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止境的复合增长注定了社会阶层的必然分化，也注定了社会矛盾不管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经济体制都必然尖锐。而新技术的发明与传播更是加快了这一点。在从前的四千年历史中，不过社会阶层如何分化矛盾性中也必然带有同一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而新技术将会改变这一点，技术将改变劳动，资本可以代替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读后

    矛盾15：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大卫哈维

    资本总是追求增长，而且必须是复合增长。我认为资本再生产的这项条件如今构成一个极其危险，但人们大致上未认识、未分析的矛盾。

多数人不是很明白复利的计算。他们也不明白复合（或指数型）增长的现象及其潜在危险。如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他最近的犀利评论中指出，即使是传统经济学这门“忧郁科学”，也未认识到复利对负债上升的重要影响。结果是有关2008年震撼世界的金融动荡的一部分关键解释，未能呈现出来。那么，有可能实现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吗？

近来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疑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假定经济可以无止境增长可能是错的。例如，戈登（robert Gordon）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便表示，近250年来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一段时期，而不是经济未来可以同样速度无止境增长的保证”。他的说法主要是基于劳动生产力创新支持人均所得增长的路径和效果。戈登与另外几名经济学家均认为，以前的创新浪潮远比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基于电子和计算机化的最近一波创新强劲。他认为最近一波创新浪潮的影响，不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么强，而且无论如何，它的效力如今已基本耗竭（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基于这理由，戈登预测：“未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低于19世纪末以来任何一段较长的时间，而所得较低的99%人口的人均实际消费增长率，更将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美国，上一波创新的内在弱点，因为一些“阻力”而加重；这些阻力包括社会不平等恶化，教育成本上升但质量下降所衍生的问题，全球化的影响，环境法规，人口老龄化，税务负担加重，以及居高不下的消费者和政府债务。戈登还指出，即使没有这些阻力，相对于过去200年，未来经济仍将度过一段相对停滞期。

政府债务是上面提到的一项阻力，这个问题在我撰写本书时，在美国已变成一个各方互踢的“政治皮球”（各方热烈议论但均不愿担责），而许多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在媒体和国会，政府债务是许多刺耳和夸张的言论与主张的焦点所在。有心人一再表示，若不厉行节约，未来的世代将承受可怕的债务负担；他们借此鼓吹严厉削减政府支出和社会工资，而这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有利于寡头集团。在欧洲，同样的论点被用来为强加在整个国家（如希腊）身上的灾难性赤字削减方案辩解，虽然我们不必发挥太多想象力，便能看到这种做法如何有利于德国等较富有的国家，以及富裕的债券持有人。在欧洲，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希腊和意大利政府被和平推翻，获得债市信任的“技术官僚”暂时取而代之。

这一切使我们特别难看清债务复合增加、资本积累指数型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的是，戈登关注的主要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与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大不一样。这两个指标均容易受人口状况影响，但受影响的方式大不相同。随意检视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在整个资本史上，财富与债务积累之间一直有松散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积累与公共、企业和私人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得多。我们会怀疑，债务积累如今恐怕是资本进一步累积的一个先决条件。若果真如此，我们眼前面临一个古怪的情况：右翼共和党人与其欧洲类似群体（例如德国政府）努力试图降低负债，此举正严重威胁资本的前途，其潜在影响远远超过历来工人阶级运动产生的威胁。

复利（复合增长）本质上非常简单。我在储蓄账户中存100元，年利率5%。年底时我的账户余额为105元，假设利率保持不变，第二年后账户余额是110.25元（如果是每月复利或每日复利，账户余额会大一些）。在第二年底，复利与单利的差别很小，只有0.25元。因为差额很小，不值得费心，因此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以年利率5%复利30年后，我将有432.19元，而如果是单利，则只会有250元。60年后，按复利计算有1 867元，按单利是400元；100年后，按复利是13 150元，按单利是600元。注意这些数字。复利曲线起初在颇长一段时间内升速非常慢，然后开始加速上升，最后达到数学家所称的奇点（singularity）——通向无穷大。曾经背负房贷的人，会体验到相反的情况。在30年房贷的头20年中，待还的房贷本金降得非常慢，然后减少的速度会加快；在最后2~3年，房贷本金以非常快的速度减少。

