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塔有一幢带顶楼的房子
作者 胡 泓
在这天下午我第七次走进这幢1828年建造的原木房子。也是第四次遇见这位年老又特别肥胖的女管理员。每次遇到她都让我很不舒服。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她曾经生硬的粗着大嗓门告诉我：
“楼上是主人纳雷什金娜夫人招待她的好友的小客厅。虽然可以参观，但你要先把崇敬的心情装满你的心。她是一位非常高贵又倍受尊敬的伯爵夫人。你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看到她就在那间客厅里，她不一定和蔼的迎接你。她会看到你是不是有教养的人。”
这位管理员说的话让我很为难，刚上了几步木楼梯我就停下想退下来。她立即高声叫嚷：“你上去吧，上去吧！纳雷什金娜伯爵夫人是宽容的。再说，她也见得多了各种各样服刑的苦役犯。她会原谅你。”
她怎么会这样讲话！与她才刚刚见面。我立刻感到难堪。
“我会在意的，夫人。”我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词句回敬她，就微笑着彬彬有礼的欠欠身。
这期间我来过两次，点头恭敬地向她问候，她都是正忙着整理书架并没有理睬我。现在她不再是前几天的样子了。她会看出我的教养和学识并不亚于屋主的丈夫——伯爵纳雷什金先生。她对我说话也总是用“您”，也不再仰起面孔把后脑勺压在脖子后面敦厚的脊背上。而是略微歪一点头，压低嗓音，用修饰的词句和柔和的语调同我简短交谈。交谈中我发觉她偶尔会扯出一句半句不着边际让人难解的词语，以致怀疑她的思维是否总是正常的。不过，现在在她的面前，我宛若伯爵大人。
哈！伯爵大人。
纳雷什金伯爵，那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十二月党人”。
这幢木房是从彼得堡来的纳雷什金娜伯爵夫人建造的。外观是“凸”字形，也被当时的人们称作“带顶楼的房子”。“顶楼”，就是前面女管理员说的纳雷士金娜夫人的小客厅。小客厅南北通透，两头各有一个阳台。一个看日出，另一个看日落。北面有一间藏书室，书架上仍堆满了17XX年和18XX年的各种退了颜色的硬皮烫金花边的大厚书。曾是纳雷士金娜夫人读过的书。坐在藏书室的小桌前推开阳台门读书，抬头就可以看见那幢赤塔最早建于1776年米哈依洛·阿尔汉格尔斯卡亚二层原木楼教堂。上面有一个钟楼和两层顶楼。相距大约二百米。在这顶楼里，纳雷什金娜伯爵夫人一定是每天都在遥望关押“十二月党人”的监狱，想象着服刑中的丈夫。不难体会到这是什么样的心境。逢礼拜或忏悔日这些苦役犯们在手持刺刀步枪的士兵们押解下由远方走近教堂。这时他们已经除下了镣铐。当然，人群里面有自己的丈夫纳雷士金。他虽然瘦得厉害却仍然那么英俊开朗。她会和其他几个女人一起，从厨房把炖好的土豆肉块和骨头蕻菜汤抬到教堂门前，放在已经预备好的桌子上呈给囚犯们吃。每逢这时都会聚来十几个女人和其他一些人站在教堂入口两侧。女人里多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里荒凉四周仅仅能看见几幢房子。从这个开着门的阳台向前望去，我看到了寒冬里妻子们在教堂门前冻得瑟瑟发抖，等待士兵们押着丈夫们由远处踩着厚雪走来。
1828年以后在这座教堂里举行过两次“十二月党人”的婚礼。一位名叫帕利内·盖尔的法国姑娘，从遥远而美丽的巴黎来到赤塔，和“十二月党人”苦役犯安南利夫结婚。由于等待跑掉了马车轮子而迟到的歌手，婚礼还没举行完，回监狱的时间到了。新郎和其他同来祝贺的伙伴们被肩着长枪的士兵押着返回监狱。巴黎新娘紧紧挽着丈夫的臂膀，一手提着自己的白色长裙随他走回监狱。在监狱门外相互祝福后分手。这些情景生动如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得非常真切。
在那座老教堂的二楼的展柜里，我曾仔细地读了她们写给丈夫的信并拍下照片。读那些180年前写的原文，仿佛她们活生生围站在眼前，好奇的观察着我读她们的信。信里面热烈的讲述着她们的无私无畏、奉献了全部的爱和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只是有些古俄语单词和手写花体字母弄不准确，还混着法文。有几封就是法国姑娘写给自己未婚夫的，里面又夹着俄文。她们都是名门贵族出身。宁愿抛弃所有的优越奢华的生活，从六千公里以外的圣·彼得堡一带坐着马车，常常还要徒步。经过几个月甚至一年艰辛，来到了赤塔。那时可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她们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找到破烂不堪的草屋顶的木房子住了进去。每天祷告和期待见到自己的爱人。
