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庆恒的故事

(2010-07-25 13:40:45)[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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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今天，是父亲的忌辰，他老人家离开我已经三年了，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动笔几次都觉得难尽人意，后来也没有勇气再写。今天，借着追寻宁波崇本堂张家历史的机会，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用父亲自己的记载，整理一下，算做我对父亲的纪念吧。下面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父亲张庆恒的故事

   出 身

   我父亲张庆恒，是宁波鄮西崇本堂张家的第12世孙，所谓“洪应文，承嘉光，积善家，有馀庆，坤载厚，乾健行，贞元会，世永昌”的庆字辈的传人。老祖宗真是厉害，定一个排行就管好几百年。父亲生于1927年6月28日，小名日新，学名君常，族名庆恒。祖父张树成、族名荫馀,生于1900年3月18日（阴历），逝于1937年9月5日（阴历是8月初一，宁波），祖母黄美梅，生于1899年12月18日（阴历），逝于1990年10月23日（济南）。父亲出生在宁波西门外后莫家漕长弄巷25号，不是张家老屋。崇本堂张家是宁波的望族，父亲的太公是清吏部右侍郎张家骧的五弟张家馯，季良应该是他的字，属7世“兴、立、成”之兴大房张善元之后。

   在父亲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出身一栏填写的是：小商人。我祖父是小商人吗？他的祖父张家馯好赖还是个秀才呢。好像说我祖父干过邮政局的职员，不怎么敬业。

   上  学

   孩童和少年时代，由于上面有三个姐姐的缘故吧，下面接着是一个妹妹，父亲在家里特别地受宠爱，感觉上，多多少少有些唯我独尊、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意思，“离开家以前，没有自己汰过一条手帕。”按我大姑姑的回忆，我们全家大约在1934年到1937年已经在上海生活几年了，后来遭遇日军侵略上海，才被迫返乡，回的宁波。爸爸的小学是在宁波筱墙弄小学上的，当时宁波最好的小学好像是鄮西小学（张祖壬、张建新都是那里的学生）。同学中有个叫陈康立的，后来也在上海混，家里有钱。董文波也是这个时期的同学，他父亲是“宁波日报的总经理，还兼海曙镇镇长”，董文波在宁波一直上完了高中，后又到上海，考上了大学。他为人比较谦逊，和我父亲很要好，经常在马浪路、西安寺路往返。父亲还请他到乐添兴吃过一次饭。

   求  职

   由于祖父早亡（1937年得霍乱暴死），在祖母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想法影响下，更主要的是在家庭生活的重压之下，1941年夏天，14岁的父亲（现在来看，只是上初中的年龄），经他大舅舅黄甄圭（住上海新唐家弄226弄3号）介绍，来到上海昌明钟厂（胶州路419号）做学徒。大舅舅代交了50元保证金，这个保证金，爸爸在1947年7月20日还给了大舅舅，那时与乐俊尧同为学徒。1944年8月满徒时，因为不答应资本家不给工钱再服务一年的要求，先后考到上海大公机器厂（江浦路1001号）、晋隆电机厂（在静安寺）、南京修械所（沈福林介绍、纪炳文也是这个时期的同事）当车工。1946年6月12日，又经大舅舅介绍，到上海振兴毛纺厂染部做修机工。爸爸那时的一个地址是：徐家汇路491号，张君常。1950年2月开始，刚解放不久的上海，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几次轰炸，工厂停电，大批产业工人陷于失业状态,许多工厂遣散工人。经大姐夫顾祖恒介绍,10月12日,父亲来到济南第四机器厂工作。

  奋  斗

    父亲14岁就开始奋斗了，确切地说是谋生。1947年，在大姑和大姑父（夫妻都是地下党）的鼓励下，爸爸不断地在上夜校，限于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上的断断续续的，主要是学英文和国文，“以前的高才生现在只能在及格线上徘徊了”。父亲还每天坚持写小楷，记日记，我感觉这是个了不起的举动。一个普通工人，当时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般都得做“延长工”，实际上得干14个小时，还要经常地做“礼拜工”，工作强度特别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还能积极上进，买《大众哲学》《青年人生观》，十分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给我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现在，在父亲去世三年后，我才真正地明白，父亲为什么给我的感觉一直很乐观了，他似乎从来不发愁，那是因为：他过去受的苦难太多了。