有些经典趣闻可说明复利和指数型增长的性质。某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接下来每一格的米粒数目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满所有方格。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奖赏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到了第21格时，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100万，而在第41格（超过1万亿粒）之后，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剩余方格。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是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头。这个版本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我们复利的隐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在复合增长较后期的阶段，加速的情况出乎意料。

复利的危险，可用德鲁森（peter thelluson）的案例说明。他是富裕的瑞士商人银行家，住在伦敦，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果能保持7.5%的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 900万英镑（远远超过英国国债），届时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裔。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在1800年通过法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的下一代对他的遗嘱提出异议。经过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产。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Jarndyce vs. Jarndyce），便是以此为蓝本。

18世纪末涌现出一些有关复利作用的兴奋评论。1772年，数学家普莱斯（richard price）在一本小册子中写了一段后来令马克思觉得有趣的话：“采用复利算法的钱，起初缓慢增加。但因为增加的速度持续加快，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增速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力。耶稣诞生时拿出1便士，如果保持5%的复利，现在它的价值等同于1.5亿个地球的黄金。但如果只是单利，则不过是变成7先令4.5个便士而已。”我们在这里再度看到，人们对于复合增长可以产生“超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结果感到惊奇。如今我们是否也将为复合增长可以产生的结果感到震惊呢？有趣的是，普莱斯的主要观点（与当前的一批忧心忡忡者大不相同）是利用复利的力量，既有的国债可轻易偿清（一如德鲁森的案例显示）！

麦迪逊（angus maddison）煞费苦心地尝试计算几个世纪的全球经济产出增长率。很显然，他追溯到越久远的年代，相关资料就越不可靠。当中重要的一点是，1700年之前的数据越来越仰赖于利用人口估计数推算总体经济产出。不过，即使在当前年代，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原始数据，因为当中包括一些国家范围的负面事件（例如交通意外和飓风造成的经济后果）。一些经济学家以许多测量方式会误导人为由，有力地鼓吹改变国家经济产值的计算方式。但根据麦迪逊的研究结果，资本自1820年以来的复合增长率为2.25%。这是全球平均数。显然历史上某些时期（例如“大萧条”时期）和某些地方（例如当代的日本），增长率微不足道或甚至是负数，但也有一些时期（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一些地方（例如过去20年的中国），增长率远高于长期平均数。上述平均数略低于财经媒体和其他地方普遍认为可接受的最低增长率3%。增长率低于3%时，人们会说经济疲软；增长率跌破零则被视为经济衰退的指标，增长率长期低于零则被视为经济萧条。在“成熟经济体”，增长率显著超过5%往往被视为经济“过热”的迹象，这种情况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威胁出现。近年，即使在2007~2009年的“崩盘”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也相当稳定，保持约3%的增速，虽然大部分增长是新兴市场（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个“金砖国家”）贡献的。2008~2012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跌至1%或更低。

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全球经济产出在1820年为6 940亿美元，1913年时增至2.7万亿美元，1973年时为16万亿美元，2003年时接近41万亿美元。德隆（B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样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1850年为3 590万亿美元，1920年增至1.7万亿美元，1940年是3万亿美元，1970年是12万亿美元，2000年是41万亿美元，2012年为45万亿美元。德隆估计的最初经济规模较小，复合增长率则较高。虽然两组数字差异颇大（证明这种估算十分困难，往往相当随意），但复合增长效应均清楚可见（虽然有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

