开始数落她了。四婶也难受啊，有空就来找我奶奶诉苦，见人就连声说对不住。可是又有谁搭理她呀，他们甚至谣言要把四婶赶走哩，时间都定好了，就定在过完四月十五小麦会，不走就打，打死话该解恨。谁知道四婶竟提前蒸发了，正在人们用最恶毒的词汇诅咒她时，她又回来了，坐县长的车回来的，县长站在台子上说你们村儿遭灾的事政府都知道了，我们已经研究决定每户补贴2000块，帮助你们渡过难关。村民高兴的像是死去的娘又活过来似的，刚还是死寂，刹那间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了。四婶就坐在她家的青石板上，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后来才得知，为了这笔补贴，四婶一个人在县政府门前跪了整整一天，起来时腿都不会打弯了。

   就这样，四婶又留下来了，人们既不对她称道，也不贬低她，只是隐隐觉得她是号人物。四婶和四叔也便就这样平淡的过了。四叔照旧和他的灰，四婶依然摆她的木条，赖赖却是一天一个样的往上长了。都上一年级了，他怕四婶不怕四叔，因为他比四叔跑得快，更因为四婶打起他来从来手不不留情的。四婶还给他取了个学名叫薛冬青。

                           6

   空闲时，四婶还是会跟奶奶学做针线的。奶奶和我都是她故事的衷心的听众，还好四婶大都是在我放假时候来我家，这样一来，我便能将她的故事叙述完整，也好对大家有个交待。尽管这个凉白开一样的故事可能已经把你拖得昏昏欲睡了。

   那就还得从石匠卸的那捆竹子说起。这捆竹子后来变成了一张竹床的零部件，而送竹子的石匠成了一对新人的老丈人，这对新人就是就是韩三月和卞超凡。石匠去林子里回来一趟后，明显变老了，眼里经常塞满眼屎，说话慢腾腾地，有些迟钝，常常一看一个东西就是半天，像是想啥要紧事似的，要么就开口就是：喋喋不休地给人讲乐山大佛，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听的人都快会背了。终于有一天早上，他躺在床上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把腿能伸多直就伸多直，死了。四婶哭了三天三夜，在这世界上，她再没有爹了，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儿了。除了眼前这个瘦弱的男人。

   四婶说卞超凡是个好人，因为全村人都说卞超凡是好人。他也是全村最斯文的男人。同女人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的，看到有少妇坐在门口喂奶他就远远地回避。全村的男人大都将他奉为上宾，因为他从不屑于同他们淡论农田水利床头床尾之事。他是文化人，文化人说话都是闪烁其辞的，还夹着一些村民听不懂的新名词。这大家都知道。

   多年来，卞超凡有个愿望，那就是让丰登村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穿着干净的衣裳坐在镇子里那亮堂堂的初中教室里，而不是背着竹篓光着脚丫子出没在山上的林子里。而要想实现这些，就必须说服村民，让他们交出自己的孩子，专心坐在丰登小学里念书。村民大多是不情愿的，他们送孩子上学只是出于给卞超凡面子。因为卞超凡办的学校是不收学费的，由此可见卞超凡确实是个好人，是好人就得给人家面子，不能冷人家的场。

   卞超凡还抽空教四婶识字，为的是让四婶也能给孩子们代课。四婶对知识是不感兴趣的，可既然是丈夫说了，也就不好意思推托。这样四婶硬着头皮学了一段时间，居然能给一年级的小学生代课了，教得还挺好。我想这可能得益于她比卞超凡更会哄小孩儿。

   理想不能当饭吃。免费办学可不是说着玩的。家总得有人收拾，地总得有人种吧，卞超凡是不屑于这种粗活的，他在家主要任务是白天回来吃饭，晚上回来跟四婶睡觉，这可苦了四婶，她一个人既要忙里忙外，又要去学校代课，还要尽一个妻子的本分，就是铁打得也快要散架了。可这些委屈硬是咽在肚里不说，在卞超凡跟前也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我觉得为了卞超凡的理想，四婶牺牲得太多。

   过了一年，四婶生下个女儿，瘦得可怜，怕养不活就叫大平。刚好有个科考队来堪探资源，无意中发现还有个村子，就住了几天，当中有个年轻人刚从林业大学毕业，同卞超凡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了几次，被卞超凡无私办学的精神打动。就留了下来，要给卞超凡当副手。这样四婶才是以解脱一心一意带孩子做家务。