   父亲发愁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那是1990年10月份，21号是个星期天，侄女在家跑来跑去的瞎玩，突然她跑到妈妈跟前说：“奶奶奶奶，我老奶奶快死了。”当时妈妈很生气：小孩子瞎说什么，老奶奶不是好好的嘛。22号，父亲心事重重地找我商量，他说：“你奶奶对我说，她说今天死也行，明天死也行，我担心你奶奶是不是要瘫痪呀？”我说：“你不用担心，要是真不好了，在床上起不来，我和你一起伺候奶奶。”其实祖母一直都是自理的，除了老年青光眼看不见东西，别的没什么毛病。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23号早上，祖母还吃了一碗饭，到中午快11点时，我看到奶奶的嘴角在流血，赶紧找来医生，祖母其实已经走了。

   1947年快过年时，祖母让人捎信，让孩子回家过年。父亲已经6年没有回宁波老家了，父亲觉得：“乡下人的眼光多势力，我没有钱，绝不愿回去。”他是怕人瞧不起呀。

   留在上海过年，去了大舅舅家，按照大舅舅的意思，又去了十一年不登门的小舅舅家，主要缘由是去“拜外公外婆的岁像”。因为父亲那时能自立了，我“不靠别人吃饭”，“也得到了例外的客气”。后来，小舅舅的一个女儿嫁给了父亲工厂里的李先生，这个李先生是染部主管，是父亲的直接上司，他可没有少折腾父亲。

   第二年过年时，父亲实在不忍心祖母的翘首期盼，乘“江雲轮”回到宁波老家过年。“大哥回家了！轰动了整个屋子，珊姐、养吾都出来了，拎皮箱的、拿铁床的，顿时热闹起来，祖德长这么高了，真也不认识了”。一家人欢天喜地，特别高兴。还见了董文波、他哥哥学暄、姐姐菊菊，范家婆婆、祖训叔一干人等，“又到了亨六巷当年的老房子”，踏上了“那熟识的红石板、青石板，我的父亲、我的祖父都曾在这些石板上留下了数不清的足迹，还有右边那拱卫的大石桥，我幼年曾经在这桥边钓鱼，在这河里划船”。

   初一那天，父亲“先到老屋大厅去拜像岁”。面对着老祖宗的遗像，面对着慈禧太后御赐的“砥德砺才”牌匾，父亲说：“我在外面做事情，不出卖朋友，不伤良心，贡献自己的心力，服务社会，挥洒自己的血汗，换取生活，和饥饿挣扎，抗逆流前进，我无愧于心，对得起老祖宗，我还该继续的”。老屋等一会，“大家集合了乘船到祠堂去拜祖宗”，当时“人比七年前少了四分之三”，因为：很多张家后人都去外面谋生了。

   足  迹

   在上海工厂的那些年，大木桥、大木桥路、徐家汇、徐家汇路、襄阳路、襄阳南路、外白渡桥、黄河书店、愚园路、霞飞路、爱多亚路、北京路、八仙桥、派克路、七浦路、打浦桥、中正公园、中正南二路、狄思威路、库伦路、杨树浦、建国东路、福州路、平凉路、临青路、永德里、锦德里、南阳桥、林森路、林森公园、林森中路、求益书店、复旦大学、震旦大学、新世界、永固商场、红宝商场、金都大戏院、杜美戏院、皇后大戏院、黄金戏院、南市、泰山路、四川路、上海路、华山路、五原路、恩派亚路、雁荡路、思南路、复兴中路、复兴公园、金陵路、善镗路、二马路、前线日报、新夜报社、长乐路、沪西、长寿路、建业里、曹家渡、外滩公园、老西门、南京西路、土山湾、兴安路、亚尔培路、复兴园、迪化中路、新新街、中华路、大富贵酒家、东长冶路、新闸路、城隍庙、金门饭店、恒孚印染厂、顺昌路、庆福钟表店、西藏路、鸿翔车行、东馀杭路皇母宫、庐家湾、吴淞路、亚尔培路、日晖巷渡口、北蔡镇、浦东、虹口公园、河南路、河南中路、龙门路、龙门书店、提篮桥、庐家湾分局、常熟分局、永嘉路派出所、周浦、锦得里、洛阳路、陕西南路、菜市路、金陵东路、海宁路、中山公园、交通中学、唐山路、肇周路、绿野饭店、思南路、山东路、胜利照相馆、东长治路、斜徐路、圣兴街、新华药房、四明银行、国货公司等等都留下过爸爸的足迹。

