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股取义，抱木成仁。有一士在这一舍一执之间鸣奏风发出春秋大义，是一股先秦时代生机勃发的文化清流，这一士就是介子推。

寒食节因他而立，中华传统节日只有两个节日因人而传，另一个是端午节，所祭者屈原。

但端午寒食却影响不同，后来寒食虽又与清明交融，可介子推终不能与屈原的文化地位相称。原因倒也并不复杂:较之介子推，屈原的历史记载更翔实丰厚；屈原又是中国第一个大文学家，后世多少文人是其粉丝，刘勰誉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称他“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文人传播力度大多了；屈原主要是殉国，子推是殉节，后续民族历史发展所需求的比重自然有异；端午节又是美食龙舟，欢庆有趣，寒食则是冷烟伤胃，忆苦清淡……

其实二人皆不朽。二人皆属先秦，中华文化的发轫期，有幸中国文化的端点是那样一个昂首健行、沉歌弘毅的时代。介子推的文化价值、人格魅力不该因上述差异而被冲淡，他的灵魂与屈原一样，一并饱含着先秦时代优异的文化基因。屈原悲歌怀石，风雅并举；子推割股抱木，义仁齐兴。他们有同样的风骨，有同样的气节，有相似的命运。每个时代，理想有不同的寄托，在那个时代，他们同样的忠君。介子推人生的几个断面都足以激荡人心，感喟世风。

如屈原一生情系楚王一样，介子推的平生际遇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无法分割。

晋文公登基之前曾罹流亡之难。史载晋公子重耳流亡，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 。而介子推则割股肉捧汤以饲其君。面对土块儿，赵衰巧言宽慰，不失为政治家之机智。介子推则为尊者伤，没有选择子犯式的机变委婉的态度，而是直面现实的困境，挺身卫护王者的尊严尊贵，义薄云天，何等气派。与其把子推的举动看作单纯的奉食果腹的忠臣之举，不如把它看作是在磨难中对意志渐消的重耳激励警醒的义士之心。须知人穷志短，壮志也难耐消磨。晋公子重耳之前流落齐国时，妻子姜氏曾劝道:“行也！怀与安，实败名。”但是“公子不可”。于是“姜与子犯谋，醉而 遣之”。可见重耳当时产生强烈的乐不思蜀的情绪，贪图安逸，不愿担当大任，竟被臣子灌醉挟持而去齐归晋，惹得重耳愤怒而起杀心。所以，重耳成长为后来的霸主晋文公并非水到渠成，善始善终；而是经受了磨难考验，砥砺成长。那么在贫民以土块儿取笑，尊者穷途受辱之时，介子推毅然决然替主受难，以无畏拔群的方式捍卫主人尊严，其实是对外加屈辱的强烈反击，不能不令人须发尽竖，血脉贲张。在佑护主上尊严之外，更重要的是此义举烈行必定会激发处于困穷惨怛之中的重耳的意气，提醒自己大国公子的身份，提醒自己天降大任的使命，提醒自己不可阻遏的步伐。此举在世人面前了展示公子威严，更将流传诸侯国以昭示万涓归海的天意。重耳的内心在那一刻应该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对！有人甘愿一腔热血地为自己牺牲，这绝非任何人有资格可以享纳担当的，精神鄙贱者、气度不堪者怎可承接?对，自己就应当是王者之尊，不居庸常，不甘安逸，不移贫贱。有道是奴以主贵，而子推却做到了主因奴尊。介子推代表了先秦时昂扬站立的中国人的姿态。不似后世传统文化中渐渐萌孽出的或弯腰驼背的沉滞、或屈膝俯首的卑微劣根性。子犯子推，一曲一直，为困境中的重耳注入了原力。而对于普通黎民百姓而言，他们服子犯之智，大概更敬子推之义吧。

割股奉君，“股肱”之谓，诚哉斯言，得其所称。子推的行为意义丰富，饲主、卫主、励主三个层面，境界愈高，意蕴愈深；而若只看到第一层的忠心饲主以解饥馁之急，显然太表面化、简单化了。子推所为比后世鸿门宴上樊哙闯宴护主，忍辱生啖彘肩而威慑项王更胜一筹，是春秋时代彰显的凌然大义。子推的自我牺牲以成就主公,与屈原的怀石投江以殉国死节，皆高风亮节，本质相同。曹操《短歌行》中写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介子推正是这种烈士风骨。