   那个大学生叫齐海城，卞超凡招呼村民给他搭了个小木屋，两人经常在里面喝酒聊天，酒是自家酿的，用的是稻谷。

   这一年风平浪静，按下不表。

   又一年，四婶生下一女，同样的瘦弱，就取名二平。屋子一下乱糟糟的。卞超凡不喜欢抱小孩，抱也是象征性搂一把。四婶下地待弄秧苗时，总是挑一对竹筐，大平，二平就放在筐里，找个凉荫放下来，然后转身去田里。往往是过不了十分钟就往回跑一次，因为大平二平的哭声就像天使二重唱，此起彼伏。四婶就像一只孱弱的蝴蝶，在田间飞来飞去。四婶说当时她气得都想把她们一个个掐死。那几亩秧可全是她家的命根子，不侍弄好，半年就要饿肚子。四婶狠了心，在耳朵里塞上两团棉花，任大平二平在地头声嘶力竭地叫，她就是装作没听见。结果这两个小孩长大后就是不会哭，我想可能是她们小时候透支了眼泪储备。

   好在大平一天天长大，长到三岁时候都会帮四婶照看二平了。她照看妹妹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闹就打耳光，一直打到不闹为止。四婶最初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她亲眼看见大平把二平打得直打哆嗦，鼻涕弄了一脸，四婶才感到问题严重。四婶搂过大平，用手摸着她那油腻的头发，第一次用嘴而不是用手告诉大平说，姐妹都是骨肉，肉连肉打不得。

   就在大平放弃对二平施暴的若干天之后，四婶又怀上了，九个多月后，生下一子，全家欢喜。卞超凡提前十五天让学生放了暑假，回家给四婶做饭，并利用业余时间，给儿子钻研了一个名字，叫卞伟业，四婶后来管他叫小伟，小伟无疑是姐弟三个中获得父亲恩崇最多的一个。

   一家有三个孩子是很头疼的，他们除了吃喝拉撒，还会不干活，最要命的是老生病，特别是小伟，他得病的频率最高，持续的时间还长。两口子光为他都花去了不少工夫。再加上大平，二平，简直乱成麻了。卞超凡一听到孩子闹就拿本书出门了。四婶有时就劝丈夫说，要不咱不教了，就是歇两年再教也行，先把仨孩子拉扯大再说。卞超凡不悦了，说是什么话，人家大老远来放着大学生不当还来教，我有啥理由不教，我不教谁教，你忍心让这些正上学的学生放下书本回家挑大粪，那咱这穷山村什么时候才能修上柏油路，才能住上平房，四婶不吭声了，大道理总是能让小生计无地自容，说了也不顶用。

   丰登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已经到镇上读初中了，有一个叫刘英明的学生脑瓜特别机灵，上了不到一年就直接跳到初三了，为此卞超凡深感欣慰。这已经是齐海城呆在村子里的第四个年头，对这个村子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他确实喜欢这村子，这儿除了穷，几乎没啥不好。山水好，空气好，人心好。不会为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闲扯淡。但旅游和安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态，苦难可能会被局外人当作艺术鉴赏，却让当局者茫然无措。齐海城有这种感觉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有时候发现自己这几年队了多教会一些孩子写字和多钓了几条鱼之外，别无所长，年龄倒是走了四岁。前些日子，他一个大学同学翻山越岭来给他送信，说他大学时的女朋友等不及他，跟别人结婚了。这对他打击很大，虽在意料之中，没事时他就一个人坐在小屋里反思这四年来的生活。发现一切都索然无味。他想走，但在待他如同亲兄弟的卞超凡面前，他开不了这个口，在一群叽叽嚓嚓的把“齐老师”叫不离口的孩子面前，他开不了口，他甚至对自己都开不了口，仿佛就像是自己要背叛某种伟大的东西似的。刚好在这当口他上山又中了漳气，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全村的人都来看他，有的拿鸡蛋有的拿肉，他几乎要把这看成是对他最后送别了。好在吃了几剂药病就好了，他却睁大眼睛对卞超凡说他要回去，他说这几天做梦经常梦见他的爸爸妈妈。卞超凡说你啥都甭说了，我都知道，你回去我不拦你，可你得答应哥一件事，帮我培训几个像样的老师算哥求你了。齐海城笑得像个孩子。
半年后齐海城走了，再没回来过。卞超凡也变得郁郁寡欢，动不动就喝酒，喝完酒就大骂齐海城不仗义半路走人。酒醒时四婶就把他的醉话重复给他听，他就狠命抽自己嘴巴子，吓得四婶以后再不敢说什么，大平二平和小伟都在墙角瑟瑟发抖。

   也不全是坏事，那个叫刘英明的聪明豆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师，两年毕业后，又分到了镇教办室。也就是提起他卞超凡才会神采奕奕。