那么，我们就以3%的复合增长率为基准。按照这个增长率，多数（甚至是全部）资本家可以从他们的资本上获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维持令人满意的增长率，我们一年必须为额外的近2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在1970年，额外“仅有”60亿美元。到2030年时，全球经济产出估计将超过96万亿美元，届时我们将必须替近3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此后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情况有如我们到了棋盘上的第21格，无法继续下去。这看来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长轨迹，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持续不变，物质基础设施、城市化、劳动力、消费以及产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扩张，相对于未来一个世代将显得微不足道。看看最接近你的城市1970年时的地图，再对照今天的情况，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来20年间，它的规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况会是怎样？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演化是由某条数学公式决定，那将是严重的错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98年首度提出他的人口论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大约就在那时，普莱斯等人则在歌颂人类事物指数增长的力量）。马尔萨斯的论点与本章的议题直接相关，同时也有警世意味。他指出，一如所有其他物种，人类的数目倾向于指数增长（也就是复合增长），而以当年普遍的农业生产力状况，粮食产出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久而久之，随着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报酬递减，人口增长率和粮食供给率之间的差距可能将进一步拉大。两条曲线的距离扩大，被视为反映出人口造成的资源压力日增。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粮食供给缺口扩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面临饥荒、贫穷、传染病、战争，以至各式各样的疾病。这是一种残酷的制衡，使人口增长保持在自然承载力理论上允许的限度内。马尔萨斯的反乌托邦预测落空了。有鉴于此，他后来扩充他的理论，纳入人类在人口相关行为上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道德制约”，例如晚婚、节制性欲，以及其他控制人口的（心照不宣的）手段。这些做法可抑制，甚至是扭转人口指数增长的倾向。马尔萨斯另外的重大失败，是没能预料到农业的工业化发展，以及殖民扩张之下，先前不事生产的土地（尤其是美洲）投入生产粮食，使得全球粮食产出快速增加。

我们诉诸资本积累指数增长的倾向，是否有可能重蹈马尔萨斯的覆辙，假定人类社会的演化遵循某条数学公式，而非反映能适应新环境的灵活的人类行为？若果真如此，资本一直以来以及目前是否正以某些方式，去容纳必然呈指数增长的积累过程（假设是这样）与可能限制指数增长的情况之间的差异？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先处理。如果人口增长是指数级的（如马尔萨斯假定），那么经济必须保持相同的增长速度，生活水平才能维持下去。那么，人口增长轨迹与资本积累动态之间有什么关系？

目前人口复合增长率达3%或以上的国家，都在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东欧的人口增长率是负数，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低到无法保持人口稳定。这些国家正出现经济问题，因为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且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这些国家的劳动人口往往日趋萎缩，而他们必须生产足够的价值去支付规模日增的退休人口养老金。这一关系在世界某些地区仍然十分重要。在资本的早期历史阶段，人口快速增长，或大量尚未利用和转移到城市的受薪劳动力储备，无疑有助于促使资本快速积累。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宣称，从17世纪初起，人口增长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先决条件。戈登所称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去显然重要，未来也仍将如此。1945年之后，北美和欧洲大量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1980~2009年间，全球劳动力增加12亿，印度和中国便贡献了近一半的增幅。这种增长同样很难再次上演。但在世界许多地方，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本快速累积之间的关系已然消失，因为人口增长呈S形曲线：起初缓慢增长，然后呈指数级加速增长，最后快速放缓，回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状态（例如意大利和东欧）。这些零增长的人口真空地区吸引大量移民，但这难免会遇到政治阻力，产生一些社会乱象和许多文化冲突。

即使只是预测中期的人口也很困难（这种预测可能每年都有显著变化），不过目前的希望是全球人口在21世纪将稳定下来，世纪末之前不会超过120亿（可能低至100亿），随后达到零增长的稳定状态。就资本积累的动态而言，这显然是个重要问题。例如在美国，2008年以来新增职位未能追上劳动力的扩张。美国失业率下跌，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试图加入就业市场的比例下降。但无论如何，未来的长期资本积累要维持或促进它的复合增长，可以仰赖人口增长的程度显然将越来越低，而生产、消费和资本实现的动态必将调整，以适应新的人口状况。这种情况何时发生难以断定，但多数估计认为，1980年之后全球受薪劳动力大幅增加的情况，到2030年左右之后将很难再次出现。某种程度上这是好事，因为如我们所见，科技变迁倾向产生越来越多过剩甚至是可弃的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不足，失业或就业日益困难的中低技能劳动力则非常多，两者的差距看来正在扩大，而技术的定义则正快速演变。

