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他们对孩子的影响是终生的。只是因为本书是为女儿们写的，所以才更强调了做母亲的资格。

自觉取得母亲资格的重要性

想到要写这个做母亲的资格问题，起源于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那是反映北欧青年生活的，他们很多人到了已婚年龄都不着急结婚。在中国记者采访他们，问到为什么不选择结婚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提到这个观点：每个人都有做父母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做父母的资格。这种资格的取得是需要自觉地努力去获取的。当时看到这段文字，给我的思想带来了相当的震动，这是我们中国很多人不但没有引起注意，而且还很忽视的问题。

现实中很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父母们总是这样认为：多生一个孩子无非就是吃饭时，饭桌上多放双筷子、多加个碗而已。但是人的成长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不能仅仅是让孩子活着。孩子不但有生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养育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不高的人口大国，尤其需要倡导这种“做父母还需要有资格”的意识和观念。

这里谈的要自觉地取得做母亲的资格，不是说你要实际生了孩子，才需要这种资格，而是每个女性在其成年的过程中，都要注意培养自己这样的资格意识和实际的资格能力。因为孩子既是单个家庭的，也是全社会的，家庭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给予孩子良好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很早就注意到了母亲对子女的影响的重要性。在李光耀先生出任新加坡政府的资政时，为了防止新加坡的天才储存量下降，政府介入了婚介（婚姻介绍）事业，帮助女大学生与男大学生联姻，而且国家还制定政策或法律给予女大学生一系列的优惠，比如女大学生多生孩子可以加工资、减税；女大学生的孩子在入托、上学、就业等方面都享有多多的好处。

好处和优惠只给女大学生，并非重女轻男，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促使新加坡政府这样做。一是，孩子与母亲有天然的生命联系，从怀胎、生产、哺乳到抚育、教养等，母亲几乎是全天候地与孩子在一起。母亲的品性、情感、个性、思想、才智等智力的和非智力的因素，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母亲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层次决定了母亲的育儿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她有意或无意灌输给孩子的东西不同，所以女儿的缺陷往往折射出母亲的缺陷。很多母亲为孩子身上存在的弱点或缺点着急，认为是孩子不理想，不听话，其实深层的原因往往在她们自己身上。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早期人生经验对他一生人格的形成极为重要。家庭是孩子与外界建立最初联系的天然场所。孩子与母亲或与照顾他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人整个心理发展的根源和基础。所以作为个人来说，一般认为母亲的影响超过父亲；作为社会来说，母亲对民族素质的影响也很重要。德国学前教育家伏卢贝尔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母亲素质的优化，会导致民族素质的优化积累。现代教育学研究成果也显示孩子的智力更多遗传于母亲，母亲真的是塑造孩子未来的天然艺术家和教育家。

二是，华人社会中很典型的男女两性的择偶心理不同，即存在男高女低的价值取向。这里的“高”不仅仅指个子，更指才学、地位、本事。给女大学生优惠，则可以保证这个家庭的父母双方的素质都高，但是给男大学生就难以保证这个家庭的父母双方的素质都高。因为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难以接受在学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比自己差的男人做丈夫，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却未必都会对作为结婚对象的女性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上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还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男性的心里。君不见，目前许多高校为了吸引博士、博士后开出了大的筹码，但是在引进了这些博士、博士后的同时，也有令这些学校头痛的事情，这就是如果他们的妻子只有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凭的话，在大学里怎么安排她们的工作？其实，女子无才也未必有德，既无才又无德的女人是很可怕的。

我国很早就有教育家提出：一方面社会要尊重母亲；另一方面，社会和民族也要对母亲提出一些高标准的要求。这里的“高标准的要求”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对资格的确认。法国著名文学家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这样高度评价妇女：“她们造出人、庇护人、养育人。最重要的是她们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她们在提供肉体生命之后，又给予了精神生命。”

当然并不是说，高文化水平就必然与母亲资格的合格性相吻合，但是文化水平在取得这种合格性资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才有明智之人提出，要专为女孩子办希望小学。教育好了一个女孩子就等于使一个未来的家庭有了走向文明的希望，教育好了所有的女孩子就等于我们的全社会都有了新的希望。我们的民间谚语也有同样的表述：一个好媳妇，三代好儿孙。因此，如果能使所有的女孩子都在成年之前有这种自觉培育自己的母亲资格的意识的话，那我们未来进步的步伐将会大大地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