   余下的学生大多不成材，他们在学校要么打别人，要么被别人打，也有抽烟，逃课的，更有干脆上着上着不上了，跑到广东深圳去当童工。以至于校方一听说是丰登小学的应届生就头疼。卞超凡也头疼，他一头疼就心情不好，一心情不好就喝酒，一喝酒就打人，刚开始是打三个孩子，后来连四婶也一块打，四婶知道他委屈，就忍着，也晓得他酒醒了就懊恼，哪知他后来打上瘾了，一喝醉就打人，专打四婶，出手也越来越狠，而且也看不出酒醒后他脸上有多少懊恼神色，最后竟成了名正言顺了。

   那是段苦日子，四婶说她那时瘦得像柴禾棍似的，身上到处都是淤积的肿块，晚上一挨床就浑身疼，就这卞超凡晚上还变着法子折磨她。她觉得当时自个就是一头任人使唤的驴子。至于卞超凡眼中那像泪光一样闪烁的东西再也找不见了，他的目光中有的是猥琐和凶残，间杂几分悲壮，却很难看出同情，他征服不了世界就只好去征服四婶。

   四婶说她不止一次盼他改好，但这渴望又被卞超凡一巴掌一巴掌打碎了。他却从不打班上的孩子。他顶多大声吼他们。四婶解释说这是怕学生家长报复，我以为没这么简单。

   四婶也没有反抗过，更何况一个身心疲惫的女人也是打不过一个血气方刚的男的。更何况四婶带仨孩子，还要忍气下地干活。卞超凡还是恬不知耻的回家吃她做的饭，有时成咸了淡了发通脾气。

   四婶也上过吊，被人救下了，没死成，卞超凡拨开人群就朝四婶屁股上狠狠踢了两脚，然后盯着四婶那发青的脸，竟扑在四婶怀里号淘大哭起来，像个刚被人抢去苹果的孩子。四婶心软了，抱着那男的人脑袋也痛哭起来，周围的人都说看来这两人八成是神经了。

   卞超凡真有一段时间改好了，他怕四婶上吊，就整天跟到四婶后头，四婶说你去上你的课吧，只要你能待我好，我就不死，也不愿死。这样他才放心了。但一下课就跑回家里，帮四婶弄这做那，有时还辅导一下大平二平，要么就逗小儿子玩耍。那年丰登的成绩也格外好，有人说县报都要下来采访呢。卞超凡办啥事都变得乐呵呵的。一切都好像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料却了生了一场意料不到的变故。

   镇教办室下发了通知，说是为了使基础教育更上新台阶，也方便学生的统一管理和享受更优越的教学资源，特规定全镇小学无论大小，一律撤销，镇政府将在镇开发规划600亩地，建一所大型中心小学。实行寄宿教学，封闭管理。卞超凡听到这个东西就破口大骂，骂那群狗娘养的乱弹琴。但他还是连三赶四去了镇里一趟，在镇政府前他拦住了一个代表，那代表态度很好，说我们有监督权没有执行权，你去找找教办室刘主任，这议案是他提的，具体事宜也应该由他给你解决。卞超凡在偌大一个镇政府里转了半天，碰到的姓刘的倒是不少，可没有一个是主任。最后总算找到一处宅子挂了“教办室”的牌子，才看到了端坐在黑皮沙发上的刘主任。那人抬起头，卞超凡傻了，原来刘主任是刘英明。卞超凡强压怒火说明来意，哪知刘英明一副官腔说：卞老师我这可不是存心想毁母校，可我总得为全镇十八万父老乡亲着想吧，再说你免费办学又图个啥？咱得符合国家政策。我也知道你日子不好过，这一百块钱，权当是当学生的孝敬你的一点心意，往后，为这事你就别再闹了。卞超凡接过那一百块钱，当着他的面撕成一片片，然后用力砸在刘英明脸上，转身气呼呼走了。

   卞超凡回家喝了斤半酒，又变成了疯子，还没等四婶缓过神来，就抓起四婶痛打了一顿，就像是狠命抓把扫帚扫地一样。

   这次是绝望了，无可救药的绝望。

   四婶打定主意离家出走，她就跟一个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打听。那人说你去河南吧，河南那边煤多，钱好挣，你到那边找个对你好点的，别窝在这儿遭罪了，四婶问咋去，那人说见了煤车就扒，看见大煤矿就到了。