在那个年代里，年轻貌美的妻子们经常在这间顶楼上的小客厅里聚会。她们已经不再是柔弱骄矜的贵族夫人，她们能够承受所有苦难。她们一起谈着活跃而令人鼓舞的话题，唱着忧伤和怀念的歌曲。冬天，这幢房子里也真够冷的了。外面零下四十多度，在屋子里也要穿上皮袄和毡靴。只有火炉子和暖墙是热的。大家都围在它的四周坐着。有谁想法子弄到了一瓶子红葡萄酒，她们就喝着，唱着，哭泣着又笑着。不过，当她们与丈夫见面，就会变得又乐观又随和，讲出许多轻松幽默的话题，快活的像入夏里蓝天上的百灵鸟。她们一步不离开自己的丈夫，并把如何给予丈夫柔情与体贴作为她们每天重要的思考内容。她们一起谈论着与丈夫相见短暂又美好的时光。
木房子的前边种了许多果树和柞树，今天已经看不到它们了，房子另一边的院子里种过几种蔬菜。这么冷的地方能长出什么菜呢，就是土豆、胡萝卜和蕻菜头。利用短暂又急匆匆的夏天，可以收获许多西红柿、黄瓜、卷心菜、蘑菇和向日葵。
纳雷什金娜伯爵夫人可不那么开心，只有她自己才明白每天在怎样的苦闷煎熬中度过的。
我在作为图书室的一楼书架上找出了一本想读的书，打算坐在四人书桌边上读书。屋外下着深秋的寒雨，室内只有我一个参观者。矮个子女管理员扭动着肥胖的肢体甩着两条短粗的胳膊走过来，看着我手里的书开口了：
“你是布里亚特人吗？”
在赤塔有四万多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布里亚特人。
“不是。”我看了她一眼，她面容还算温暖。“我是哈尔滨人。”
“你是哈尔滨人？”她大嚷着令我一惊：“我的祖父祖母都去过哈尔滨，1924年去的。那个年代，那个俄罗斯混乱的年代啊！那些好人，死了多少。我的父亲出生在哈尔滨，母亲的家人也是从俄国逃到哈尔滨的。他们太不幸了！他们在1941年回到苏联，就没过上一天幸福的日子！”
她眯起那双已经潮湿的小眼睛朝我的桌子溜了一眼。她问我喝茶还是咖啡，咖啡是速溶的。我告诉她我的背包里有瓶装水，并且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她是打算和我谈话。我低下头翻着书，作出凝神的样子。她转身去了另一间房间，那一定是厨房。她端着一只大搪瓷缸子走了过来，坐在我对面。我更加凝神读书，故意从嘴唇上发出轻微的读语句的呼吸音，不希望受到打扰。
“说不定我们是亲戚呢！”她神秘的悄声说，又怕打扰我。我不经意的咧嘴微笑一下。
“我看得出来，你像布里亚特人，却是混血儿。你的妈妈是俄国人？”她亲切地探过头来，眼睛里有光亮。
“那我们也不可能是亲戚。”我应付了一句。我并不抬眼睛看她。一是我不喜欢看她一点也不生动的相貌，还有我要强调让她看到我正专注地读书。
“赤塔这个地方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发生过不少大事。”她双手捧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用力把缸子顿在了桌子上。我想这是她的动作习惯，没深没浅的。“您想要知道什么事，我可以告诉您，不一定非要读那本书。”
我觉得这老太婆说话太过火了。我用不信任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幸好她没注意到。
“您读那本书是我写的，您问什么我都可以告诉您。”她在对面笨拙地挪动了一下圆滚的身体。
如此说来，第一天她对我吹毛求疵的态度原来是有理由的。不管她多么刻板冷漠居高临下，长得如何肥胖，身材又不高脑袋也不大，怎么寻找也看不出她少女时会讨人喜欢甚至有点漂亮痕迹。可是她精深详实研究了1825年12月26号“十二月党人”贵族起义的全部历史缘由，以及后来被绞刑被流放到荒凉又严酷的西伯利亚所拥有的高贵品性的每个人的生存细节。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我手中这本厚厚的硬皮书，刚刚读过的目录，就完全知道面前这位“管理员”所研究的深度就尤如一位常年潜在深海里细心寻找人们未知生物的海洋学家。我翻到前面，扉页上印着一副作者黑白照片。可是和对面这位管理员对照，怎么也看不出是同一个人来。这本厚厚的800多页的书出版于1988年。我也看到作者介绍，她是一位学识广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她1938年出生在哈尔滨，现在七十多岁了。我以为她最多五十几岁。我依旧平静地读着书，不直接表现出我的惊讶，也不会虚假地奉承些好听话。我知道这样做了她反而会瞧不起我。
