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可能成为外省青年。
也许为了某种理想的生活，而迁徙到陌生的城市，又或者，在想要安于现状的时候，被时代巨变而击打成一个异乡人。而生存，就是与这种长期的异乡感、不安全感博弈，有些人想要向前奔跑，把不安全感甩在身后，也有人把不安全感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在自我怀疑当中生活，也获得更多自我提升，又或者，有人成为不安全感的旁观者，尝试去理解，时代的种种焦虑的来源。
这样的不安全感，也许也来源于我们身处的国家，它被某种物质生活高度成长的焦虑裹挟：这个国家突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需要与新的规则博弈，又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那是一种被突然抛入新环境的外省人心态–迷茫、无奈、被迫做出选择。
1993 年的故事，如果读来仍然真实，因为我们熟悉时代剧变的剧本，也熟悉那种一直没有改变的、生活在异乡的巨大不安全感。
1993 年，年轻的罗振宇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站在朝阳门桥下看着车流，突然生出了绝望的感觉。
早上 5 点钟，罗振宇走出火车站，满大街都是面包车，10 块钱一趟，是他坐不起的价格。旁边的大楼里的灯逐渐亮起来，这样的庞然大物，并没有给人安心的感觉，而是让人显得对比之下更迷茫了。
「将来哪辆车会是你的？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25 年后他这样回想。
所有人都站在时代的背景之前：南方讲话之后，改革开放开始，只要能抓到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一批人开始先富起来。罗振宇感到强烈的时代震荡，是从大学室友们开始。刚进学校宿舍的时候，大家的生活费都差不多，可能你 60 块，我就 80 块，每个人都会为了晚上要不要留出一块钱吃一碗面而纠结。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贫富差距出现了。
毕业以后，不再有「分配」，这时候，家庭关系的差异、富裕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一个人毕业去向的不同，而他选择了一个逃避的港湾：考研。
他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1993 年，陈嘉映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完毕，回到北京。后来他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才过两三年，已经没有年轻人再对文化感兴趣，都是先富起来。一夜之间人文学者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环境下，考上研究生的罗振宇，第一次拎着两箱书走进宿舍，却撞上了室友丢在地上的一大堆啤酒瓶。
室友问他：「几点了？」
罗振宇戴着表，看了一眼，告诉他几点。
室友说：「还戴表呢？」
罗振宇回答：「戴表怎么了？」
室友又看了他一眼：「还读书呢？」
罗振宇说：「好吧，不好意思。」
90 年代的罗振宇第一次为了自己是读书人道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想到自己以后会做起贩卖知识的生意。但是他的商业策略，又似乎带着 1993 年那个时刻特有的焦虑。
他曾经举行现象级网路红人 Papi 酱的贴片广告资源拍卖会，最终以 2200 万的天价成交。业界人士对他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就有批评说，这样的拍卖只会把 Papi 酱的价值一次透支。但罗振宇的回应是：
「我当然要把她的未来一把透支啊，这是现代商业的本质，要不怎么会有金融呢？……回到人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上，就是应该一把透支未来，让自己获得这个瞬间的资历，或者说地标性的位置……」
《十三邀》主持人许知远在他的新书《偏见》中，讨论了他对于罗振宇的商业哲学的评价，这个评价落在了罗振宇的外省青年的形象上：「从芜湖的少年时光开始，那种强烈的生存哲学从未真正改变过，似乎总有一条饿狗在他身后追赶。」
如果曾经切身经历无法预测的时代变化，如果曾经站在车流之间，看如同怪物一般的异乡的大楼，也许更要疯狂地向前跑，跑到不需要因为是读书人而道歉的时候，跑到知识被切成菜肴端上桌面，却也喂不饱任何人的时候。
1993 年，是姚晨第一次入错行的开始。
她在福建南平长大，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从事过演艺行业，但因为长得个子高，学校的文艺部老师就问她，要不要去参加北京舞蹈学院的招生。邀请的动机和舞蹈没有什么关系，姚晨答应的动机也和舞蹈没有什么关系：她想去看北京，北京有天安门。
即使从未接受过舞蹈训练，姚晨还是被舞蹈学院的老师挑中，据说是因为身材比例达标。1993 年姚晨顺利地来到了北京，当宿舍的同学都因为要和父母分离而哭成一片的时候，她心里特别高兴：我终于来北京了，也许有一天还能成为一个舞蹈家。
但是到了大二，姚晨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舞蹈天赋：身体的柔韧性不够，做动作也不能举一反三。她想要通过勤奋改变现状，于是在宿舍的同学们都睡觉以后，她还会穿上塑料布衣服，到楼下跑步。
