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笑着问我：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接受吗？

我看了一眼坐在床上的他，接着打我的游戏，天灾军团正在迈向胜利。

他显然不甘心，逼问起我来。我没有看他，勉强挤出三个字：不能吧。

显然他又赢了，我还是差点掉泪，游戏还是输掉。

今年是他得系统性红斑狼疮第二年，而我也被他折磨了两年。

我记得在2014年年底的某天，刚从机场下班的我，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车站等公交。突然弟弟打来电话。记得当时开口语气是有些不耐烦的，问他怎么了。当时他老半天不说话，我强忍着肚子里的火。他突然颤声说：哥，我要死了。

我弟从来不开这样的玩笑，他那一下子真把我说懵了。他听我老半天不说话，于是又开口说：医生说我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在网上查的估计只能活几年。

我挂完电话就坐在公交站的椅子上哭。不知道我的行为会吓坏多少路人，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我弟快死了，我弟快死了。那个蠢货。

后来等我头脑清醒过来，决定先联系学医的朋友。朋友告诉我这个病算是比较严重的。不过也算一种常见病，控制的好就没有什么问题，听完我觉得像是虚脱了一样。我反复回忆朋友说过的每个字，包括最后的再见二字，生怕遗漏任何内容。之后我立马打电话给我弟那个蠢货，想好好骂他一顿。他一开口我还是泄了气。按捺着心里的情绪告诉他要有信心，这个病是能治的，不要胡思乱想。

当时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母亲。她听完就开始哭，一直责备自己说是她的错。我想找些安慰的话，最终却只是一味的强调这是常见的病，能治的。

后来弟弟住院，家里帮他办了休学手续。我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去医院看他。弟弟躺在床上看书，戴着个口罩。头发很稀薄，有几块已经几乎掉光了，额头上有几块很大的红斑。我进来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然后又低下头去看书，克里希那穆提的《心灵自由之路》。母亲背对着门边坐着，头上的灰白头发又密麻了许多，大部分都规矩的束在一根发带里。我喊了她一声，母亲转过头来，把前额凌乱的头发理到一边，原本有些疲惫的脸上多了几分笑容。

由于在外工作的原因，我与母亲一年未见。虽然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更深刻，那种温暖依然如故。我轻轻的抱着她，拍了拍母亲的肩膀，我想她心里一定很累吧。

之后的几天我与母亲一同照顾弟弟。我对于他的病开始有些了解，虽然不能感同身受，觉得还是十分痛苦。按照他的话说，以后就要成为一个药罐子和吸血鬼，阳光成了他的禁忌。我说你还能开玩笑，说明也不是太严重。于是他没有再说话，我觉得我好像伤害了他一样。

弟弟很喜欢看书。但是痛苦每天都要面对，看书只能寄托精神，并不能解决身体问题。每天吃大量的激素使他的身体发生巨大变化，脸部变得浮肿不堪，体重却在减轻。然而他每天依然沉浸于读书，并没有表现的太多痛苦。其实看到他这样我反而十分担心，我怕他只是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而这极端的克制与压抑反而有害于他。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弟弟告诉我，他说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现实。假如哪天情况恶化，他说他会选择离开，甚至他已经列好了几种方式。我突然觉得不能接受，更无法释怀。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看上去多么自私。然而我无法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来说服他，来告诉他生命的美好。我只希望他能看到希望，体会父母对他的爱，再也不要说这么狠心的话。他最后笑着告诉我说其实这也是最差的情况，而现在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对于这样的弟弟我已经无法释然，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他，省的闹心。

在情况稳定之后，弟弟回到学校读书，现在大学也毕业了。他在大学期间谈过对象，不过后来分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病。他当时问我要不要向女朋友坦诚，我说要吧，毕竟要相互负责任。结果就是理所当然的被甩，他苦笑说其实他早就猜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他说人本来就是自私的，假如知道对方有病离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始终不离不弃说明爱的深沉。他说希望能够等到他人生中另一半，或者能突然变异成真正的吸血鬼，天天与恶魔打交道。我无言以对，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嘴上的哲学家，内心却装着一个玻璃心，我想他的内心一定十分煎熬。

某天我看到新闻报道，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其实我从来不曾关注过诺贝尔奖这些东西，但她的青蒿素却对我弟的病有帮助，这让我十分激动。我把消息发给他看，他只是哦了一声。他说他早就了解过，现在这个东西主要对付疟疾，对他这个病研究并没有太过深入。最后跟我讲到基因之类的东西，大概就是目前没法治的意思。我开始还想让他高兴一下，后来感觉很失望。但我至少发现一点，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也在努力去了解去寻找更多可能性。他还不至于蠢死。

后来的日子我发现。原来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其他人也会病。他们会对病人过分关心，生怕他有一丝想不开。对哪怕有一点点有助于他的信息，都紧紧的抓住不放。就像我在外上大学期间，父母会突然开始关心起我所在的那座城市的天气。

其实现在科学发展进步很快，或者这个医学难题很快就能被攻破。即使不能，我也希望他能坚强乐观的走下去。

游戏输了不要紧，还可以重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