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起来，韩国航空公司出事频率高的原因就在于韩国是一个PDI较高的国家，人们之间尊卑严格有序，副驾和机长本身应该是相互配合，没有高低之分的，但是在韩国不一样，这就导致副驾在发现异常情况时，不能直接的向机长讲明。怎么解决呢：训练韩国的空乘人员讲英语，这样他们在表述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韩国的敬语了，可以精确的描述事件。
摘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事故的相关统计。1988年到1998年，美国运输联合航空公司一条航线的飞机损失率为毎百万次损失0.27架，这意味着他们飞行400万次发生一次事故损失一架飞机。而同时期的大韩航空，其损失率为飞行百万次损失4.79架飞机一一超过17倍之多。
语言学家称克鲁兹那一刻所使用的语气为“舒缓语气”，这是指他在试图修饰并且美化自己所要表达的信息。当我们试图表示礼貌时，我们会使用舒缓语气；当我们在感到惭愧或尴尬时，我们会使用舒缓语气；或者当我们为了表示对权威的敬畏时，我们也使用舒缓语气。如果你想让你的老板帮你做件事，你不会说我星期一就要。”你会舒缓地说：“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您要是有时间，就请帮忙在周末的时候看看，我将十分感激。”在这种情况下，舒缓语气是十分恰当的。然而，在其他时候，比如在那个风雨交加夜晚的驾驶舱里一这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相反的，他所谈论的或许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尼斯伯特和科恩课下所讨论的话题相似，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会赋予我们更多的历史传统，使得毎个人的言谈举止都会留下文化的烙印。如些行动模式会投射出我们的心理思维定式，并且每一种分别都是非常具体的。
确实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地方的人有着鲜明的特点（不是每个人都是，只能说这个地方的人大概率是）。
在霍夫斯泰德的所有维度中，最有趣的一个就是被他称为权利距离指数”的维度，简称PDI。权利距离指数具体而言，就是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为了测量它，霍夫斯泰德曾经提出如下问答：在你的经历中，你遇到过多少次“雇员因害怕权威而不敢对管理人员表达不同意见”的事情？究竟需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利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利分配？”“那些资深的雇员受到怎样的尊重与敬畏？”“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呢？
格瑞博想给机组人员一个可以转换身份的机会。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被社会文化所赋予的社会角色所東缚，当他们坐在驾驶舱里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机会来脱离原来的社会角色，这时候语言就是转换身份的关键。他们可以不必再去考虑用哪一种语体更适合去表达对机长的敬意，不用考虑尊敬阶、对等阶、对下阶、基本阶还是非格式体语言。相反，飞行员可以了解不同制度下的语言和文化。
1994年，波音公司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份安全数据，该数据表明个国家的飞机事故频率与其霍夫斯泰德维度上的数值有很大关联，公司的调査人员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冒犯之意。我们认为现在罕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那时这种情况的确时有发生，波音总工程师怎样看待飞机安全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小心翼翼？为什么我们难以了解毎个人所处文化的优势与弱势及其趋向和状态？我们不能够假设我们只是个人生命与经验的产物，正如同我们不能够忽略文化因素对飞机失事的影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