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倒卖火车票的人，我们称为黄牛，在医院专门倒卖医生诊号的人，我们称之为号贩子。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非观念分明，有较高的思想觉悟， 从心底里厌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于倒号卖高价号的行为嗤之以鼻。可是，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和号贩子打交道，花费高于门诊正常门诊号100倍的钱向他们购买高价号！
2009年的冬天严寒来得早，10月下旬就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奇寒， 我往返于我们学校的一个新校区上课，寒冷加上劳累导致类风湿复发，多天的中西药治疗宣告失败。游走性的疼痛像恶魔一样缠着我，关节不能屈伸日常行动受限，疼痛的我能勉强忍受，但是关节的畸形，让我无法直视忍耐。关节畸形，对于类风湿病患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结果，为此我我非常恐惧。2010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我决定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病。儿子刚上大学，老公单位工作繁忙离不开，十几天陪着我也不现实，我也不想耽误他的工作，而且独自求医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我想这一次我完全可以独自进京看病。我从网上查找了很多协和医院类风湿专家出诊时间，医院地址路线等，记在笔记本上，拉一个行李箱，带上银行卡和我的书，在阴历十三那天就出发了。
坐汽车转动车一路奔波到达北京，按照以前查的路线，直奔协和医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协和医院大多数科室是可以网上预约号，唯独免疫科不能，必须现场挂号而且要提前排挂号资格，每天只有70人，没有登记过的病患就不可能挂上号。大厅一侧有一个登记台，身份证实名登记，好在未过正月15，中国人传统的春节并未过完，医院里看病的人不不像平时那么多，排号的人也不多，我当时就登记了相关情况，排到了60多名。之后我才在医院附近找了一个地下旅馆租住。小旅馆据协和医院大约500米左右，地下有三层，房间走廊有些狭窄，但也算干净，我住在二层。这里大多是从全国各地来就医的病患及其陪护家属，住在这样的旅馆主要是距离医院近方便 。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听见不少人在楼道里走动的声音，他们都要去排队挂号了。我起了床，急急忙忙的赶到医院，夜里开始下的小雪还在不紧不慢的飘着，大街地面你有了一成薄薄的积雪，在清冷的路灯光下闪着晶莹的白光。挂号大厅灯火通明，挂号窗口未开（正式挂号时间从七点半开始），但已经站满了挂号的人，整整的齐齐排了七八队，每一队都不下几十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人还拿了小板凳小坐垫儿。我哪见过这阵势，也没有什么准备，站一会儿累了就蹲一会儿，蹲的腿脚酸了再站一会儿。长时间的单调和乏味的姿势，让我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几分钟就会看看大厅上挂着的钟表，感觉那钟表的时针真像蜗牛一般，时间长了，腰腿都不自在，又酸又困，后来有人发把印有医药广告的报纸，我接过来就手放在地上，坐在报纸上，比之前轻松了些。可大厅里的地板砖冰凉。也不能长时间坐着，只能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工作人员过半个小时才是身份证，整理一下队伍，这时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骚动，嗡嗡的说话声，倒也是让我们这些排队挂号的人变换一下姿势，对驱赶早起的困倦好像也起到了不错的作用。终于熬到了7点半，工作人员再次检查身份证件，维持队伍秩序，挂号的人，期待的窗口终于打开了，挂上号的人一脸喜色，我心里计算了一下，赵岩教授门诊一个上午也就15个号，我排的窗口时好，恐怕早都没有了，况且，大夫一般初诊先开化验单检查单，确诊开药方得等第二次就诊才行，还是先挂一个不太出名的大夫的诊号，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说。于是我就挂了一个副教授的号。如我所料，他给我开了好几张化验单ct检查单，等我把这些检查的事项完成也是将近12点了，我终于可以吃饭喝水了。
初诊的号挂上不易，其实真正困难的还在后边，在接下来的等待结果的一周内，我要挂上一周后出诊的专家就诊号。阴历十五以后，就诊的病患剧增，就诊资格需要提前三天排队，等我抽过血，检查完发现，提前登记的队已经排的很长，而且是在医院大门以外的街道上边上排，当时小雪霏霏，寒风凄凄，白天的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夜里更是达到了零下十度左右，但排队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而是一直在增加，其中有带坐垫儿，有带板凳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带席子和铺盖，听旁边的人说，这姑娘为了给老父亲挂一个专家号，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星期了，第三天的上午9点钟才会开始登记，这两三天需要彻夜排队，才有可能排上号！雪一直在稳稳地下着，雪花在阴暗的天空中随风曼舞。如果是和朋友或恋人在公园看风景，这也许可以是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但这是在医院，对于远道而来的病患和家属可是另一番难以言说的滋味了。