“您是第二次来这个纪念馆，对吗？”她的记忆不算好。她双手粗糙，手指关节变了形。我还看到右手中指由于用钢笔写字，明显弯成折角。这么一双手，握住了大搪瓷缸子。
“第七次，今天第七次来这里。”我订正说。并不放下手中的书。我还是不打算跟她聊天。主要是她的谈话方式不能让人从容对应，还带着一点儿训教的语气。她为什么不当老师？
“哦，有几天我没来，是另外的人当班。您是对这幢房子，这里曾经生活过的人，发生过的事件感兴趣，是非常感兴趣对吧？你是我第一个遇见的接连来过五次参观的中国人。以前有一位英国女作家一连两个月每天到这里写‘十二月党人’的文章，我讲了许多她感兴趣的事。俄国皇帝罗曼诺夫家族和英国渊源很深呢！”
我没有纠正为“七次”。她双手撑着桌面吃力的站直身打算离开这张桌子。我其实很想直接向她了解一些我急切要知道的事情。
“不过，”听到我开口，她立刻稳定住并慢慢转回身体，仍然端着那只大搪瓷缸子。像一位常年劳作的农妇，粗糙红润的脸颊上现出愉快来，却一点也看不出学者气质。她向前探着头倾听我继续说下去。
“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多，我听到在赤塔发生了许多悲惨事件。肃清反革命，杀死了上千无辜的人。”
“这事你知道？”她对我眯起小眼睛要寻个究竟似的。
“知道。”我合上书，打开瓶盖喝了一口水。
“你怎么会知道？从书上读到的？”
“我的大舅1937年从哈尔滨回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到了赤塔。在1938年秋天，被莫名其妙的宣布是哈尔滨中东铁路的间谍，两个月后就被枪毙了。那时候的劳改营好像离这儿几公里，靠近二百年前看押‘十二月党人’的监狱。我来赤塔也是为了看看大舅巴维尔最后在人间生活的地方，看看他们的公墓。”
“是的，在1985年给那些被杀害的好人修建了公墓。上面有他们的名字，也有连姓名也找不到的人。看看我们的世界，一些人这样做，死了许多许多普通人。一些人那么做，又死了许多许多普通人。我们人类这种生物里产生的首领，不像蚂蚁或狼群的首领那么简单。人类总是有掌握最大权力的首领做出很不正常的事来。最残酷的就是大量的杀人，杀人！”
老妇人在喉结里咕噜着。这会儿我对她渐渐了解了一些，觉得她的性格也可以容忍了。我以为她是一个做杂务的，一个没什么见识没什么涵养生硬冷漠的人。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在这间木房子里写她的历史研究文章，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之后我也看到有几本厚书都是她写的。她的语言很机智很深刻很抓人心。
我告诉她：“我很想去那个被无辜杀害的政治犯公墓看一看。”她不分明的一双小眼睛翻向一侧上方，想了想，最后决定：“好吧，后天上午，我找一台车，车费你要付。”
她喝一口茶，转过身。下面的两只脚就把圆木桶般笨重的身体移动到了厨房里。她在关门的时刻还大声告诉我：“你去楼上读书吧，免得我打扰。”。
那个厨房旁边有一间不大的房间，从前是佣人的，现在是她的写作间。房子在1965年修复了一次，一直保持着1828年的样子。顶楼上的裸木墙壁覆盖着似乎仍是第一遍涂刷的黑色油漆，为什么是黑色的呢？是屋主人纳雷士金娜有意表现当时的时代心境吗？还是那个荒无人烟的年代里找不到其他色彩的油漆？又宽又长的大地板在经常走过的地方已经凹陷下去，而坚硬的节子却凸显出来。木楼梯台阶中间已经被无数遍上上下下的鞋底磨出了凹下去的圆边。那么，让我自己去好好想象吧！不去猜测无数的参观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仅仅纳雷士金娜的年代里，那些作为苦役犯被流放到这里的“十二月党人”贵族们，和追随他们而来的妻子们，是足以作为人类永久的高贵榜样。