   娱  乐

   父亲的特点：比较高傲，不肯向富人低头，爱学习，悟性高，肯钻研，有毅力，有点成绩会目中无人，嗓门大，能喝点酒，对富人非常痛恨，包括自己的亲戚、族人。当年家中遭难，生活极其困难，他被祖母派去向族人求点施舍时，受到了许多的白眼和冷嘲热讽（2022年2月17日补记，二叔和三叔因为没的吃，吃酒糟后中毒，双双躺在路边，过路的人都说，这两个小宁（孩子）快死了）；父亲的小舅舅对自己的亲姐姐像陌生人一样的态度，也让父亲非常之不爽。

   当时的工人阶层，因为生活穷困，工作异常的单调乏味艰苦，常有偷盗、豁拳行令、赌博、“吃豆腐”的事情，还有的会有事没事的干些“狗皮倒灶”的事。特别是聚众赌博，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宿舍里上演，“三天倒有两天是通宵，工会的负责人，现在成了赌台上的忠实干部”，大呼小叫的，搞的不赌博的人睡不好觉，爸爸非常愤怒，大发其火。一些本质不错的很年轻的工人也参与其中。哎。

   爸爸的娱乐不多，有时打打乒乓球（土制的乒乓板。张政馀四明银行的回忆文章中，也有几处提到打乒乓球，我觉得很亲切，张家人很多会打乒乓球，我哥就是一把好手呢），在马路上踏自由车（自行车）疾驰，看新上映的电影，参加过高承尧、王颂瑞等同事的四五次婚礼，有时和工友喝点五笳皮、绍酒，借酒消愁。有一次到曹家渡刘文宝家里喝酒，“‘江阴名酒’实在名不虚传，黄澄澄、蜜蜜甜，喝在嘴里，喜在心里，不知不觉的一碗又一碗，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喝了几碗，这时候我觉得勇敢得多了，有话敢说、敢笑、敢骂。我心里很明白，酒吃醉都是假的，哪个醉汉会买一只棺材抬到家里？”

  痛  苦

   “一向以来，被压迫的劳工大众，就是这样生活着：做一天，吃一天，家无隔日粮”，当时工厂的工人们“整天到晚，汗流浃背的生活”。工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小病还好，抗抗过去了。要是不幸生了大病，基本上就要失业了。生病请假有制度：“停一天要扣两天的工资”，你必须找人替工。“就算像我不生病，每天像牛马般的做到关饷。钞票领来，只两个转手就‘没得’了（指汇家和买东西）”。

   1948年6月15日：“吉彩姐这次生了这许多日子的病，又用了许多钱，她虽然没有讲，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我该义不容辞的帮她。晚上放学回来，我交给她300万元，她始终婉却着，我对她说：只有穷人才能懂得穷人的痛苦，这些你收下做路费吧”。后来，她病愈上班一段时间后，把钱还给了父亲。

   父亲那时经常眼睛痛，1948年3月21日，左眼又有些红了。刘文宝说：“有毛病要好好地请个医生看一看，吃几服药调养一下”。父亲可不是这样想的，“提起那位厂医，一肚子的气变成了二肚子。假使现在去看，他一定会问，几时发起的？有几天了？早些为什么不来看？打着标准的江北官话，一顿排头一吃，再服服帖帖的替你滴两滴眼药水，最多再弄几颗不二不三的万用药丸吞吞，好了，去吧。这样的医生找他也是多事。大姐叫我到外面，去看眼科医生孙镜阳。工作时间，请假第一件麻烦，还要挂号、侯诊、付钞票，还有不一定马上会好。穷人，还是省省吧”。这就是当时普通工人的心理状态。

