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是一部社会纪实类电影，以六名工人诗人为主角，把诗歌作为切入点，聚焦了底层工人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下所面临的生活现状，体现了浓烈的人文色彩。
乌鸟鸟，吉克阿优，陈年喜，邬霞，老井，许立志，他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打工者。对于社会而言，他们是高速运作的巨大机器中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他们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不分昼夜工作，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他们付出，任劳任怨，却不是发展的受益者。他们的存在和消亡，甚至都只能引起小范围的悲伤。
时代的洪流中，泥沙俱下，还有比他们更微不足道的存在吗？
但就人类个体命运而言，这些打工者也在面临现实生活的各种考验，深陷困境之中，城市的发展并不比他们精神上的痛感重要。
影片中的六位主角，他们是某个人的家人，是某个家庭的希望。在连他们都看不见希望的时候，诗歌成了他们的出口。
诗歌不赚钱
天上的造雪工厂
机械的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
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
超负荷的劳作，致使她们吐起了白沫
泄露的雪花
成吨成吨地飘落。我的祖国顷时惟余莽莽
三十个省的微笑，顷时被压成了哭泣
国境线被压坏了，军队昼夜抢修
天地间，唯民工白茫茫的脑袋
斜露于风雪外。
火把和手电筒厂，加班生产
庙宇尽毁。神的腰，也被压断了
而信徒们早已逃之夭夭
坟墓都露馅了。安逸的鬼们
都被挤压到人间
搂抱着自己的墓碑和灵柩，赏着雪
而灾难的地球，正往下雪的那边
慢慢慢慢慢慢地倾斜
——《大雪压境狂想曲》
在北京的新工人剧场，乌鸟鸟正在朗诵自己写的诗歌《大雪压境狂想曲》，台下挤满了观众。伴随着他的朗诵，影片中也下起了雪，是北方冬天并不罕见的暴雪，寒风裹挟雪花落满人间。冰冷、绝情、泛滥。如同一场清洁的毁灭，冷到人的骨头缝里。
乌鸟鸟写过不少狂想曲，他的诗歌压抑、疯狂，正中要点不留情面。与之相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他性格沉闷，平庸到接近木讷。他的身材瘦削，戴一副黑框眼镜，脸上永远挂着漫不经心、逆来顺受的神情。当他沉默时，会给人一种他将永远沉默下去的错觉。他和他的诗，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存在。
在外打工多年后，为了相亲，乌鸟鸟重新回到家乡广东化州。他的惊世骇俗都在诗里，而人生的路，他只想走更普通更多人走的那一条。他先后相了三次亲，才跟现在的老婆结了婚。谈及原因，乌鸟鸟显得有些羞涩，他说老婆原来有点胖，胖胖的女孩对生养会更好一点。他丝毫不掩饰，他是个传统的人。
成家，立业。
既然已经成了家，接下来就要考虑工作问题了。乌鸟鸟失业前是个叉车司机，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背起行囊，远赴一线城市找工作。
乌鸟鸟抱着简历走进中国人才市场，那里人头攒动，他显得有些拘谨和格格不入。他给不同的企业招聘人员递出简历，上面印有他想要投递的职位，叉车司机和内刊编辑。乌鸟鸟给他们念自己写的诗：
狼藉的古老丛林，淋着微凉的露水
月光泛滥，远处传来了恐怖的人声
母袋鼠赶紧将后代，搂于怀中
加快步伐。身后紧跟着胆小的萤火虫
——《糖果狂想曲》
但在人才市场，乌鸟鸟的诗比他还要格格不入。招聘者听不懂他的诗，他们所代表的企业也不需要找一个会写诗的人。乌鸟鸟明白他们的拒绝传达的意思：赚钱的才是好东西，诗歌不赚钱。乌鸟鸟没有辩驳，他的姿态放得很低，对于生活，他逆来顺受惯了。
这场面试的惨烈程度如同社会性死亡现场。企业不缺开叉车的人，也不需要会写诗的内刊编辑，乌鸟鸟最终无功而返。城市灯火通明，像他诗里那片月光泛滥的古老丛林，而乌鸟鸟不过是只萤火虫，渺小，胆怯，注定举步维艰。
要炸裂但还不能炸裂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石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的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炸裂志》
陈年喜是爆破工人，从业十几年，他一直漂泊在路上，辗转于大江南北的矿山之间。他的诗里记录了这些年走过的地方，以及在不同地方所感受到的同样的孤独，还有对远方亲人的牵挂。
巷道阴冷幽暗，四周都是坚硬的岩石，陈年喜比岩石还要强硬。从它们的表面钻孔，放置炸药，然后引爆。爆破时产生的巨大噪音和漫天粉尘除了给他带来生计，还有职业病。那是巷道之下，他一个人的战争。
而生活是另一场更为残酷的战斗，陈年喜需要爆破的对象是疾病和贫穷。父亲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但意识清明，还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伤害人的自尊心？他的眼中有不甘，不甘但无能为力；
母亲被查出食道癌，晚期，没有低保。知道这个消息时，陈年喜在南阳的一处矿山连续工作了四个月。他没有回家，继续走进矿山深处爆破岩石，“劈山救母”。《炸裂志》就是在那时写下的，面对生活接踵而来的打击，他说自己“要炸裂但是还不能炸裂”。
千里之外的家中，有生病的双亲，读中学的儿子，还有“被一些庄稼五花大绑在风雨的田头”的妻子。陈年喜是他们的顶梁柱，他倒了，家也会跟着倒下。
像走夜路时感到害怕要大声歌唱一样，陈年喜在群山环绕的孤独里写诗。无数个山中的夜晚，在工友的睡梦中他独自清醒，坦率得仿佛赤身裸体站在海边的孩子，写下那些从生活走来的诗句，像写就一部他的人生之书。