那么，资本积累是否可能超越两个世纪以来的指数增长阶段，过渡至S形轨迹（一如许多国家的人口那样），达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零增长稳定状态？答案是响亮的“不能”，而了解此中的原因非常重要。最简单的解释，是资本一心追求利润。如果所有资本家要获得利润，那么期末的价值必须大于期初。这意味着社会劳动的总产出必须扩大，不扩大就不可能有资本。零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一个排他性的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零增长意味着资本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世界多数地区普遍的零增长状态若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响起。

那么，资本可以复合增长的方式，无止境地积累和扩张下去吗？若可以，过去40年来地球上惊人的物质变化，看来必须以双倍甚至是3倍的规模发生，但这又如何办到呢？过去40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预示了我们为求资本能继续累积下去，未来必须完成的任务。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在尝试模仿美国的增长路径。未来一个世纪，世界多数地区将必须模仿中国的增长路径（而且像中国那样承受可怕的环境后果），但这对美国和欧洲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对几乎所有其他地区也是不可想象的（少数例外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非洲部分地区）。我们也应记住，过去40年间，世界曾发生多次惨痛的危机，通常是地区性的，但也有波及全球的：从1997年的东南亚到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以至2008年动摇资本世界根基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停下来想想马尔萨斯错误的反乌托邦展望的警世意义。我们必须思考以下问题：资本积累可以何种方式改变它的性质，来适应看似危急的状况，并自我繁衍下去？事实上，一些关键的调整适应已经展开了。资本积累能排除种种困难吗？如果能，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吗？资本积累的动态可以借由哪些行为调适，类似马尔萨斯的“道德制约”（虽然“道德”一词很难说是恰当的）重塑，同时保存复合增长的必要本质？

资本确实能以一种形式无限积累，那便是货币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如今可以不受任何物质上的限制，例如商品货币产生的限制（商品货币包括金属货币，如黄金和白银，它们赋予非物质的社会劳动一种物质形式，而且其全球供应是大致固定的）。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可以无限创造出来。当代货币供给的扩张，如今是由某种组合的民间活动和国家行为完成（后者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构成的国家金融联结体负责）。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时，就像变戏法那样，想要多少流动资金就创造多少。央行要替货币流通量加几个零，是完全做得到的。当然，这么做的危险是通货膨胀可能失控。这种危机并未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基本上是在填补银行体系出现的大洞；这个洞会出现，是因为2008年时私人银行之间的互信崩溃，银行体系中创造大量货币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瘫痪了。通货膨胀并未加剧的第二个原因，是劳动者组织在这种时候几乎没有替劳动者争取加薪的力量（因为就业市场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此不会进而影响物价。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调适，借由大量创造货币，使资本以指数增长的方式无限积累，几乎肯定将以灾难告终。我们先来看一些此类调适，再来断定它们能否造就无止境复合增长下的资本永续再生产。

资本不仅涉及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还涉及资本的毁灭或贬值。在资本流通的正常过程中，随着较便宜的新机器和固定资本出现，一部分资本被毁灭了。重大危机的特点往往在于创造性破坏；商品、迄今仍具生产力的厂房和设备、货币和劳动力在这种破坏中大幅贬值。因为技术变迁，成本较低的事物取代成本较高的，新设备淘汰仍可使用的旧设备，这必然涉及某种程度的资本贬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和欧洲老工业区迅速去工业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危机、战争或天灾时，资本贬值的规模可以很大。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资本损失相当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爆发金融危机的2008年，全球的净损失几乎等同于全球一整年的商品与服务产值。但尽管损失如此重大，它们也只是短暂中断复合增长而已。随着房产价值收复失地，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房价重挫的美国和英国，许多资产的价值也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只是一如既往，它们如今集中在有钱人手上，因此促进大规模的累退式财富再分配；危机发生时，若无革命性的干预措施，这种再分配往往便会发生）。资本贬值如果要真正产生作用，规模必须远大于2008年，持续时间也必须长得多（或许必须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

