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十月三十日，司空巢堪被免职。
10、
十一月六日，任命大司农徐防为司空。徐防上书说：
“汉朝立博士有十四家（光武中兴，恢弘稽古，核定儒家五经标准，《易经》以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的解读为准，《尚书》以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的解读为准，《诗经》以申培、辕固、韩婴的解读为准，《春秋》以严彭祖、颜安乐的解读为准，《礼记》以戴德、戴胜的解读为准，一共十四家），然后设定考试，评定甲乙等级，以勉劝学者（博士弟子，每年考核录用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一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为文学掌故）。现在，我看太学里的学生，不认真学习自己老师的学问，不尊重标准解释，相互包庇，各自发挥，开辟学术邪路，每次有策问考试，则相互争论，议论纷纷，互相指斥是非。孔子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只是记述往圣先贤的话，并不敢自己发明创作，又说：‘吾尤及史之阙文’，读史或记述时碰见有掉了一个字或一段话的，就把那空缺保留在那里，不敢妄自猜测添补，以待后人考据。而今天这些学生呢，不依章句，妄自穿凿附会，以照搬老师的话为耻，以创立自己的学说为荣，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这不是陛下遴选人才的本意。改变浅薄的习俗，莫过于提倡忠心，这也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大道（《史记》，司马迁说：夏朝提倡‘忠’，但‘忠’使小人变得粗野，商朝提倡‘敬’，但敬又让小人崇尚鬼神，周朝提倡‘礼’，但礼又让小人变得虚伪，要救‘礼’的弊病，就要用‘忠’，三代之道，就是循环使用）。专精务本，是儒学的关键。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应该各自遵从各自标准文本，每次考五十道题，，解释得最多的为上等，引用原文最明确的为高级。如果不依从先师的学说，表达的意思与标准答案不同的，全部要求更正。”
皇上听从徐防的意见。
柏杨曰：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中国的学术自由。经过两百年漫长培养，前有鲁丕、后有徐防，竟然要求学者，不仅不可跳出儒家的大圈圈，更不可跳出“师承”的小圈圈。柏拉图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高贵挑战精神，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界里，不但找不到，而且豢养出成群结队的“护师动物”，眼中只有师承，没有真理。
华杉曰：
这个问题很复杂，在鲁丕的言论那一段笔者已有评述，这里再做一补充。
一个社会，必有一种理论，孔子的《论语》是一种理论，所谓“半步论语治天下”，那是一种治天下的理论，商鞅的《商君书》也是一种理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城邦国家的理论，英国的《大宪章》是一种君主立宪的理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则开辟了现代国家的理论。
在古代，各个文明，各个理论，各自统治各自的国家，国家和国家的战争，主要是国王战争、贵族战争，民族战争，或者中国历史循环的改朝换代的战争，不涉及理论之争，即使有宗教战争，也从属于国王贵族之间的战争或民族之间的战争。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从贵族战争，走向思想和思想的战争，理论和理论的战争，一步步形成今日之世界，人类从利益的冲突，走向思想理论的冲突，再走向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民选国家内部，选举也往往体现为理论的冲突。
所以，思想和理论实为维系一个社会的根本，汉武帝和汉和帝的考虑，也在于此。
在本书序言里，我说本书不是要写成一本资治通鉴，而是要写成一本资“自”通鉴，主要还是我们自己怎么做。政治上来说，依从自己本国的理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凭空而来，都是带着祖先传下的一切政治文化遗产，我们必浸泡在这遗产里面，个人之于社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无可无不可，这是孔孟的思想。
从自己治学来说，要点在“知行合一”，学习往圣先贤的东西，关键是去实践，学以润身，切实笃行，才是学习的意义。一个人选择一种哲学，一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样的人。是那样的人，照那样去做，就有那样的学问。如果自己没有去做，只是讲说，而且一定要讲出一点“不同的东西”，“自己的东西”，不是为了学问，是为了表现自己，那就是哗众取宠，就是玩物丧志，就是没有诚意正心。
太学的学生们不照老师教的学，各自发挥，不是真有真知灼见，不过是表现自己的浅薄。所以徐防有意见，皇帝也同意。
之于柏杨老师所论，又是一大话题，不是本书的任务了。如果对社会有不同看法，孔子的观念是明哲保身，明哲保身，不是苟且偷生，明于事，哲于理，保身所保之身，不只是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首先是保证自己不同流合污，所谓君子和而不同，道理也在于此。
学习的意义有两条，一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二是也有知而不能行的，不归你说了算的，也要学，学了，是为了免于愚蠢。
笔者看自己，一是缺德，好多事做得不对，处理得不好；二是太蠢，好多事不明白，所以要学习啊！
11、
这一年，封大长秋郑众为鄛（chao）乡侯。（郑众因为诛窦宪的功劳封侯，宦官封侯，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