下面的讲述也许不比博物馆解说员好哪儿去，还是请你耐心听听“十二月党人”的实情，这个很重要。近二百年来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十二月党人”研究家们，写了大量的文献著作，感动了全世界。“十二月党人”是一群正直又勇敢，乐观有学识有见识的贵族军官。他们在1912—1914年俄法战争胜利后随军队开进巴黎的凯旋门，在法国停留期间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他们决心改造自己的国家。
1825年12月26日，功绩卓著的贵族军官们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结集了三千名士兵，要求刚刚上台的尼古拉一世接受他们制定好的新宪法，放弃专制和农奴制度。由于主要指挥者临阵逃脱，致使尼古拉一世皇帝有时间调来更多的士兵和大炮，残酷压制了这个起义。五名有名望的贵族军官主要领导者被绞死，一百二十一人贵族军官流放去西伯利亚的后贝加尔地区。因为是十二月发生的事件，这些人就被称为“十二月党人”。二百年前的西伯利亚可不是今天有许多人许多公路许多城镇，还有在寒冬里比夏天还热的室内。在那里服苦役的多数是被流放的刑事犯。像赤塔这座城市，现在有居民近四十万人。而那时候这座城市还是一座小镇，不过四万人口。主要负责西伯利亚地区的行政事务和军事要塞的管理。而离赤塔市几公里外的奇廷斯基·奥斯特洛格监狱和释放了的苦役犯生活村落，却有着自己单独的管理措施，和赤塔居民可大不一样了。
开始的时候“十二月党人”囚犯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由于他们的信仰和品格改变了监狱管理者制定的严厉规则，相反对“十二月党人”深怀敬意敬。应允他们许多要求，他们很自由。而他们所有的自由，都是为了做更多的好事。他们有自己的菜园，产下一年都吃不完的蔬菜。他们建立了各种机械加工作坊，他们成立了一个学习沙龙，每个人都做讲演，有历史、高等应用数学、俄国文学、哲学、军事科学、建筑学、物理、化学和其他学科。他们热情地学习多国语言。写诗，翻译外国的书籍，自己出刊物，书籍和期刊都很多。每个人都可以读到最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学习和研究涉及了人类知识所有领域。每周还有两次阅读自己作品的文学研讨会。他们教育附近的穷苦孩子们，学到和学校里同样的课程。许多“十二月党人”都参与了赤塔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大自然研究中。其中有一位叫鲍里索夫的自然科学家，收集了大量的当地的昆虫样本，并托人送到圣·彼得堡大学。鲍里索夫画得一手绝妙的水彩画，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植物和飞越贝加尔湖的鸟类。他们排练精彩的音乐会，演出弦乐四重奏，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你自己的音乐之声”。“十二月党人”当中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医生，他除了为苦役犯们治病，还帮助赤塔居民提供免费医疗和预防疾病。他们最大的财富是多样化的精神生活。
来到赤塔流放地的第一位女人是的穆拉维约夫公爵的妻子。1827年2月，她带来了普希金为“十二月党人”写的诗。尼其塔·穆拉维约夫公爵在监狱会见自己的妻子亚力山德拉·格利戈里耶夫娜·穆拉维约娃。她是经历了难以述说的艰辛才来到了彼得罗夫斯基工场监狱。这是遥距莫斯科六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后贝加尔的监狱所在地。穆拉维约夫公爵对妻子说：
“我对不起你，你还是回莫斯科吧。我不愿意你与我一同承受饥寒之苦。”
妻子说：“不必这样说了，我要永远跟随你。我宁可失去所有，只要不离开你。”
后来，她经常久久地站在带顶楼的房子阳台上，向监狱的方向凝望。
另一位妻子优杰琳娜·伊万诺夫那·特鲁别兹卡娅在赤塔附近的奇廷斯基·奥斯特洛格监狱里见到自己的丈夫后这样写道：
“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声使我惊呆了！他那双高贵的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的痛苦和屈辱的程度。谢尔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