贬值情况不均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贬值代价由谁承受的地缘政治斗争均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在于这往往与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散播有关。因此，虽然贬值作为全球复合增长问题的解药效果不是很好，其地域上的集中确实与反资本主义情绪和斗争的动态有重要关系。拉丁美洲多数地区在发展上的“失落20年”，造就了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虽然未必是反资本的），而这对保护该地区在2008年的全球贬值危机中免受严重冲击有重要作用。一些地方，例如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被迫承受特别大的损失，这现象等同于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

相反的，公共资产私有化、新市场的创建，以及公有资源的进一步圈占（从土地、水到知识产权），已扩大资本可自由运作的领域。供水、社会住宅、教育、医疗，甚至是战争任务私有化，碳交易市场的创立，以及遗传物质专利化，已经使资本得以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作为复合增长的出口，这些额外的市场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如资本贬值，我不认为它们有足够的潜力去消化复合增长，尤其是在未来（不过我认为它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等到一切都已商品化和货币化时，这种扩张过程便将遇到无法超越的极限。我们目前有多接近这种极限难以断定，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已完成大量任务，世界许多地区已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许多迹象显示，进一步圈占公有资源、生命形态进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而当中一些抗争（例如，反对基因专利和意大利反对供水私营化的运动）是成功的。

想想最终消费和资本实现可能遇到的极限。资本适应复合增长的方式之一，是根本改变最终消费的性质、形态、类型和质量（这个过程当然受助于人口增长）。经济上的极限取决于有效总需求（约等于薪资加上资产阶级的可支配所得）。近40年来，私人和公共债务增加大大增强了需求。不过我在这里集中探讨取决于消费品周转时间的一项重要实际限制：消费品可用多久？它们用多久后必须替换？

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划报废（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近两百年来，资本一直在动用这些手段，过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费。但这一趋势已经加速，过去40年来明显地操控和传播大众消费习惯，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变化也相当显著。销售和广告如今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之一，而它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加快消费周期。

但是，许多商品（例如手机和时装）周转能多快，仍有实际限制。因此，更重要的是社会走向奇观生产和奇观消费；这种商品寿命短暂，必须实时消费。1967年，德波（Guy debord）出版了极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资本的代表仿佛是非常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并以书中的论点作为他们的消费主义策略的基础。奇观商品多种多样，包括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产品、电影、音乐会、展览、运动赛事和大型文化节目，当然还有旅游观光。这些活动如今主导消费主义这一领域。更有趣的是，资本动员消费者通过Youtube、facebook（脸谱网）、twitter（推特）和其他社群媒体，制造自己的奇观。这一切皆可实时消费，它们占用了人们大量闲暇时间。消费者生产信息，媒体挪用这些信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公众因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称之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此处有个重要推论，触及一个我们将在别处遇到的主题：在这些领域，资本获利并不是靠在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这只是指向以下结论的数个当代迹象的其中一个：资本的前途主要掌握在食租者阶级而不是工业资本家手上。

消费领域的这些转变，似乎正是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提议资本的运作从物质劳动大幅转移到非物质劳动时所着眼的。他们认为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以物质为媒介，如今媒介是信息、影像、消息往来，以及着力于整个族群的政治主体性的符号形式的传播和营销。这相当于资本和国家尝试参与族群的生命政治操作和新政治主体的生产。当然，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向来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商品世界。例如，郊区居民（suburbanites）是特别的一类人，其政治主体性由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塑造出来，一如遭囚禁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设想，他所称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fordism）会借由工厂劳动塑造出一种新类型的人。当代借由从潜意识广告到直接宣传等种种手段制造“新”政治主体的活动，无疑形成了资本投资的一个巨大领域。将这种活动称为“非物质劳动”有点可惜，因为它们其实涉及大量物质劳动（支撑这类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更是极其重要），即使它们发生在网络空间和主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信念也是这样。奇观制造（the production of spetacles）涉及大量的物质社会劳动（例如奥运会的开幕典礼，你会发现历年来日益盛大，它们的操作方式相当符合这里的论点）。

