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的题字，在南宋以前，是没有的。南宋以后，出现了文人画家，如唐寅、文征明……这样诗书印便成了有机部分。诗是表现时间的，上下五千年；画是表现空间的，纵横几万里。到吴昌硕，他的诗书画达到了顶峰！

国画是综合艺术，画上直接配合诗文、书法、印章。单讲题字，青年人往往画得很好，题上几个字便成白圭之玷。画可题则题，不可题则不题；题则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短到只记一个年月日和姓名，再短则写一个姓名，尽管少到三个字的姓名，但不能不从全局出发，这不是画外多余的东西，是整个画面有机的组成部分。首先字要写得好，不能请人代笔，代笔的字和本人的画是不调和的。

签名叫做“落款”，款有“款式”，款字的位置、大小、体格都不能随便，落款对画面有调整重心、配合节奏相成相破的作用。俗话称题字多的叫做“长题”，题字少的，少到只写一个姓名叫做“穷款”。长题格式可以参看金冬心、郑板桥、吴昌硕的，穷款的格式可参看任伯年的。他们把字和画有机地组成一体，字在他们画上，不能抽去，不能增加，也不能移动位置。

题字可是以四个字，也可以是两句诗、一首诗、几句散文小记，甚至是长篇诗文，题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一幅画经过好的题字，不啻是锦上添花，还能点铁成金。题句不是看图识字的儿童读物，画一个人，题一个“人”字，画一只手，题一个“手”字。是画外生发，见景生情，或竟另拓天地，不是死咬住画面做一幅画的说明书，一幅画要用说明书时才懂得已经不是好画。

诗和画同属艺术，而形式不同，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局限，画的表现是具体的，有可观的形象，但只限于一个固定的镜头。诗不能见到具体形象，但所包举的可以突破时间的局限，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一拉即来。如果取长补短，打通了各个的局限性，把这两者不同的效果合而为一，集中说明一个内容，会相得益彰，格外完整丰富，把美的境界提得更深，推得更广，不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还诗外有诗，画外有画，味外有味。

善于题画的不一定多题，片语只句，便能启人妙悟，这不能希望青年人都能立刻办到，但不妨做一个努力方向，趁此机会多多阅读诗文书籍，即使不会题画，对创作也能丰富想象，广拓思路，使作品造诣益深。不管怎样，要做一个艺术家，不能缺少文学修养。

印章是从题字签名而来的，似乎与画无关，但小小的一方鲜红色的印，对画面也起着节奏和稳定的作用。鲜红的油色，打在水墨画上更为突出。印章风格要和画的风格调和，如出一手，所以画家最好自己能刻印。白文红多，分量重，朱文红少，分量轻。在画面上该轻该重，印的大小，正方，长方，或其他形状，打一个，或者打两个和三个，打在哪一处，都要慎重考虑。例如：一幅画重心不稳，打上一印，鲜红的重色一压，就稳住了。

不能瞧不起这一方小小的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一门艺术。姓名章，要与题字同大小，如不能同大小，宁过小勿过大。姓名章过去习惯两颗，一白文刻姓名，一朱文刻号，打一颗，或连打两颗，看地位，看画面需要。今人多一名制，只有一颗姓名章，如果需要打两颗，可加一颗同样大的小的“闲章”。长行题字上竟有需要打三颗印的。闲章是用成语来刻的，这叫做“印语”，虽寥寥数字，却意味隽永，也是大有文章可做，与此可以见到作者的思想、愿望和纪念什么，表达什么，从这几个字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学识和修养。至于刻的刀法和布局更是另一桩刻印艺术。徐悲鸿的印语叫“困而知之”，于此可以窥知徐先生学习态度严肃。齐白石印语有“木人”、“鲁班门下”等，于此可以看出齐老劳动人民的本色。今天的画家对新社会表示热爱，所用之印语也应有时代气息。例如。打在山水画上的，有“山川巨变”、“锦绣山河”、“江山如此多娇”等，还有以“百花齐放”、“为人民服务”等语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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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章多数比姓名章较大些，打在画幅的下角（偶尔也有打在上角），又叫做“压角章”，有调节画面重心之用。书法家在所写字幅的左上角往往打一个长发竖式的闲章叫做“起首章”，与左下角姓名章相呼应。在画面上长题的首端不必打起首章。画面印章、题字和画，三者成为有机组合。不可缺少印，也不可有多余的印，用之适当，令画增色，令人醒目，用之不适当，反而破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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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邓石如刻“我书意造本无法”

印章是中国特有艺术之一，单独自成领域，刻印也要继承传统，令创新意。一般讲，多以汉印为典范。汉印也分两类：一是模铸的，字体端庄严肃；一是刻凿的，字体流利生动。刻印家也参考“石鼓”、“秦权”及“天发神谶”等体格，还有用“甲骨文”、“钟鼎文”入印。也有流派，如传统派的邓石如、浙派的赵㧑叔等。印章艺术，主要是刀法、章法。刀法如写字，所以一名为“铁笔”。章法所谓“密不容针，疏可走马”，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这里略述一二，以供参考。详细情况，可请教金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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