普希金、屠格涅夫对“十二月党人”充满极端崇敬。赫尔岑在诗里写道：“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思想上的隐修士，精神上的苦行僧，肉体上的坚忍者。那是对人民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
一直热情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普希金拜托她带去的诗篇这样写着：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着你们坚持着高傲而忍耐的身影
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崇高的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姊妹——希望，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原件至今还保存在“十二月党人”博物馆里，就是那座1776年建造的米哈依洛·阿尔汉格尔斯卡亚教堂。
前面这段讲述是本篇故事不可或缺的章节，切不可轻视它在本文中的作用。当然还有许多要说的，就请你自己去查找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资料，这个太多了。
我和管理员约好了后天早上9点，在我住的宾馆门外见面。我宁愿叫她管理员。也没想过称呼她教授。我知道她的名字，书的封皮上印着费·列·乌沙科娃。第二天中午，我仍旧来到“带顶楼的房子”读书。换了一位不苟言笑的高个子中年管理员。好像她生活上受着煎熬或正处在不顺心的事情中。不论什么情况都带着那么一点儿清高。她盯着看了我一会儿没吱声，转身进了她的办公室。也是在厨房那边的另一扇门里面。今天有另外两个中年男人也在读书，室内很安静。
直到晚上我才离开。找到一家很精致的小花店买了一束鲜花，那个姑娘把花根上在一个瓶子里沾了沾，裹上了浸过水的海绵又用薄膜包好，把它装进透明塑料筒里交给了我。做的很熟练。
早上九点之前，我走出宾馆。一眼看见了管理员站在一辆小型轿车旁，也是二手的日本车。问过好后她让我坐在后面。她费力的钻进车子里，好歹算坐在了座椅上。车子也随之重重悠了一下。司机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白白净净表情平淡。只和我道了一声“早上好”，我们就启程了。我翻开事先准备好的旅行指南手册找到“十二月党人”当年手绘的地形图，对照着车前方的路线。手里的地图上是荒凉的丘岭、小河、马车路和小路和零落的木屋。而我们的四周是楼房和马路。经过一小时，原先的那座监狱已经不复存在了。看到它的位置呈现了一大片茂盛的松树林。车子正朝那片树林驶去。我们三个人都沉默着，几乎一言不发。又经过二十分钟光景，出现了一座四米高用大石块磊起的“金字塔”，顶端立着一支比例恰当的水泥十字架，在十字交叉处有纯金嵌入的拉丁文字母。我们在这下了车。我从上衣袋捏出一只小梳子梳理头发，又整理了一番衣服。从背硬质塑料筒里拿出那束的不知名的鲜花。天有些冷，已经十月下旬了。管理员举步艰难摇摇晃晃，从轿车的后备厢里取出一大束鲜花，全是白色的小野菊。她拄着树干般的手杖走得很吃力，张大嘴喘气。哼哼叽叽的念叨着像在怨叹。我伸出手想搀扶她，却被她扭一下胳膊肘拒绝了。我便放慢脚步跟在她后面。那位叫玛拉的姑娘跟在我身后。走了十分钟的慢坡，我们站在了三块巨大的石头前面。我心里立刻出现了一闪而过的慌乱和恐惧。石头修出平整的光面，上面刻着号码和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很多死者没有生年月日，死的日期都是在1938年到1942年间。管理员把鲜花放在巨石下，和玛拉一起画着十字。我也把花放好并向死者鞠躬。这里面也许有我的大舅。管理员用手指着告诉我她父亲的名字的位置。玛拉也过来帮着按声母排序找我大舅的名字。一共三百七十八人，有四十七人只有号码没有名字。寂静的十几分钟过去，结果是上面没有大舅的名字。管理员走近一块供人们坐着的平面石头坐下，仍然大口喘着粗气。玛拉在另一侧的巨石下捡出落叶和树枝，走到远处扔掉。风在树梢和树杆间绕来绕去，“呜呜”的响声变得很大。
“请坐下，坐下吧！”管理员招呼着我。我坐在她指着的一块石头上。周围许多石头都有一个凿出来的平面，就是为来访者坐下思考和交谈的。
“别泄气，在纪念碑里面有你的舅舅。喔呀呀呀！喔呀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那是多么残忍的时代。那可不是有仁慈心的亚力山大二世沙皇时代，不是沙皇时代。人民的慈父可一点不仁慈！”