这些现正流传的有关资本积累主要形式的内部革命的见解，与有关“信息社会”兴起和“基于知识”的资本体制的发展的许多当代评论类似。许多评论者似乎迫切需要证明资本近来已如何改变它的性质。假定我们正面对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秩序诞生时的阵痛，在这种新秩序中，首要的产品不是物质，而是知识、文化和生命政治（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借此解释近来资本运作中的压力，或许可令人感到欣慰。虽然这种解释无疑有真实的地方，但认为我们可以与过去断然决裂是错误的，而假定新秩序可避开复合增长的矛盾则是错上加错。例如，奇观向来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而何曾有过一种资本形式是知识和信息优势不能产生超额利润的？此外，什么时候债务和融资会无关紧要？当前的金融化时期为什么会与以前发生过的，例如19世纪末的情况如此不同？因此，虽然奇观、影像、信息和知识的消费性质上异于物质商品（例如房屋、汽车、面包和时装）的消费，我们有必要认识这些领域的活动之所以快速扩张，根源在于我们认为有必要挣脱复合增长的实际限制，但这只是徒劳（我很快就会解释原因）。所有这些另类形式，均受制于资本力求承受其必要的永久复合增长的挣扎。

在我看来，货币创造因为与黄金和白银等商品挂钩而受到的限制于20世纪70年代初解除，这绝非出于偶然。资本发展到那时候，指数扩张对金、银等金属实质固定的全球供给的压力，根本是资本体制无法承受的。这种限制解除后，我们便处于理论上可以无限创造货币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之前，资本的主要出路，是投资在制造、采矿、农业和城市化等领域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上。虽然这类活动大多是靠债务融资，当时的普遍假定是社会劳动应用在房屋、汽车和冰箱等商品的生产上，产生的价值最终可以还清相关债务，而这种假定并没有错。即使是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公共工程、城市化）的长期融资，人们也合理地假定这种建设可以提升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相关债务最终可获得清偿。此外，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定这一切将推高人均所得。美国1960年之后30年间兴建的州际公路系统，对整体劳动生产力有巨大帮助，产生了非常丰厚的报酬。戈登认为这是资本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波创新。

可称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重要圈子一直存在，这些资本投资在房贷、公共债务、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虚拟资本的流动不时失控，形成投机泡沫，而泡沫最终破灭，则造成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以往的例子包括19世纪著名的铁路兴衰，以及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和房地产热潮。金融业者促进这些投机活动时，经常以扭曲、创新（往往也很可疑）的方式集合、引导资本，以求获取短期利润（举个例子，对冲基金很早便已出现），即使相关的长期投资以失败告终。各种疯狂的金融诡计盛行，马克思因此指信贷系统是“所有疯狂做法之母”，并形容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银行家佩雷尔（emile pereire）具有“骗子和先知的迷人特质”。这看来是描述华尔街“宇宙主人”的好方式；他们相当自负，例如，高盛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被美国国会一委员会批评没有做好人的基本事务时，便宣称银行是在做上帝的事。

20世纪70年代初货币创造的解放，发生在生产活动的利润前景特别悲观的时候，当时资本开始受到指数增长轨迹上的一个转折点影响。剩余资金流向何处呢？出路之一是将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是虚拟资本非常特别的一种流通形式），因为如瑞斯顿（Walter Wriston）的名言指出：“国家不会消失，你总是知道去哪里找到它们。”但国家不会成为具有生产力的企业。结果数年后便爆发了一场人们怨声载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从1982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必须注意的是，这场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将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偿还的实际债权换成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它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支持的债券，可以获得偿还。除了少数例外，相关放款机构决定能收回多少资金便收回多少，而不是坚持讨回全额资本。在这个案例中，债权人被迫“削发”，也就是接受他们发放出去的虚拟资本打折偿还（损失幅度通常在30%~50%）。

