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作文章，总觉胸无点墨，不知从何处落笔，这才知羡季先生所言不谬，“文人学文，一如俗世积财，须是闲时置下忙时用，切不可等到三节来至，债主临门，方去热乱”。然而作文章是件极严肃、甚至于神圣的事，从来草率不得，故每每搜肠刮肚，咬破笔杆。
每到此时，就想到袁宏道的“性灵”说，写文章应是“独抒性灵，不拘俗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我并非不知文章当“缘情而发”，只是每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总又下笔无文，更何谈从胸臆中“流”出！
羡季先生又说：“文章一道，不可以无心得，不可以有心求。”那被视为文学源起的“吭唷吭唷”之声，“候人兮猗”之叹，都是纯粹的“无心”而得，却绝不能算作好文章；那“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齐梁诗文，虽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却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难成佳作，这便是过分的“有心”而求了。
所谓“不可以无心得”，是说在无心之处，应有“文心”，文心，便是真心，诚心，亦即文章“缘情而发”之情；所谓“不可以有心求”，是说在有心之处，应无“功利心”，功利心，包括汉赋的歌功颂德，包括曹丕的“声名自传于后”。
既然不能纯粹地“无心”，也不能过分地“有心”，那便需从有心与无心之间去找寻。看千古文章事，本是从“无心”到“有心”，然我后辈学文，反要从“有心”到“无心”。所谓先“有心”，即先学行文之法，炼字之方，熟练掌握这些辞章之术，再欲“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便可“任性而发”，便可“从自己胸臆中流出”，此即“无心”。
化“有心”为“无心”，便是文章之道，似巴金先生所言之“没有技巧才是最高的技巧”，实则并非真的没有技巧，而是对技巧的忘却、超越，超越之后方能有“无心”之境。杜少陵以炼字闻名，“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他已做到了虽雕琢而不留痕迹，虽有心而似无心。其忧国之思，伤民之叹，皆似随口而发，却又皆是词工句丽，这便难怪其诗能冠绝千古了。然齐梁文士却是耽于技巧而不能自拔，终于未能走入佳境。我后辈学文，自然也要警惕误入辞藻泥潭！
这所谓“无心”之境，并不玄乎，只是将“有心”做到一定境界，真正将技巧内化，“无”也就简单了，只要还有真心在。然而，势利纷华，可能早将真心污染，真能如李贽所言“绝假纯真”者有几？如此，这“无”又艰难了！世间难易或许本就如此，有则无须多求，无则多求也无益。欲作文章的人，万不可失了真心，失了真心的人，则万不可作文章。我说过，作文章是件极严肃甚至于神圣的事，容不下虚伪的东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一寸必所知，非止文章而已！非是文章写世事，世事即文章，心中有文章，文章中有心，文章之道，亦是人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