管理员喘着粗气使得语音偶有间断，喉咙里还发出微弱的“咯咯”声。这一路让她走起来太吃力。汽车也开上不来。我眼睛望着那三块巨石，周围一下子变得特别沉闷。
“我的爸爸是1942年被捕的。罪名是哈尔滨的日本间谍。他和我的母亲刚刚结婚那年，住在哈尔滨马家沟的教堂街上一所漂亮的小砖房子里。开了一间缝纫机修理部。当然也修理别的东西，像熨斗、门锁、绞肉机、自行车，手推车，还会修理座钟。爸爸是个聪明手巧的青年。母亲是裁缝。祖父祖母本来生活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叫乌里莫夫斯科的小镇。祖父是地主，在当地很有声望。尼古拉二世皇帝还到他的家里做过客。祖父用刚刚腌好的酸黄瓜和炖小羊肉招待皇帝。祖母一直在这个镇里教书，是一对非常善良的人。是谁不善良呢，当然不是这些好人。1918年7月17日深夜，皇帝一家被秘密杀害了。许多有钱人放弃自己的财产，匆忙朝着哈尔滨逃命。许多来不及离开的人就被那个新政权枪毙了。人们像急流一样万般恐慌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哈尔滨。里面有多少科学家、艺术家、教授，有很多地位显要的大人物，有公爵、伯爵、将军、大臣、文学家、音乐家，喔呀呀！有二十多万人，那些好人，那些了不起的人。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往哈尔滨跑，稍不留神就被枪毙。我的祖父冻掉了双脚。我的祖母花了很多钱买了两匹马和马车，拉着我的祖父和父亲、叔叔三个人，一路就别提有多难了。”管理员用拳头敲敲脑壳，“忘记买一瓶酒带来喝一喝。”她又跺跺脚拍打几下厚裙子，眨眨混沌的眼睛。
“1924年，我的父亲只有十二岁，叔叔九岁。他们本来在莫斯科的私立小学读书。可是灾难来了，他们快吓死了。到了哈尔滨，生活开始很不安宁。祖父成了瘸子，要靠双拐走路。祖母什么活都干，后来在铁路局的面包房做面包。渐渐的生活稳定些了。不久，祖父死了，随后祖母也死了。父亲和叔叔也大了，他们开始工作养活自己。1935年，叔叔上了轮船当水手。那轮船从哈尔滨的松花江可以开到白令海。以后什么消息也没有了。父亲结了婚，有个小修理部，老婆的衣服做得又漂亮。很多活做不完。生活好起来了。他们买了两辆自行车常常一起骑到南岗的商店买面包和茶叶。过了两年又买了一辆摩托车，我也两岁了。我们一家三口人常常坐在摩托车上，到松花江边去玩去朋友家串门。那段日子可真开心。无忧无虑，没有恐惧。啊，我的爷爷奶奶没赶上这段好日子。哈尔滨！”
她突然扭回头叫嚷：“是谁在用棍子敲我的头？是谁？”她身后并没有人。隔了一会儿她恢复了平静。这举动让我很奇怪。
“1942年，父亲接到了叔叔的信，是从赤塔寄来的。信上说：苏联正在大建设，工厂有的是工作特别需要人，有技术的人可以挣很多钱。‘为什么不回祖国呢，亲爱的哥哥。你想一想，也可以先来看一看。’唉！我的叔叔这封信，打碎了我们在哈尔滨平静幸福的生活。1943年，我们坐上火车离开了哈尔滨，开始了无法想象的命运。这不，一下子，爸爸就来到了赤塔，然后就进了这些石头下面。叔叔也被判了8年，死在劳改营了。从哈尔滨回来的人有多少活下来的呢！他们称我们是‘白俄’！”
管理员停下来，叉在一起的双手从膝头抬起来指了一下巨石。玛拉没在附近，她去到车子的地方了。管理员绷紧嘴角皱紧眉头，像在思索一个重要答案似的没完没了的摇晃着头。
“你的爸爸有名字留下来，我没找到舅舅。”
她动了一下身体，发出一声像咳嗽似的喉音。“可是，我的母亲也被他们枪毙了，上面没有她的名字。你看那边，看，那个年代在远处有两条路交叉变成一条路，就在这片树林的另一边。”说这话的时候她望着另一个方向，仿佛是判断在什么位置处决的这些无辜者。
“父母亲是在秋天的半夜一点钟被逮捕的。我清楚的记得进来四个穿大衣的人，握着手枪，没有任何证件。把这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夫妇铐起来，推进了门外的一辆黑色吉普车里。他们说好了明天带我去教堂做四岁生日的祈祷，再去给我买一双鞋子。可是，我在门外看到的是他们被秘密警察带走了。妈妈和爸爸在还装做快活的样子向我喊：‘明天天亮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好好睡觉。’是呀，好好睡觉，怎么能睡着。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一个我自己。我特别害怕，不停地哭。除了哭我什么都做不了。小孩子哭都是出于恐惧，饥饿，疼痛和丢失父母亲。我万分恐惧。”