当然，历史上不乏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者，有人会以此比照介子推，或微言哂之。然而介子推绝非诸如易牙、竖刁之以极端异态非常之举而谋求利禄权位之辈，也绝非演义传说中那些杀妻奉主、埋儿饲母以害别人性命来实现自己所谓“孝”“忠”而致使人性泯然之流。由子推一生观之，他恰恰是重义轻利、亲仁远名的长者。在重耳即将归国登大位启程之际，有一段记载发人深省:

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 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

介子推此时此刻叱责子犯，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其实功名干求，人各有志，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价值，不宜臧否，何况还有避祸之意。但是，这个故事中却有几点隐含的问题，分别是曲言求荣、贪天之功、临事市君、巧言文过。子犯一如既往展现了自己的政治谋略。古往今来，多少人能同患难而不能同享福，多少能臣飞鸟尽良弓藏。子犯以退为进，换得重耳“与子犯共者”的誓约，不可不谓大智。然而另一方面，介子推却无法认可子犯邀功求荣的方式和时机。介子推认为大功告成后，辅弼忠臣必然与有荣焉。但是，子犯却在重耳即将回国急于用人的关键时机，提出“过亦多矣”“从此去之”，以退为进，与重耳进行交易，不免含有挟危取私之意。“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耿介重义的子推在人格上无法认同子犯，介子推情重私德而轻事功。这似乎有些迂腐，然而，对于事功，子推其实更有一重眼光，更有一层视野。郑国叔詹曾言重耳”离外之患，殆将启之”，忧患可以兴国，重耳历经流亡十九年磨难，已成大器。楚成王也断定“天将兴之，谁能废之？”公子隆兴已成大势，天命将归。介子推看重天命，他心中充满了敬天知命的使命感，其实是一颗赤子之心的袒露，怎能容得下与天争辉，与君谋功的妄言杂音、伪论乖行?

对于功名，推实赤诚；对于过愆，子亦坦荡。诚如子犯所言“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人非圣人，孰能无过?然而君子于过坦荡荡，功过是非,当赏当罚，自各有担当，何必乘危挟势巧言文过?子犯公开宣称因过而欲去，但是最终隐去的倒是子推。主公大业势必成，选择隐去是认定自己职责已尽，并非弃责任性之举，反倒是不居功而求气节，实属不易。子犯子推，一留一去各昆仑。然而，论人格典范，子推不正如屈原一般令人动容吗？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政治家的谋略自然光耀门庭，功名史载；而人格德行的示范对于民族精神塑造，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其价值却是难以估量、历久弥坚的。

“吾道一以贯之”。子推人生的谢幕也铸就了人格的辉煌，延续了其一贯的精神品性。一生忠于自己，毫不背谬，难矣。正如屈原所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子推“抱木而死”是以死明志的成仁之举。已冠冕位尊的文公重耳想起共患难的旧臣，欲补功介子推。然而子推隐而不现，太迂太拗吗？不给文公礼贤补过的面子吗?世人难知隐者，志士仁人求道不求名，宁直穷不曲达。之前伴公子共度时坚，助成重耳终继大统之时，子推不居大功而独善美节；现在文公基业已定，自己却要接受封赏？这与自己向时曾经不屑的子犯贪功何以异？表里不一，先后相悖，仁者所不为。若子推求功贪禄，那么以其与君患难之情义，何必委屈隐身，矫作“终南捷径”之态？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介子推是把背离自己初衷当作“大罪”的，这哪里是许多把“卑鄙”当作“卑鄙者的通行证”的逐利小人所能理解的。“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屈原的这句诗可作为子推的行为注脚。另外，尽忠之后隐身奉母，也是子推仁者孝心的赤子之行。知后世李密而不解子推者，需静心省察一番。推母曾劝子推“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没想到一语成谶，也许文公烧山只是一场愚蠢的事故，子推终究以抱木而亡的坚定姿态殉节。但是，在民众心中，在志士笔下，子推浴火重生。“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卓哉鸾凤姿，飘飘高自引。向使属戎行，岂其逊枝轸。”“晋国园陵迷草木，绵田香火动春秋。”仁者乐山，绵山是介公不朽精神的凝聚。

历史需要求真，但历史难以较真。历史到底什么面目?希腊《荷马史诗》、各民族英雄传说，怪力乱神夹杂其中，东西方概莫能外。上千年的真假虚实或许难以透彻分辨，但有一点:历史是史书的文字记录，同时也是人民的情感选择。介公的千秋大义与香火绵延，正是民众的真切心声和深切缅怀。

屈原殉国，子推死节。屈原追求“美政”，孜求美德；子推耻夺天功，独善洁行，不正是尽善尽美的境界吗？二人一南一北，一江一河，却共同铭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滋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