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绣是舶来的技艺，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浪潮中，外商、传教士将绒绣传入上海，绣娘学着在特制的网眼麻布上，用彩色羊毛绒绣绣出各式图案。逐渐她们融合传统刺绣技法，海派绒绣应运而生。
在包粒的印象里，绒绣的辉煌属于过去。1997年，香港回归，父亲包炎辉所在的绒绣厂接到政府下达的紧急任务——绣制一幅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送至人民大会堂。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十五六岁的少年见到一波又一波的记者上门来询问进度。最后，父亲他们不可思议地完成任务，甚至提前了5天。现在，包粒经常会对前来采访的媒体提及这个故事，它是绒绣最好时光的记忆佐证。
北京人民大会堂挂着的不仅仅这一幅维多利亚港夜景，36个厅，其中11个厅挂了大型绒绣作品。一幅作品，多则几十万针甚至上百万针，制作周期半年到一年时间。这些鸿篇巨制皆出自包炎辉的团队。
包炎辉原来是上海红星绒绣厂的厂长，以前手下有百余号人，“90年代，抓大放小，工厂解体了。”此后，绒绣走上了下坡路。包炎辉与为数不多钟爱绒绣艺术的工艺老师傅们自发成立了一家绒绣公司。绒绣存亡危机之际，他们又搬进了北洋泾路专门设立的“绒绣传习所”。申请非遗，开展览，做宣传，他们力所能及地试图挽救日薄西山的绒绣。
“绒绣作品成本高，价格居高不下，手工艺人青黄不接。我对爸爸说过最难听的话是，绒绣没有希望了。”包粒开始不理解父亲对绒绣的坚持。“绒绣事业是父亲的，不是我的。”从小对绒绣耳濡目染的包粒，选择了广告行业。父亲也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不好强求他来帮忙，行业不景气，硬让他来从事绒绣，到头来会怪我。”
与绒绣渐行渐远的包粒，却在六年后的一个展览上，发现自己所学的设计与绒绣相遇的可能，发现其实绒绣一直是心底的一个心结。“20个暴力熊，让设计师用自己的形式表现，我拿回来后觉得可以用绒绣的形式来表现。”在父亲的配合下，绒绣暴力熊诞生了。包粒决定辞职，用创新来复兴濒临灭绝的绒绣工艺，“让绒绣与现今市场潮流相结合，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包粒推出了一系列造型时尚，图案新颖的绒绣品牌手包，他期望依靠打响品牌来吸引学徒，“希望能形成良性循环，但给我的时间也许只有十年，工艺师傅们都上了年纪。”但一开始，父亲却觉得工艺师傅们绣制这些手包大材小用了。“后来觉得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想法，创新可以有，但传统不能放弃。”父亲坚守传统，儿子负责创新。
在父亲的支持下，包粒还将绒绣从二维推向了三维，“爱鹿”“梦鹿”绒绣雕塑作品一一问世。
“小时候，爸爸没空陪我，现在反而是我陪他。”的确，绒绣拉近了父子二人的距离。包粒的儿子诞生后，他说，“更加明白这段陪伴父亲的时光意味着什么”。你召唤我成儿子，我追随你成父亲。不再看着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而是并肩走上一段，不管走多远，走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