她停顿了一阵，看了一下车子的方向，接着说：“我说出来父亲和母亲是在什么情形下被开枪打死的，实在有些特别。在看押所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喊到名字。走出四面透风的破木房子，被押到几十米远的树林边上。从后脑勺的枕骨朝上斜着来一枪，这就完事了。
也像这个季节的一天，男囚犯被押解到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每人拿一把铁锹挖坑。每个人都清楚是在给自己掘墓坑呢，大家默不作声相互传递着眼神。周围是握着冲锋枪的士兵，谁也逃不掉。我的母亲在另一个女人的劳改营里关押，和男劳改营有半公里距离。后来的一天早晨，女囚犯被押出牢房走了一段路后，看见一队男囚犯排着两列队伍从远处另一条路向交叉路口走过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父亲。她会怎么样呢？她冲出队伍朝那边跑去，边喊着父亲的名字。紧跟着又有几个女人也喊起她们男人的名字。男囚犯当中有许多人停下脚步回头寻望。更多的女人跟着一起喊自己丈夫或亲友的名字跑了过去。男人们都站在原地，望着奔跑过来的一百多名女人。这会怎么样呢？不知道我的父亲看到了母亲没有，不知道他是否也向跑过来的母亲跑过去，是否抱紧了苦命的妻子。总之，二百几十人的男女政治犯在混乱中拥到了一起。不远处还有一群村里的人跟在后面呢。没有比这些人再可怜的了，他们半年多的野外超极限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都瘦成了一把骨头了。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我想我的爸爸妈妈也一样。军官们是计划把这些囚犯押到前面掘好的深坑边上再枪毙。看看吧，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现在男人女人们走到了一齐，不管是不是丈夫或妻子，母亲和儿子，大家都拥抱在一起，站在原地不动。坐在吉普车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干部摇下车窗和军官说话，立刻机枪就向这些人扫神。一会儿就干完活了，二百多无辜者就这么倒在地上一大片。跟过来村里的人都看清楚了这件血腥的屠杀，他们找着自己的亲人。收留我的那位邻居婆婆看到了一切，她告诉了我这一切。下午从赤塔和附近的村子又来了很多人寻找他们的亲人，大家把尸体抬进了这个掘好的深坑埋起来。”
管理员一直擦着眼睛，先是用手背后来用手心又用衣袖。
“70多年过去了，许多事都被淡忘了。是时间让人们忘记了许多惨痛的事。就是记入了史料建立了纪念碑，现在的人们也只是那么听一听，看一看。没人往心里去。今天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曾经发生的史实。从前那些没有根据就被杀死的人，不是今天我身边快乐生活着的任何一个人，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亲人。人们心上没有伤口，就不会经常疼痛发作，不会把自己变成另一种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家伙。玛拉是我的外孙女，我曾经给她讲过这些事。她听着听着就问我：‘那么我该怎么活着？我要快乐呢，还是把那些过时了的苦难塞进我的生活里？’”
管理员继续擦着眼睛。她的悲哀不是谁都有的。
我看见一片片薄薄的白色云片从巨石上空移飘，天空湛蓝湛蓝的像在和我们一起沉思。
管理员从她破旧而且拉链早已坏掉的手提袋里拿出一只保温瓶，又找到了纸杯子递给我一只，把咖啡倒了进去。随后又递给我两片厚厚的粗糙干硬的饼干。她蘸着咖啡溶软了吃起来。我向车子的方向张望，管理员说：
“她一定在车里睡着了，耳朵上还戴着怪声怪气的音乐。”