剩余资本的另一项出路是用来购买资产（包括债权），而不是投资在生产上。资产不过是一种资本化的财产权，资产的价值是基于对它未来可获得的收入或其稀缺程度（例如黄金或毕加索的作品）的预期。投资资金流入的结果，是资产的价值普遍上升——从土地房产到天然资源（石油当然是特别重要的一项），以至城市债权和艺术品等。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本身也创造出全新的资产市场，例如货币期货、信用违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以及许多其他金融工具；它们理论上应该有助于分散风险，但实际上却是增强了风险，使得波动的短期交易成为聪明人投机获利的渠道。在这种操作中，虚拟资本衍生出更多虚拟资本，而参与者完全不关心交易的社会价值基础。这种脱离社会价值的资本操作能盛行，恰恰是因为代表价值的货币与它理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的价值越来越疏远。问题不在于虚拟资本的流通（这种流通对资本积累的历史向来很重要），问题在于虚拟资本流通的新渠道是一个各种相互抵消的权利的迷宫，它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评估的，要评估只能在长期债务根本无法偿还，不受监管的市场中，结合对未来的预期、信念，以及疯狂的短线押注（著名的安然破产事件便是这么一回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重蹈覆辙）。

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实现的复合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连续的资产泡沫造就的投机所得（20世纪90年代出现互联网热潮和崩盘，之前是美国20世纪初的房市热潮和崩盘）。不过，这种投机泡沫掩盖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投资行为方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际转变。人们购买的一些资产，例如土地、房产和天然资源，是稳当可靠的，可以长期持有以等待获利。市场的急升暴跌对长线投资人特别有益，他们可以在市场崩盘之后以“大甩卖”的价格购买资产，有望因此获得巨额的长线利润。这正是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许多银行和外资所做的事，而美国房市崩跌之后，一些投资人也在加州等地买进大量便宜的法拍房，在等待房市复苏之际将这些房屋出租。对冲基金在虚拟资本市场放空时，也是在做这种事，虽然它的操作环境不太一样。

不过，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资本投资在追求租金、利息和权利金的活动上，而不是投资在生产活动领域。各种知识产权（包括遗传物质和种子等等）榨取权利金的力量日益强大，助长了资本转向“食租者”形态的趋势。难怪美国政府如此热烈地经由国际体制争取保护知识产权，并致力于将相关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借由世界贸易组织架构内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但是，这一切真的足以支撑复合增长吗？基于大规模转向非物质生产的理论，是在宣传一个危险的幻觉：我们不必克服任何严重的物质困难，就能实现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如今越来越多资本以虚拟形式流通，而电子货币原则上是可以无限创造出来的（它们只是屏幕上的数字）。因此这个领域的无限增长并无障碍。奇观经济和知识生产经济作为资本实现的一种形式，显然降低了对物质商品和资源的需求的扩张速度。但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而且必须产生越来越多可用的能源，生产活动是否真的能实现非物质形式大有疑问。如果消费仅限于这种非物质形式，金钱的权力将无法释放给低收入人口（他们需要基本物质商品才能活下去），必须集中在有能力以这种虚拟方式消费的少数人手上。资本可以采用的政治模式很可能只有压制型寡头政体。在这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有独特的优势：中等收入国家产出和所得增长造就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在致力于满足规模日增的人口的物质需求。例如高兹早早指出，转向非物质生产和奇观经济比较像是资本的最后挣扎，而非开创无限积累的新境界。

我们必须维持无止境的经济复合增长，但又没有可以支撑这种增长的明确物质基础，那该如何是好？如我们所见，资本体制正出现各式各样的调整，但我们越仔细检视这些调整，越清楚看到它们像是根本问题的征象，而不是长远解决问题的希望。当然，资本可以建造一个虚拟经济体，以一个基于不可持久的层层虚构事物、迷恋幻想的世界为基础（这件事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我们或许将见识到一个使所有其他骗局黯然失色的终极庞氏骗局。讽刺的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庞兹利用的创新技术，往往被轻易用来助长而不是抑制投机活动，纳秒间即可完成的股票高频交易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经济体在最终结局出现前，将不时发生“火山爆发”和崩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结束时既不是一声轰鸣也不是一阵呜咽，而是在萎靡资本积累的参差地域景观下，无数资产泡沫破灭的声音。这种崩溃几乎肯定将与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之下沸腾的普遍不满一并发作。一阵阵如火山爆发的民怨已经在我们眼前上演，例子包括2011年的伦敦、2013年的斯德哥尔摩、伊斯坦布尔和100个巴西城市。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不满并非只是聚焦于资本未能兑现创造消费者天堂和充分就业的技术性失败，而是反映出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资本和日趋专横的资本主义政体强加的非人性化社会规则和规范，因为它们损害了所有被迫屈服者的人格。

