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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是对汉末魏初时期的优秀诗歌创作特色所做出的概括。建安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主要成就在诗歌。建安诗人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后人把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其内涵主要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浮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因而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正始之音”。嵇康、阮籍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俊”的风格。
꧂三曹꧂
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
【曹操】
魏武帝曹操以相王之尊，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他多以四言诗写汉末动乱，抒发理想和壮志，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曹操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诗文俱佳，风格清俊通脱。
【曹丕】
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他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与倡导者。他的《典论·论文》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自觉的先声，是在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曹植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植】
曹植既不同于曹操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被称为“建安之杰”。
他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推动了建安风骨的形成。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注意诗的词彩美和气韵美。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他的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与《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
中国诗歌从“言志”到“缘情”，从尚质朴到重藻饰，建安诗歌是一个转折点，而曹植的诗歌正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
在诗风上，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的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的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辞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总体说来，三曹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