但生活还嫌自己不够坏，还要证明自己可以更坏似的。
陈年喜被矿上无故开除，两个月工资被扣押，后来还生了一场大病。
家乡遗落在后方
吉克阿优在嘉兴一家羽绒服厂当充绒工，每天戴着口罩待在小得只能容下一人的玻璃间里填充鸭毛，这样的现实当然也是他的困境。但他的担忧不只在此处，还在于他的来路。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迟到》
外出打工七年，吉克阿优第一次回家过彝年。在火车上，他写下《迟到》这首诗篇。他告诉儿子，他们是彝族人，老家在四川凉山。孩子坐在父亲的膝头，表情懵懂，他还不懂父亲诗里的沉重，不懂家乡对一个游子的意义。
这次回乡，吉克阿优的背包塞满了糖果，他把它们分给了街上的孩子。寨子位于大山深处，物质匮乏，小小的糖果就能让孩子们雀跃不已。而此刻，城市在他们的想象里也一定是包着漂亮糖衣的模样，散发出诱人的光芒。
寨子里有更大一些的姑娘，她们开始面临留在家乡还是外出打工的选择。留下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外出打工能见世面能挣钱。年轻力壮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总有一天，老人会死去，领取糖果的孩子长得比这些姑娘还要大一点，他们同样面临选择，然后大多数人最终会选择背井离乡。
如今，寨子里只剩不到20户人家。过彝年要举行反诅咒仪式，杀猪以祭祀先祖，可是做祭祀的法师一个也找不到了。
吉克阿优的父亲朴实温厚，不擅长表达。在影片中，他情感最外露的一次，是他坐在火堆旁向儿子交代自己的后事：给死者戴头巾的曲木波音去世了，所以他提前把自己的头巾缠好，等他死了，人们可以直接戴在他头上。
父亲说：“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人会缠头巾了。”
民族文化和祖辈族规就像养分一样，逐渐从外出打工的族人身上流失。他们错过彝年，错过父母的祭祀，乃至错过整个故乡。
吉克阿优在诗里写出这种担忧：
所有归来的日子都是彝年，长辈劝酒
做着打工梦的小侄女缠着我
做一场反诅咒的仪式越来越难了
逮只小猪转转脑壳容易，却请不到真正的毕摩
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族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
但愿祖先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
——《彝年》
让苦难烂在泥土里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吊带裙》
邬霞七岁时父母赴深圳打工。十四岁那年她也跟着过来，在服装厂当童工。邬霞的女儿都在深圳出生，上学要支付异地教育的昂贵学费。在这座生活得比故乡更久的城市，外来人口的孩子还是外来人口。异乡人的身份是比基因还要忠实的遗传。
邬霞住在没有一朵花的翠景花园，名字高档，其实不过是一片老旧的农民房。在老家时，他们是农民，到城市打工又被叫农民工，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农民房。人们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称呼比对一个小区还要较真和缺乏善良的创意。
对此，邬霞笑着说：“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语气很淡然。她和她的诗一样坚韧美好。
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
培植爱的花朵
——《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死亡》
邬霞是一家服装厂的工人，在包装车间站着熨一晚上衣服，等到下班时汗水早已将厂服打湿。厂服是直筒的，穿在身上看不出线条，邬霞不喜欢。
她喜欢吊带裙，那是邬霞想象里的所有美好事物的集合和隐喻。以前在厂里加班到半夜，放工了她会跑到没人的洗手间，换上裙子，把窗玻璃当镜子照，享受仅有的几分钟穿裙子的快乐。
直到现在，邬霞的衣柜里还挂满了少女时代的吊带裙，虽然只是便宜的地摊货，却是她最浪漫的美梦。邬霞的笑容明亮，眼里有不灭的光芒，看着她就会觉得，这样的女人一生都适合穿吊带裙。
邬霞怀着怎样温柔的爱意，在诗里描写过穿吊带裙的姑娘。她们有天生的好运气，安静的爱情，还有不会被现实磨灭的少女香甜的气息。她们在过一种与邬霞截然不同的生活。
但拥有绝对的好运是奢望，受伤后的坚强才是生活的勋章。
邬霞一家出去游玩。患有严重抑郁症，因为不想连累家人不久前有过两次自杀行为的父亲；白天照顾外孙和丈夫，晚上出去摆地摊的疲惫不堪的母亲；还有邬霞。拍照时，他们忧愁的脸上，用力地绽放笑容。
所有值得快乐的时刻，都不该让位给悲伤。
诗歌是唯一的信仰
“这是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又赶上现在我们是社会转型期，所以井下的一些事情，需要让人知道，让当代的人知道，或者让后来的人知道，这就是我的写作目标。”
老井是煤矿工人，从业25年，是名副其实的“老井”。在矿山井下作业，他们经常要待上一天，不能带电子设备下去。老井休息时会写诗，诗歌是他唯一的信仰。他创作的诗从地心深处走进光明的人间，向人们叙说着井下发生的事情。
每次下矿之前，老井都要换上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和矿灯，排队上罐。罐车把工人们运送到离地面几百米深的地方，下降过程中，头顶的光块缩小成一个光点，像关上了通往人间的门。气氛压抑，笼罩着落入地狱的恐惧。
到达地心深处，仿佛进入精神的幽暗之所，巷道狭长、黑暗、封闭，人走在其中精神高度紧张，疑神疑鬼。在精神的重压下，加上每天至少八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煤矿工人的辛苦可见一斑。