复合增长对本书阐述的许多（甚至是全部）其他矛盾很可能具有传染性的影响，基于这种影响的说法有特别悲观的一面。例如我们很快将看到，复合增长对环境矛盾的影响很可能非常大。资本重新平衡生产与实现，以及贫与富之间关系的能力已见衰退，而随着越来越多虚拟资本必须在高得多的风险溢价水平下创造出来，以求维持复合增长，金钱与它理应代表的社会劳动日趋疏远。要在避免大幅缩减资本积累领域的情况下，扭转所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市场化同样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不顾后果地促使增长加速，以及随之而来的贬值（借由参差的地域发展中越来越高的波动性）将变得较难控制。就是这样！资本的种种矛盾将不再像以前某些时候那样彼此约束、避免失控，而是很可能将在必须维持复合增长的压力日增下，彼此感染、失控爆发。随着交换价值在投机狂热中暴增，使用价值势必变成更微不足道的因素，而这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相当惊人的结果。

例如，有个威胁的一条线索或许是我的论点的一个小脚注，但它与很久以前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的前途表达的恐惧有奇怪的共鸣。当年李嘉图表示，一旦土地和天然资源变得非常稀有，以致所有收入都必须用来负担昂贵食物，或是权势极大但不事生产的食租者所要求的租金，资本便走到它的末路。这个不具生产力的阶级将严重压榨工业资本，使后者无法维持生产作业。寄生的食租者阶级将吸干工业资本，使得社会劳动无法动员，价值无法生产。无法生产社会价值意味着资本的末日。李嘉图做此预测时，十分倚赖马尔萨斯有关土地劳动报酬递减的错误假设。后来的经济学家因此普遍驳斥利润率递减的观念（虽然马克思诉诸一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尝试挽救这一理论）。例如，生活环境大不相同的凯恩斯，便乐观地期望食租者的安乐死，以及国家支持的永续增长体制的建设（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以局部实现）。

如今特别引人侧目的，是不具生产力的寄生食租者权势日增，不仅是拥有土地和土地中资源的人，还包括资产的拥有者，最强大的债券持有人，独立金钱权力（本身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的拥有人，以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所有人（他们有权从社会劳动中索取价值，但完全没有义务动员社会劳动从事生产）。资本的寄生形态如今正在崛起。我们看到在世界的所有国际大城市（例如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圣保罗、悉尼等），寄生资本的代表乘坐豪华大轿车在街上穿梭，光顾各种高级餐厅，住在豪华公寓顶层。在这些所谓的创意城市，创造力的衡量标准在于“宇宙主人”能多成功地从全球经济中吸取生命力，以支持一个一心扩大自身本已巨大的财势阶级。纽约便是创意人才高度集中的城市，这里有富创意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掌握华丽的新金融工具、富创意的金融业者，富创意的信息操纵者、骗子和媒体顾问；这里因此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可以研究资本所能制造的每一种拜物对象。2009年之后所谓的经济复苏仅惠及顶层的1%人口，而大众在不景气中经济状况远远落后却没有强烈抗议，由此可见这些创意人才和寄生资本多么成功。寄生阶级已赢得战役。债权人和中央银行家统治世界。他们的成就必将如镜花水月，他们不可能赢得资本的生存战争，但这个事实不曾引起他们的一丝疑虑。如彼得•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的小儿子）所说，财势寡头与他们的慈善同侪花多天时间“洗涤良心”，尝试以他们的右手弥补他们的左手之前造成的损害，然后晚上便能安稳地睡觉。他们未能看到自己有多接近灾难，令人想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据称他曾讲过一句颇有先见之明的话：“在我身后，洪水滔天。”资本终结时，可能不会有洪水。世界银行喜欢安慰大家说：经济发展将产生水涨船高的作用，惠及所有人。但是，较真实的比喻可能是：海平面暴涨和暴风雨加剧，必将淹没所有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