  上海振兴毛纺厂的经理是薛祖恒、厂长是朱文焕，还有一个杨绍震副厂长，常州人。工厂大约有300多工人，男工女工都有，女工中有个H君，和父亲特别地谈得来，他们经常在一起说话，交流思想，接触比较多。H君茕茕孑立，孤苦伶仃，“思想没有寄托，灵魂没有归宿”，一直“想找个能指引她的领导者”，“不止一次的隐隐约约地示意着我”。她对父亲说：“在这个环境中，只有你才是最能了解我和关心我的人。”父亲劝她该找一个归宿了，她说：“人海茫茫，社会险恶，叫我到哪里去找呀”，“我现在像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小舟，随波逐流，到哪里是哪里”。父亲非常同情她的“幼稚、坦白、真挚、以及坚强的学习精神”。可是他们“之间始终维持着相当的矜持，她不来招呼我，我也绝不会理她，在厂里碰到了，笑一笑，点一点头就走了。”父亲曾经想“用一席话改变她灰色的人生观，可是结果是失败了。”H君悠怨地表示：“送上门去是不值钱的。”后来她离开了这个工厂，回到了浦东。父亲对她不曾有超出友谊的表示，只是把她当成亲人一样的来对待。

   1945年后，大姑、二姑、三姑都已在上海生活。祖母和二个叔叔依然在宁波老家生活。父亲目睹了二姑姑柴米夫妻的生活，两个孩子的出生，给二姑带来了失业，夫妻二人牛衣对泣，过得很艰难，“结婚太可怕了”是父亲当时的感受；目睹了三姑的家庭战争，“二眼泪注注的”，三天两头地被打骂。“可是，我还正有我的理想，我可不愿使我以后的生活就为面包的获得，失去了真意义，何况在物质条件与日俱下的现实下，更不愿串演这种平凡的悲剧中的主角。”那时的父亲，生活上捉襟见肘，还要照顾祖母和两个弟弟的生活。父亲特别怕失业，“因闹罢工而被开除致失业所尝到的痛苦，使我不敢追忆，还有家里的妈和弟妹们再靠些什么呢？”这可能是父亲不想过早地进入婚姻生活的一个原因。

   那时，“物价拼命的跳，大天的涨”，1947年，“2月份，我的收入是36.7万元，可买呢绒五码半，10月份收入是179万元，只能买呢绒二码半还不到。”到1948年1月份，工资是317万元。然而“法币身价与时俱贬，放着干嘛，赶紧脱手啊，先汇家270万”。4月份工资涨到702万了，象塑料发泡一样发毛。由于工作紧张，不好请假，“晚上放了学又来不及，差不多连去买东西的时间都没有，而等到星期天会贬值很多”。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推行金圆券，“金圆券不能在手中停留，要将它立刻化为物资，否则吃亏就是活该”。后来，实行限价，造成了黑市，1948年10月，上海成了一个死市，抢购风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从绒线开始，“接下来就抢购呢绒、棉布、百货、日用品等等，再到后来连锡箔、寿衣、棺材，死人用的东西都成了抢购的对象。”恐怖呀。1949年3月31日，米价8万一石，到4月5日，就成19万一石了。这样的日子也确实难过，国民党政权不完蛋才怪呢。父亲每次汇回家的钱，等到了宁波差不多就贬值一半了。

   要说那时绝对的一无是处，也不见得。当时的大上海虽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也举办过农业展览会，在文化教育上也是领风气之先，有其独特之处。二叔叔当时就说，宁波没有夜校可上，他想来上海做事。另外，在8月27日孔子的诞辰日（现在说孔子的诞辰日是9月28日，8月27日是不是说的是阴历呀），还放假一天呢，这个做法真是不错，今天应该借鉴，现在端午节不是也放假了嘛。不过，端午节放假有点想后发制人的意思，是在用周易八卦图案做国旗的韩国，在联合国申请成功了端午节为他们国家的世界文化遗产后，才有的中国人端午节放假一说。孔子的诞辰日为什么不放假呢？孔子的地位总比屈原高些吧。