他们最期待的时刻，是结束工作后坐罐车回到地面，太阳光照在身上，感觉从地狱回到人间，整个人又活了过来。
又度过幽深而平淡的地心一日，
马上可以痛饮阳光了
——《采煤工》
而阳光，老井说，“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所有人身上”。
2014年8月19日，淮南东方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7人死亡。为了避免大量瓦斯遇明火引发多次爆炸，危害人员的安全，政府在两个月后封闭了该矿的井口。其中21位死者的遗体还留在井下。
他们挖掘煤矿换来光与热，自己却长眠在最幽深的黑暗之中，在地心深处，在连阳光都照耀不到的地方，渐渐被遗忘。
为了不忘记，老井在诗里缅怀他的兄弟们，告慰亡灵：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
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
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所以我只能在这首诗中
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
有一百多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
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
但仍没被彻底消化干净……
余下惊悸、爱恨，还有
……若干年后
正将煤攉入炉蹚内的
那个人，在呆呆发愣时独对的
一堆累累白骨……
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
不要在此悄然低泣了
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
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
都伏到我的肩上吧
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
都装入我的体内吧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
一座移动的坟墓
殓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
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先晒去悲痛的水分
然后让它们赶紧去追赶
那缕缕飘荡了两年仍未
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烟
——《矿难遗址》
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美国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工厂富士康，连续发生13起工人跳楼事件，引发全球关注。富士康公司为厂区所有楼房一一安装了天网、隐形网和地网，以阻止更多人跳楼。但悲剧仍在发生。”
有时候，一个人选择去死，不是因为高楼刚好没有防护网，而是生活变成一座牢房。
2014年9月30日，富士康员工许立志在深圳龙华跳楼身亡。那一年，许立志24岁，他终究没能跨过本命年这道槛。他生前创作了200多首诗，它们压抑、沉重，字字泣血，记录了他生前没有开口说出的痛苦。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也咽不下了
所以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都说我们身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已经很快了，但人类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他们还觉得不够快，总是不够，所以制造更多的机器来代替人，他们甚至把人也变成机器。
许立志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他想睡觉，尤其在车间上夜班，许立志在诗里写道“我几乎是爬着到达车间，这昼夜不分的刑场”（《夜班》）。但他不能，因为机器不睡觉，他只能在流水线上成千上万次重复机械性的动作，被压榨，直至枯竭，最后只剩一副铁做的躯体。
许立志不愿意向家人诉说一切痛苦，那个父母眼中“很听话”的小孩，他不擅长“说”。他在四年级的作业本上写了四个字：中国人忍。“忍”字写得尤其大，下笔有力工整。长大后的许立志忍了又忍，咽下一切，只吐出痛苦的诗句。
这个世界不会长久地悲伤，也不会长久地记得谁。只有家人的牵挂和诗歌，是许立志曾经存在于世上的证据。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头
试着把丢失的灵魂喊回来
我想在草原上躺着
翻阅妈妈给我的《圣经》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我弥留之际》
人们背井离乡，为了梦想和谋生。对这些工人诗人来说，梦想过于奢侈，像是一颗远古的星辰。他们只能力所能及地活着，沉默、隐忍。他们想说点什么，但还没开口就被城市的噪音淹没，被幽深的巷道吞噬。
所以他们写诗，诗歌是他们的发声，诗歌能抵达人的灵魂。
我不知道诗歌是否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我更想向它而不是向星星许愿，希望时代的发展不需要以一些人的牺牲来实现，希望阳光公平地照在每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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