过胖的管理员坐在石块上显得特别墩重。她望着来时的小路，提高了嗓门说：“十二月党人时代的监狱，他们的生活很充实很自由。规定每天上午三小时劳动，下午三小时劳动。期间有休息，有各种活动，有他们自己的聚会，诗歌文章的朗诵会，各种研究会，辩论会，可以出牢房与他们的妻子在一起。狱卒像卫兵一样给他们敬礼。他们成立了许多科学学会，有植物学会，城市规划，动物飞鸟，贝加尔湖的深水生物，音乐，军事，无所不包括。可是一百年以后的1918年开始，人民的父亲左手握着烟斗，手背按住一张又一张将要执行枪决的政治犯名单上，快速地签上他潦草的名字。于是，从元帅到普通市民和贫苦的农民，几百万人被枪决。梅利古诺夫说：‘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回忆中的监狱。现在的政治犯们几乎是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光1937年到1938年几个月，就有四十万人被苏联秘密警察执行枪决。1930年到1953年，在苏联被执行死刑的人比沙皇30年期间处极刑的数字多1600倍。为什么？你想一想，为什么？”
管理员向巨石方向扭转一下身体，用她的小眼睛直盯着我。怎么回答呢？很多原因吧。
她接着说：“是人性。人性。一些人是没有教养的野蛮人，没有仁慈心，不相信上帝。一旦攀上了那个位置就开始为所欲为，所有人的生命都归他所掌持。他看着你不顺眼，‘喏，把他给宰喽！’他看着你很可怜，‘喏，把他给宰喽！’你就是舔他的格鲁吉亚皮靴，他也会把脚闪到一边，‘喏，把他给宰喽！’而沙皇时代，‘十二月党人’他们都是有教养又品性高尚的人。所有的皇帝和国家的领导者都有他们独自身处的境遇。然而这个人的人性因素是绝对重要的。一个十全十美没有瑕疵的人性是很难达到的，这需要时间。从他的上几代人就要有对自己的不良习惯和思维方法进行消除和改进，对善良仁慈谦恭奉献进行培育。一代一代的改变，直到全部融入了你的人性中，让你有了完美高尚的人格和聪慧与才能。每个人不是都应该如此吗？这样的人在作了各个领域的管理者领导者之后，他们会避免做错事。尊重别人的生命和尊严是第一至高无上的美德。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去伤害其他人，更不要说杀人。然而，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那个时期不是这样。那些人卷起来一条猛烈无比的龙卷风，可是他们没有道德，没有仁慈，没有谦恭。我怎么能不以‘感动的心情回忆当时的沙皇’，比起他们来是至上的高贵！”
管理员一口气说完，能听见她口中发出“呵、呵”的喘息声。身体随着喘息起伏晃动。
“混蛋！”她突然骂了一句并向一边啐了一口。
看她吃力的站起身，拄着沉重粗壮的手杖，走到巨石面前。先画了三遍十字。踩着石头翘起脚向上伸手，抚摸着父亲的名字，重复念叨着“爸爸，妈妈”。她又把双手伏在巨石的平面上，脑门压在肩臂上，身体抖动。我不出声响等待她尽情哭够了。玛拉过来了，她叫着外婆。把外婆搀下来小心地走到了平地上。地上的草开始黄了，风很紧。我们三人离开了纪念碑。
第二天我又去了“带顶楼的房子”，要和管理员道别。我要回自己的城市哈尔滨了。她不在，是另一位没见过面却愉快热情的女人接待了我。
她爽快地说：“乌沙科娃不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莫斯科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退休后移居到赤塔。在这座房子里整理研究俄罗斯近代史，写了许多书。”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她的外孙女在赤塔生活？”
“玛拉是她远亲的女儿。”这位图书管理员挑了一下眉毛，点了一下头。
“她一个人生活吗？”
“一个人。她的丈夫是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一直坐牢，很早就去世了。她的身体不好，常常因为心脏疼痛住院。”
“我可以去乌沙科娃教授的家向她道别吗？”
高个子管理员给我写下了地址。
我没去她的家道别。我想到突然敲响她的家门很不得当。她一个人生活，年纪又大了。她不会乐于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人贸然造访，还装作不在意她又脏又乱的家。我留下了一张纸条，请高个子管理员转交给乌沙科娃教授。
昨天分手的时候我怎么就忘记请她和玛拉吃饭，并且告诉她我后天要离开赤塔呢！我十分懊悔。我一直在思考她讲的那番有关人性成分构成的论述。
我记得最清晰的是乌沙科娃教授说：“人，人类社会要建立的是一个生存美学制度。不然地球会非常讨厌人类，讨厌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