  名  录

  从1947年到1950年，父亲认识和接触过的人有（部分）： 

  张省三、张如观、张祖训、张建新、张  筠、张小美、闻忠仁、宋友林、刘文宝、乐俊尧、高永尧、黄根大、蒋吉彩、顾金根、陈鹤卿、杨力生、纪炳文、史鸿康、王颂瑞、懂学澜、王震宇、王振猶、陈林康、沈寿恩、孙  伟、傅立樵、唐裕明、司兰生、戴元成、李朝祥、钟子义、杨绍震、杨炳成、周顺汉、戴通良、李振华、谢顺生、汪贤孝、赵青田、田树德、赵德顺、谢公盛、徐继业、朱景斌、李玉棠、顾德祖、鲁小林、吴祖根、吴梅生、姚锦如、黎青生、黄国梁、童华鹤、俞锡芳、任志杰、严金郎、朱文标、乔  装、洪就连、关子申、杨立人、林星甫、王春槐、高承尧、储  强、陈佩芳、朱  炳、唐义新、张翠英、沙延贞、蒉和来、方如升、蒋  英、黄洁如、张三妹、杨志棠、江恒松、赵秀芳、赵亦农、张银娥、顾正章、施振芳、许炳山、蔡梦周、徐  洁、胡秋原、谈小根、丁荣恒、朱  斌、杨炳盛、唐君义、尤秀娥、张志英、陈永祥、汤桂芬、李凤定、金家骧、顾树琴、周宝林、黄仁齐、池永炎、陈真和、张筠倩、曹惠珍、陈宝珍、杨保荣、黄瑞堂、黄锦堂、黄雲生、黄次法、黄荷凤、许玉秀、顾寿敏、李根江、蔡镛鑫、姚兰珍、朱秀凤、阿丽丝护士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父亲在上海时的照片（1950年前），右二为我父亲张庆恒

   解  放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积极参加护厂运动，情绪高昂，忙得马不停蹄、不可开交、夜以继日。5月20日，“照理，别的厂都由厂长来领导的，我们倒变成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于是，我草拟了一张激昂的公函，征求职员参加，晚饭后集合了报名的工友开会，分划了救护队和纠察队，两个队的负责人也选好。”5月21日，“参加的人数，名单，由好几个人帮同分划抄录，编好了组，是纠察队六组，救护队四组，消防二组，总数有一百多人。”每天组织大家巡逻，保护工厂设备不受破坏。5月25日，“天亮了，人民盼望的天亮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大上海解放了，人民翻身了啦！工人、无产阶级作主人啦！”也许是太激动的原因，父亲把这一天的日记时间写成了“4月25日”，之前之后都写的是5月。

   5月30日，上海振兴毛纺厂会员大会召开，父亲被第一个提名，按照表决方式，最后一个表决，在300多人的大会上，几乎是全票当选举为上海振兴毛纺厂工会主席，这是父亲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11月27日，父亲又被选举为上海毛纺工会委员。那几个月，父亲经常参与组织工人去搞大游行，有时会冒雨游行，工人翻身做主人后，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当时的工厂主要是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共产党的代表蒋英，实际上掌权，资方代表杨炳成厂长，再就是劳方代表工会了。但这时的工会和旧工会已经明显不同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厂长分庭抗礼，至少杨厂长在表态上已然很客气了。

   也许是有某种关联吧，1949年12月6日，父亲工作时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在修理缩昵车压板轴时，脚下的搁板突然断了，父亲身体向外重重地摔下来，左上臂骨折，旁边的王春槐大吃一惊，急忙送往广慈医院。天主教的法国嬷嬷为父亲打吗啡针，林医生和法国医生等五六个医生操着听不懂的法语，共同为父亲动手术，左臂上被打上了马蹄形的钢条。很多同事轮流着请假来看他，姚爱琴、顾树琴等还像亲姐妹一样地给父亲喂饭，让父亲非常感动。

   恋  爱

   在这里，父亲遇到一位L护士，是位洋楼出身的富人家的小姐，后来她成了父亲真正意义上的恋人。奇怪吧，一辈子痛恨富人的父亲，最好的朋友董文波就是富人子弟，现在又爱上了一个富人家的小姐。病房谈话中她说到，“准备去嘉定替三万多患血吸虫病的解放军治疗”。父亲说：“那好极啦，为解放军服务是顶光荣的。”L说：“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医学界是顶中立的，解放军喊我们固然去，国民党叫我们也是一样的去。”父亲愕然，无言以对。不过父亲出院时，还是忍不住在晚上12点，在L值班时，给她第一次打了电话。