   四婶就带上几天的干粮，连件换洗的衣裳都没拿就出发了。他以为河南很近，只是扒几个煤车而已。结果她连扒了六个煤车都没能到河南。中间还碰上了人贩子。算了，四婶吃得苦够多了，人贩子这段我就不写了，但必须叫你知道，不然显得我不够尊重客观事实。反正是有好人帮助把四婶救了出来，然后给她指了一条正北的大路，她看到一辆煤车就扒了上去，没多久就饿晕在煤堆里，那是俺许昌的一辆煤车，司机把车开到俺村公路边上撒尿时，发现了四婶，他就上去摸了摸，手脚冰凉，以为死了，就把四婶抬下来扔到路边。于是俺四叔便半路上拾了个媳妇。当然，有关司机的描写，也是我的猜想，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你看出来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已经穷尽了我有限的想象力，不过，后来真有个放羊的在那个傍晚四婶躺过不远的地方，闻到一股尿臊味呢，我是没这个机会了，因为我听到四婶陈述这一节时，那泡尿已经被白白的蒸发掉了，我去时只看到一棵在风中摇摆的野菊花，小得很，白色的。

                           7

   至此，我的叙述完趁了一次汇合，就像当年红二和红四会师一样，当然两者的意义不可能同日而语，四婶的意义也不能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只是四婶的过去与现在重合了，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甚至觉得有必要请自个儿吃顿饭。因为叙述四婶让我花去了好多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四婶的脸变成好多张脸，我伸伸手却抓不住她们，甚至连我最初想表达的那个四婶也不知跑哪去了。现在我的叙述快要终结了，我觉得我有权获得几分钟唠叨，反正你也不止一次昏昏欲睡了。好了，你要阻止我闲扯淡了，你想要我说出这故事的结局，或是说说四婶的将来。

   四婶的将来注定是在飞扬的尘土上，就像是一粒尘埃。可以说自从经历了“养猪事件”之后，四婶的生活陷入了平静，她就是在这平静中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博得了奶奶的同情，眼泪甚至偏爱（尽管她无此目的）。然后她又与奶奶合作套了好多床被子、衲了数不清的衬底、织了好多尺布，当然她也下了好多次地，洗了好多盆衣服、掰了好多车玉米。直到有一天大家惊奇地发现，他们己不把四婶看成外乡人了，也少有人再叫四婶破鞋。四婶安稳稳地在家里种菊花，领着赖赖串亲戚，人们已经记不起四川与四婶有啥关系。

   这种平衡直到后来被另一个外乡人打破。

   那人是四婶的老乡，也是从丰登来村里出来的谋生的。他并不是专门来寻四婶的，他是来专职挖煤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村周围的小煤矿太多。他认识好多我们村的村民，他们是工友，从他们口中他逐渐听说四婶的消息，便来村里打听，并且和四婶走了碰头，四婶刚开始还避开他，可又不能老躲着，最后只好将他让到家里问问那边的情况。

   那人说，四婶走之后，卞超凡酒喝得更厉害了，只是他不再打孩子了。村子里的小学生也不知由于啥原因没被撤销，卞超凡却再没心思教学，他满村子游荡，走到谁家门前就进去吃饭。三个孩子出门捡破烂了，为的是混口饭吃。卞超凡的身子越来越弱，最后竟倒在街上，刚好那天刘英明开着面包车回家，就把他送到医院里，检查出来，医生说了，酒喝得太多了，肝硬化。得了病的卞超凡反而看得开了，他不再喝酒，而是领着三个孩子上镇子要饭。有人问他要不要帮忙找找四婶，他连连摆手。四婶听到这儿已经哭成泪人了。（以上这些都是后来听四叔说的）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四婶梳洗了头发，背了个旅行包，花三块钱到县城，再花五块到许昌，最后转坐火车到四川。四叔和赖赖都站在路边朝四婶挥手，这场面感动了在场的好多人。

   至于四婶到那边过的咋样，我是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四叔过得不咋好，走起路来更罗锅了，并且没有以前那么那么自私和爱耍小聪明了，让我很不习惯。但有一点我是晓得的，只要有人跟赖赖打架，四叔是不管对错，都要将那人或打或数落一顿的，人都说他护短，他就双手叉腰说，我他妈就护短，你能把老子咋着吧。

                            8

   尾声——

   过年时，我在街上溜达，看到一群小孩子围着圆桌推饼（一种农村新式赌博游戏），我叫过一个小孩儿问，想学点知识。他说你别问我，我正看呢，赖赖刚从他妈那儿回来，身上有钱，他们仨正积他呢。我看了一眼那仨小男孩儿，大约十一、二岁年纪，还正稚嫩地很哩，可表情上却俨然是群老赌棍。那一副认真的神情不亚于“千王之王”中的“赌王”石志康。我仗着个子大强行把赖赖拽出来了几十秒钟，看他穿了身崭新的名牌运动服，山寨的。

    “你见你妈了？她咋样？”
 

    “没以前齐整（美丽漂亮）了！”

    “你妈都给你说啥了？”

    “可多……”

    “你见你……”

    “你快别问了，我烦到死喽，他妈的快输光啦！”

    赖赖打断我的话，悻悻地转身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