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剧的诞生：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和解”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开篇写：“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两种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存，多半又彼此公开分离，相互不断地激发更有力的新生，以求在这新生中永久保持对立面的斗争。”[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而马新国在《西方文论史》中也介绍道：“悲剧是以日神的一种梦幻世界的美丽幻想，表现酒神的强大生命力与痛苦、灾难相抗衡的激情。它诞生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冲动，是这种冲动‘和解’的张力所构成的形式。”[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尼采进入悲剧问题的讨论，所采用的的并非讨论一般理论问题所使用的“概念”，而是从希腊文化里借来了两位艺术神祗的形象作为象征指代。形象本身的直观性使问题更加生动可感，但它的多义性、模糊性等特点某种意义上也增大了理解的难度。但要想了解尼采对希腊悲剧起源与艺术本来面目的看法，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他提出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这一对重要概念。
日神精神是“制造幻觉的强迫性冲动”[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是个体的人借外观幻觉来实现自我肯定的本能。日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它是光明之神，洒下的光辉使万物呈现美的外观，而这种美的外观本质上却是一种幻觉。在尼采看来，日神与世界现象有关，造型艺术就属于典型的日神艺术，且通过“梦境”的状态表现出来。正是因为现实世界充满痛苦（这种痛苦来源自生存的悲剧，以及古希腊人对自然暴力、命运定数等诸多非人力可控因素的惊惧疑怖），因此人们要通过制造梦幻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最终达到一种宁静愉悦的人生境界，正如温克尔曼在《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中》对古希腊艺术最重要的特点的评价：“……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节制、和谐、静美，这是一个宛如梦境般的太阳王国，其特点有两个：一是形象性；二是虚幻性。
酒神精神则是象征着情绪的放纵，但并非一般情绪，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深度的悲剧性情绪”[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回归世界本体、与原始自然合一的冲动。酒神即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在酒神祭典上，人们抛去尘世道德等一切外在束缚，放纵情欲，忘记个体，享受至高无上的欢乐。对于个体而言，混乱、无序、黑暗本该是最大的苦难，但是因为一切禁忌消失后获得了与世界本源融合的莫大快乐，因此酒神世界呈现出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迷醉”状态。在形式上，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因为它是非形象非概念的语言，相较史诗、古希腊雕塑等着力于刻画表象的艺术形式而言，它更能直接触碰到世界的本质（尼采常称之为“太一”）。尼采也在文中提到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音乐似乎一向被看做日神艺术，但他很快解释道：“……这不过是指节奏的律动，节奏的造型力量被发展来描绘日神状态。日神音乐……那种非日神的因素，决定着酒神音乐乃至一般音乐特性的……却被小心翼翼排除了……”[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在尼采随后举出的例子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悲剧具有类似性的抒情诗。抒情诗人离不开形象，但他们笔下的形象却往往呈现出模糊、跳跃、残缺等特征，不如史诗诗人笔下形象的明朗性与一贯性。这是因为抒情诗最内在的本质是“音乐性的”而非造型性的，日神精神只是诗人不得不用外在语言文字表达意志的手段。抒情诗人令原本无形的东西变为可见，“而在此过程中，原本独立自主的日神式幻想现在成了服务于不可见旋律的比喻或论证。酒神的沉醉于日神的梦幻表现出来就成了抒情诗。”[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在尼采看来，抒情诗尽管诉诸于阿波罗形象，但是却是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体现，更彻底一点来说，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前文提到过，人们具有制造梦幻来躲避现实痛苦、寻求精神解脱的本能需求，可是一旦虚幻的假面被现实苦难所戳破，那么我们该如何继续面对人生呢？这便是酒神精神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日神代表着世界的表象，那么酒神就与世界的本质相关，它要穿越虚幻与形象，通过直面痛苦来触碰更深层次的真实，带给我们更形而上的精神慰藉。
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的顶峰应该是阿提卡悲剧和戏剧酒神颂，因为它们才是“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是两种艺术冲动长期斗争与最终和解孕育出的灿烂花朵。
接下来尼采还专门分析了希腊悲剧中的日神部分，他发现了悲剧情节的非日神本质。譬如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他为了人类盗取天火，尽管有亵渎神灵之嫌，并且他为此付出了束缚在山上被鹰日夜啄食肝脏的代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正是因为亵渎神灵、挽救人类的勇敢罪行而被称作“英雄”。尼采写道：“……悲剧的伦理根据就在于为人类的灾祸辩护，既为人类的罪过辩护，也为因此而蒙受的苦难辩护”[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这种内涵显然是非日神的，因为日神精神追求宁静、克制，然而普罗米修斯却追求一意孤行、极端与过度，这与酒神精神中的“恣意放纵”“追求本心”更为契合。
某种意义上而言，希腊悲剧本质上还是酒神艺术，只是通过日神精神作为手段表现出来，“阿波罗形象是希腊悲剧的外在形式，狄俄涅索斯精神则是希腊悲剧的思想内容。”[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而二元冲动的“和解”即体现在此处。
二、悲剧的毁灭：苏格拉底精神的入侵与泛滥
尼采不满于悲剧固有的崇高意识与庄严性，被世俗现实生活与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小市民式的喜剧所消解，“……原始的全能的酒神因素从悲剧中被排除出去，把悲剧完全和重新建立在费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基础之上……”[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并且他认为古代希腊悲剧的毁灭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渐进式，而是被欧里庇德斯一类的人突然打断了，并最终走向消亡。那么，“欧里庇德斯一类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在《悲剧的诞生》第十二节，尼采这样说道：“欧里庇德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具，接他之口说话的神祗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这是新的对立，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而希腊悲剧的艺术作品就毁灭于苏格拉底精神。”[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尼采还说：“我把科学精神理解为最早显现于苏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信念。”[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格拉底精神其实就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并且在尼采看来，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其实指的是面对生存与死亡时三种不同的解脱方法。日神精神营造梦幻的假象使得精神得到安抚，酒神精神则借助“太一”获得灵魂上的慰藉（“形而上的慰藉”），苏格拉底精神却借助知识和理由免除对死亡的恐惧（比如苏格拉底之死中他坦然赴死，临死前仍旧与朋友、弟子笑谈）。
尼采推崇悲剧，并将之视为最高的艺术，但是他的思想其实是反悲观主义的，他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理解悲剧、触碰真实，以充盈的生命力去拼搏，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这三种精神尽管最终导向殊途同归，都在走向“乐观主义”，但是尼采相较而言更肯定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而对苏格拉底精神表示不满，他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原因，或许就在于他更赞同不可知论，而在尼采看来以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中对于理性认知界限的揭示能够为原有希腊悲剧精神复苏再生提供条件[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也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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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尼采（著）周国平（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正文P2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P313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译序P2-3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德]温克尔曼：《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转引自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P122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同本页注解3.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尼采（著）周国平（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正文P9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黄应全. 人世生存的肯定者[M]，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P21-22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同上《悲剧的诞生》，正文P39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赵福君. 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悲剧思想研究[J],理论观察，2016，（6），P84
[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同上《悲剧的诞生》正文P49
[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 同上《悲剧的诞生》，正文P50
[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同上《悲剧的诞生》，正文P75
[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黄应全. 人世生存的肯定者[M]，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P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