    1950年10月9日，父亲离开上海，来济南第四机器厂工作，到1951年5月5日，7个月时间已经收到L的25封信了。

   1951年春节，父亲回上海过年，2月12日，和L两人去南京路“先施公司兜圈子，L问我要什么？我什么也不要。出来到国际饭店吃饭，还是那三只菜：什锦冷盆、糖醋排骨、三丝汤，她要我像第一次那样痛快地吃，可是，我没有第一次时的那个心情，吃不下”。L好像是家中唯一的宝贝女儿，她“梦境中嫁给了一个带帽子的工人”，她喜欢父亲带帽子的样子，她“绝对不要嫁给国民党的军官，因为军官哪有不贪污的？”回济南后，2月17日，L信中说：“为了爱你，我听到了从未有过的批评。为了爱你，我要离开。”4月2日，父亲收到L从杭州发来的信，“她玩了灵隐、北高峰、岳王坟，荡过三潭映月，说是名不虚传的胜地，她说‘你一定不会忘记今天是我的生辰日，真想不到21岁生辰在霞飞路绿野饭店，22岁生辰却到杭州天外天吃饭了。为了纪念我的生辰，我用一刻种，给你写封信。已经让丽苹骂了，因为有的人已经睡着了，她们笑我写情书这么勤奋，其实真是天晓得’。”后来L积极请战，去了东北通化市，参加了上海志愿医疗队4大队。路过济南时，她下车在市里转了半个小时，但是没有通知父亲知道。

   父亲来济南工作后，特别繁忙，除了正常上班，还要加班加点，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还是党的宣传干事，负责工厂的新闻报道，经常在《劳动报》、《大众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济南第四机器厂的新鲜事；还是工会干部，负责漫画、宣传画、开大会的标语口号（父亲学大字、学漫画非常快，原来是练小楷的）的制作、包括会场的布置、借扩音器、话筒等等；他还特别善于学习，来济南不出三个月，就学会了济南话“拉瓜（聊天）”、“捣古”、“拔腚（走人）”等方言。

   1952年2月3日，父亲收到了L的信“当我看到这熟悉活泼的字迹时，我在猜想，这次该寄雪景照片来了，我赶快把信打开，有了，小小的一张全身照，她，抗美援朝前哨的白衣战士，我最可爱的人，胖了，锻炼得更美丽了，她带着大皮帽子，穿着大衣，很厚的大衣。她告诉我服务期到二月底结束”。

   L由东北返回上海，将路过济南，父亲接到L的信，从3月9日开始，到16日，在济南火车站连续等了七天，期待那激动人心的重逢时刻，只有12日那一天，工厂惩治贪污份子，工作脱不了身，没有去。3月9日，“呜！的一声火车叫把我叫得神经紧张起来了，如果她现在到了怎么办？我几乎不敢相信车站服务处说的‘七点五十一分到济南’。我一骨碌翻身起来，洗洗脸，兴冲冲地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大钟的指针才到六点十八分。”那些天，火车站的人都认识父亲了，“每天来接客人，老是接不到”，父亲自己都觉得很好笑。直到第7天还是没有等到她，“今天去等了第十次列车，回来的路上，脚步异常沉重。”

   3月29日后，父亲的日记突然中断了三个月，7月6日重新开始记。从那往后，再也没有看到对L的任何记载。

  父亲1951年的日记本应该是L送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版。扉页上有她的笔迹，我觉得还可以吧：“写下了这一年的生活斗争史实  君常同志惠存   朱秀凤 一九五○年岁尾。”

   以下为济南火车站：

   2012年1月7日补记：L后来嫁给一位医生，她大约是1930年生人。如果到现在，应该有82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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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morning2010-07-26 17:19:05[回复][删除][举报]

你把我爷爷的日记仔细整理过了，我还想以后我有时间来做呢，你比我抢先一步哈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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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10-07-27 15:53:42[回复][删除][举报]

回忆祖上的往事有时也是一个乐趣，同时给后人留下一片记忆。顶一下！白六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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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jq93932010-07-27 20:13:09[删除][举报]

谢谢白六爷，是的，我就是有这样的用意：给后人留下一片记忆。最好是信史。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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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10-08-06 17:12:12[回复][删除][举报]

我也来顶你一下，呵呵～   应该还没写完吧，继续啊也就这篇文章看着还蛮有兴趣，其他博文都太枯燥了。继续，学究张－－应该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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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jq93932010-08-07 16:36:14[删除][举报]

应该知道我是谁，谢谢你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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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2010-08-11 11:03:11[回复][删除][举报]

我与大舅的感情很深，但大舅的过去我却知之甚少，有幸在此知道了这么多，这让我对大舅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看到了你付出努力和心血。谢谢你！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