我必须加入这个队列中排队登记，别无他选。可我排了约半个小时，原本肿痛的脚和膝盖，受寒风侵袭疼痛加剧，让我难以忍受， 想想我一个人连续排队两三天，根本不可能做到，只好放弃。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得想其他办法才行。回到住处，我马上联系了在京工作的一位同学和我们学校在北京校友会的会长，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结果是失望，我每天都去医院，一是为了取那些陆陆续续出来的检查结果，二是打听一些消息。我很快注意到了在医院的大厅凡是有排队地方，总有几个人反复出现，他们和排队的人低声拉话儿，然后悄悄的递上一张名片，医院保安巡视过来他们就会迅速消失。稍一打听才知道，那几个人是到专家号的号贩子，虽然政府和医院明令严厉打击号贩子，但他们的活动还是很频繁，尽管医院是实名制挂号，保安要反复查验身份证，但他们仍然能用各种手段搞到知名专家的号，以此牟取高利。我冷眼旁观，观察那些号贩子的一举一动，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鄙视和厌恶，因为他们的行为导致很多病患无法求医之名专家，加重了如我一样的病患的精神痛苦，也加重了病患的经济负担。这时有的病患即使连着排两天队也未必能够挂到需要的专家号！
检查结果一份一份的拿出来，我的心越发的焦急，多耽搁一天，费用增加不说，病痛解除也会晚一天。一天中午在饺子馆吃饭的时候，我碰见一对老年夫妇打听医院附近有无便宜的旅馆，拉起话来得知他们的孙子在协和做植皮手术，孩子的爸爸妈妈回家筹钱，他们住在东单，离协和距离有点远。我领他到我住宿的地下旅馆，他们当即就订了房间。我得知他们来协和做手术，是有专家提前给他们走了绿色通道，专家给他们预约了病房，无需像我们一样辛苦的挂号。我向他们说出了我的难处，他们答应帮我，尝试通过他们孙子做手术的专家帮忙。我很感激，同是天涯求医人，同病相怜互帮扶啊！可第二天再见到老人家时，他们沮丧地告诉我他求了专家但还是办不成，他们那天下午就回了山东老家，再没见到那两位热心的老人。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专家号仍然没有一点结果，我更加焦躁不安，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都是挂号的事儿，我每天到医院大厅，希望能得到一些消息，想出一些办法，可是想的我头都疼了，也没有闪现出一点办法的火花，只能在挂号大厅徘徊。一天有一个30多岁的青年妇女也在打听赵岩的教授号，交谈中得知 她从东北人，浑身疼痛，想找赵岩教授看病，也是挂号无门不知如何是好。萍水相逢，同病相怜，我们俩都有抱团取暖的意愿。两人商量：卖高价号，两人联合起来和号贩子交易。可我们心里又担心害怕，两个单身女人进京求医，人生地不熟，和那些常年在医院里游荡的“号油子”打交道总让人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恐惧 ，担心被人欺骗，丢了钱财又耽误了看病。我们两人商量统一行动，一块儿和号贩子讨价还价，一起看大夫，一起交钱，最后她叫来了自家的在京某报社的老姨给我们壮胆。票贩子都是鬼精灵，你只要稍微有所表示他们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你，专家号都是明码标价，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交易步骤也是按照他们的设定好的进行。号贩子要求我们提前三天交出身份证，他派人给我们排挂号资格，挂号，拿出号后一手交号，一手交钱，定金50元，号900元，保证挂到赵教授的号。我担心他们拿我们的身份证做些非法之事，所以不愿交出身份证。号贩子考虑了片刻说身份证可以先不交到挂号那一天早上交，实名制挂号，没有身份证是挂不出号的。我们坚决要求看完病再交钱。号贩子说这不合规矩，由于我们坚持，他也最终答应了，但必须多加100元，他要派人跟着我们俩。我俩咬咬牙答应了。我宁可多掏100元，也不愿意被骗900元哪。
正式挂号那天早上，我们四点钟到达医院挂号大厅，号贩子早已在那儿等着我们。他再一次向我们讨要身份证，我说说我们还是不放心担心受骗（真担心）。那个号贩子竟信誓旦旦说：我们常年做这种生意，是有职业道德的，诚信经营，承当你那个大夫的号就会给你那个号，绝不骗人。”又是几番交涉，费了不少的口舌。为了预防万一，我提出要求我们俩和号贩子互换身份证，我才会把身份证交给他。他很着急也很生气，说从没有见过这样买号的人。但我很坚持说“如果不交换身份证，那我也就取消买号交易50元不要了。”好吧，你一听就急眼了，一边嘟囔着一边掏出身份证交给了我。我仔细的核对了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号贩子本人，这才把我的身份证交给他。我悄悄用手机给号贩子的身份证拍了照。7.30以后，号贩子拿来了我们俩的身份证和医生诊号，我也交还了他的身份证，有了号看病当然很顺利，上午取了药，下午就乘车返程了，这是后话。当时我看到挂号牌上赵岩的号是九块钱，而我们花的是100倍的价格！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从号贩子手里买高价就诊号，也是令我无奈令我心痛的经历，。优质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地方医疗水平的低下，让病患不得不千里迢迢奔赴京城求医，颠簸之苦，求医之难，负担之重，压力之大，不亲临其境不能感同身受。而医疗体制管理的不完善，对非法活动的打击不得力，又让病患身痛之上又加心痛。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我希望真正实现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方便就医。病患不再为挂号发愁作难受累，人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但愿人间无病痛，何妨架上药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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