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小咖
——壹——
今天想写这篇文，是因为有人问起我喜欢的作家是谁。
这真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就好像一个吃货被问到“你最喜欢吃什么”一样，想回答的实在太多了。初中开始看安妮宝贝（她现在改名叫庆山了），高中又萌上了“岳父”韩寒，上大学后走上了一条“必须彻夜读完毕淑敏或东野圭吾的小说否则就睡不着”的不归路，及至读研，又觉得王安忆实在是个不得了的女人。
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放下的作家，名叫汪曾祺。
而他又不是我喜欢的作家。
——贰——
提起这个名字，好多人的第一反应，不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而是“好熟啊”。
你一定听过京剧《沙家浜》的经典选段《智斗》：“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是老头子参与编写的。
你初中的语文课本里一定有篇散文叫《端午的鸭蛋》，里边提到“十二红”和雄黄酒，还有小孩子都会写的一笔虎。那也是老头子写的。
还有他那篇经典的散文，据汪老的儿子说被退稿了三次——《葡萄月令》，从我记事起，就经常见到它刊登在各种文学杂志上。
世人评价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当代文坛巨匠”“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等等等等。
但这些标签在我看来都是屁。
——叁——
他在文章里写起他小时候家里过年，大年初一，他把初放的腊梅折下来，精巧的扎在细铁丝上，做成簪花，送给她的祖母，他的继母（他自幼丧母），还有姑母。看着她们梳洗后就把这些簪花戴在头上拜年，他说：“我就应该去当工艺美术家，写什么屁小说。”
他三十八岁，正直壮年，突然被扣上了一顶“反革命”帽子，天天被关在屋子里写样板戏。帽子被摘的时候，他已经五十九岁，整整二十一年。然而他后来在散文《随遇而安》里写道：“我当过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他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管所劳动，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对着这世上千奇百怪的马铃薯作画，直到天黑，灯光影响着色才停止。他说：“那真是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因为用不着开会。”画完一个土豆，就扔到火炉里吃掉，自诩是“吃过世界上最多种土豆的人”。后来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原稿未能留存，不然我是一定要去搞一本看的。
前边在《我想来根烟》里提到过，老头和他父亲的关系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父每每抽烟，总要给他也点一根。“导致”他后来自己喝酒，也带着儿子一起喝。后来有了小孙女，也跟他“没大没小”。而老头却觉得这很好，还说一个文明的、现代的家庭，就是要从“没大没小”开始。
——肆——
老头抽烟喝酒样样行，戒也戒不下来。好玩也好吃，走遍天南海北，走哪都不忘了吃，那会儿还没有“吃货”这个词，不然他是一定会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的。
老头不仅爱吃，还爱自己做；不仅自己做，还要写下来。而他写的关于吃的散文在他去世后依然很受欢迎，每年都得有几个出版社要出版，拦都拦不住。老头在世时，家人调侃他，说他红了，“放个屁都是香的”。
老头的这些散文看似写的事情都不大，平淡无奇，也不会惊天动地。他的文字不像打开了一本毕淑敏或者东野圭吾的小说那样，得一口气读下去，根本停不下来；也不像韩寒那样针砭时弊，讽刺社会问题；更不像安妮宝贝，需要你婉转凄美而又艰难的探索心路历程。
然而忘不掉就是忘不掉，每每读到老头的字，看见老头的画，不管我在哪，碰见了什么事，我都能会心一笑。或许就像老头的儿子汪朗说的那样，看他的文章，不闹腾，让人心里很清静，文字干净通透，不牙碜。
就像在晴天里对着一条清澈见底的、缓缓流动的河。
所以，幽默，乐观，坚强，浪漫，有情趣，好吃好喝好玩，又会画又会写……这样的老头，在我心里，也只有“萌”一字可以总结了。
——伍——
汪曾祺不是我喜欢的作家。
老头1920年出生，活了77岁。他去世那年，我还不到五岁。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想起那首闹心的诗：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但即使是这样，每当有人问我，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我多想回他一句：
“就汪曾祺那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