她最终还是承认自己入错了行：有些时候，努力也无法补足天赋。
即使发现了这件事，她仍然要在舞蹈学院继续三年的学习。
「你发现了，也不可能逃出去呀。」姚晨这样说。
幸运的是，她在大学时遇到一位表演老师，认为她有表演天分，说服她去考表演。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姚晨，成为优等生，如果同学们要排练《暗恋桃花源》，她一定是云之凡的角色，一直是大青衣；当时的老师都说，如果跟姚晨一组，就能提高你们的作业质量。
但到了第二、第三年，她发现了变化，宿舍里突然都没人了。
同学们都被挑去拍戏、拍广告。而主持试镜的人见到姚晨总会说：「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怪」；「这孩子长得挺有特点的，就是不知道该把你往什么地方用。」
太长时间没有戏拍的姚晨想，「我是不是又选错道了。……那么好吧，再改行。」
她再一次选择道路，去做情景喜剧演员，演《武林外传》。直到她有一次去报刊亭买杂志，在《南都娱乐周刊》上发现了自己的偷拍镜头，跟踪自己和伴侣的生活，在恐惧感中，才意识到自己突然有了名声。
在观众眼中，出了名的姚晨已经变过好几次道：在情景喜剧后，她又去演了《潜伏》，换了一个角色类型；然后成为「微博女王」，成为平台上首个粉丝突破百万的用户；再之后，做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中国区亲善大使。
尽管如此，她现在还会用蛤蟆，来比喻自己的感受。
大学的时候，姚晨读黑泽明的《蛤蟆的油》，说到日本的深山里有一种蛤蟆，长得极其丑陋，当地人会把它抓起来放在镜子前，它发现自己是那么丑陋，就会惊起一身油，这种油可以提炼来治疗烫伤。
姚晨说，至今仍然常常有「惊起一身油」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来自幻想成为舞蹈家的年轻时代、在学校剧目中出演大青衣的时刻、被人跟踪偷拍的时刻，1993 年以来，从来到北京开始，似乎辉煌又黯淡下去的起起伏伏，会让人担心，也许某个时候，镜子会再次照过来。
1993 年，也是贾樟柯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读文学系的时刻。而他回顾自己故乡的次数，也许比罗振宇和姚晨都要多。
他和汾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影坛崭露头角，是从「故乡三部曲」开始：在《任逍遥》《小武》《站台》里，作为背景的汾阳就是一个重要角色，操着方言的人们诉说着普世的情感。到了欧洲影展的时候，贾樟柯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把他的体验与汾阳连在一起：「北京是更大的汾阳，巴黎是更大的北京。」
许知远在他的书《偏见》里谈到贾樟柯，认为贾樟柯是让人羡慕的。「那些县城的个人故事、感伤时刻、无所事事、光荣与梦想，滋养了他，令他足以坦然面对任何新变化……他诚实地带着他的县城经验，从容地进入了世界。」
拍电影二十年来，贾樟柯越来越想回到汾阳生活，回到当年的街道，和小伙伴们一起晚上去看电影，或者到县城去看演出。
他谈起一个故乡的朋友，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沉迷香港电影，从电影中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且能够准确地画出一张香港地图，标出港岛、油尖旺、九龙——黑帮电影中出现过的地点。等到贾樟柯到了香港，发现位置都准确。他说，总想把这个朋友拍进电影里——直到现在，故乡仍然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他不是一个焦虑的外省青年。事实上，站在汾阳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发展得太慢了。
在拍摄《三峡好人》的时候，他对于阶层固化有了第一手的感受。深入长江流域之后，人们的生活似乎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并不带来改变，而是从长江打工，变成到东莞打工。
到了奉节老城，满城都在放烟花，剧组的人都误以为是要欢迎他们，一问才知道，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过生日的庆祝节目。而在奉节的普通人家，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的，只有「一个竹椅子，一些塑料袋，全部的家底」，贾樟柯就这样描述他的见闻。
自从拍戏以来，贾樟柯也会遇到来自观众的质疑。让他感到失落的不是质疑本身，而是这些质疑在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变化。
他总结了自己最常遇到的三种质疑：一是他的作品题材讨好西方人；二是他的电影不赚钱，是脱离大众的文艺电影；三就是他在近年来，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操作，例如接拍大量广告，又会有人感觉到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导演。采访他的 90 后记者，请他回应的仍然是这些问题，人们的思想仿佛不再改变了。
于是，他在戛纳领奖的时候，做过这样的发言：
「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