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历史学家怎么研究历史？是继续在故纸堆中寻觅帝王将相的家事遗故，还是走出书斋关注我们今日生活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科大卫先生（David Faure）绝对是属于后者。这位1947年出生于香港、就读于香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又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著名学者，从香港的新界开始，逐渐把自己的足迹踏遍了珠三角的山山水水，在和自己的同仁用了二十年时间翻遍该区域的族谱、碑刻、契约和口述等史料后，在其力作《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中，重现了这块我们世代生活发展的区域，是如何一步步地被构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一统”国家之中的。
1976年返港任教的科大卫，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对香港新界地区的地方碑文进行抄录。对于年轻的学者而言，这一工作最初是作为资料的保存而进行的，但随着工作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了这些资料对于香港乃至华南地区社会的重要性。随着对乡村社会了解的深入，农村的一切，包括族谱、契约、村民的口述记忆乃至我们视为“迷信活动”的“打蘸”仪式，科大卫都饶有兴趣地全程观察，因为他感觉“乡民不会自己写下政治的体系﹐他们的政治体系就是在拜祭仪式中表达出来。因为宗教渗透了乡村每一项活动﹐有系统的了解了乡村宗教便可以重构乡村的政治环境。”
对香港新界农村的了解，促使科大卫进一步思考如何继续将自己的问题意识放在中国的大背景中进行。1986年，科先生选择了佛山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区域，因为“选佛山作研究对象，原来找到了珠江三角洲宗族制度的源头。”因为事实上的宗族制度运转，并非一种机械的仪式功能，而是一个漫长而伴随皇朝发展的演化过程，佛山作为一个因商业兴起的城市，这一过程就更加明显：同一地区的社群，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刊行族谱、参加科举并培养文人品味、购置族田祖尝，从而建立祠堂并制定本宗族的礼仪。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的宗族，就是科先生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在不同时期，区域社会与王朝中央的关系，建立在不同的词汇、仪态、管治风格、信仰之上”而形成的制度。这一制度，超越了血缘和谱系的线索，而成为维系庞大的中华帝国最稳固的基础。
科大卫对华南地区宗族的研究，始终是放在地方社会与大一统帝国之间的互动与形成的框架中进行的，这实则也是在回应某种对历史学的功利性质疑：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在这本由历史学家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华南研究中，我们无疑可以读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人名，但却在一个新的体系里对自己的过去进行重新认识。历史学家的野心，是要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但历史学家的依归，却是如科大卫先生所说的，“我相信我们读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