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先后诞生了四百多位皇帝。在这众多帝王之中，南北朝皇帝刘裕并不为人熟知，或者很多人即使碰到又很快会将他遗忘。但是，近年来这位掩埋在卷帙浩繁的史书典籍中的布衣天子，却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不只是因为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煊赫气势，还有他牢牢扼住命运的咽喉的不屈精神。

刘裕是彭城丹徒人，他生活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割据最严重，政局最混乱的时代。在短短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北方竟然先后出现了十多个胡族建立的割据政权，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移民浪潮空前汹涌。可就是在这神州陆沉的乱世，晋朝的士大夫们仍然偏安一隅，不理朝政，每日里只会“高谈阔论，嘘枯吹生”，以清谈为生平能事，根本不理百姓死活。像心忧天下的能臣卞壸，只因为勤于政事而被时人讥讽为庸俗：像收复失地的大司马桓温，因为平日里身着戎装也被人骂做“老贼”。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虚无的时代，出身寒微的刘裕，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重托，用最实干的姿态，一刀一枪，博一个功名出来。

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刘裕也把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不无道理，毕竟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出最大的光和热呢?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生平抱负，名垂后世。可惜，当时的官职被高门望族所把持，晋升之路也就变得十分狭窄，所以在两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政道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王猛、张宾那样为了施展抱负而辅佐胡族的英主，像阮籍、刘伶那样政治失意而佯狂避世，像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寓情田园山水。而刘裕，他对国家、对民族，有着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当然不能像文人那样对国家大事采取浅尝辄止的态度，于是他选择走上了光复汉家山河这条最艰难、最危险的道路。

刘裕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和命运进行了三场艰苦卓绝的较量。

第一场较量是和时间的赛跑。如果人生已经过去近三分之二还默默无闻，一个人还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吗？刘裕说，可以。孔子曾经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四五十岁还一事无成，那么他这一生也不过如此了。如霍去病，十八岁时就统帅大军北击匈奴，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如孙策，二十岁时就平定江东，坐断江南，连一代枭雄曹操都不得不感叹“猘儿难与争锋也！”；如夏完淳，就义时才只有十七岁，他在就义之前对卖国求荣的洪承畴那几句无情的嘲弄，简直就是口述了一篇正义对邪恶宣战的檄文。古人寿命短，四五十岁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暮年。刘裕出身寒微，这就注定他很难有什么晋升的机会，更不可能住在王谢大家的水榭楼台。所以他早年一直在京口卖鞋、赌博，“斜阳草木，寻常巷陌”是他当时的艰难的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到他被辟为北府军参军时，已经是三十七岁的光景。人生的弈局到此似乎已成定局，历史好像从来没打算留给他太多时间和太大的舞台。然而年近四十的刘裕，却没有就此自甘平庸地做一个小小的参军。他没有什么文化，自然更不曾学过诗词韵律，但他却用自己余生的二十年唱出了“莫道桑榆晚，为霜尚满天”的振奋，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不屈。在戎马倥偬的后半生中，大器晚成的刘裕和时间赛跑，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平定孙恩、卢循、桓玄、谯纵、刘毅、司马休之、诸葛长民等南方的割据势力，让癯弱无能的东晋政权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统一气象。他在四十多岁时接手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江左政权，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七分天下有其四”、有着强大凝聚力的王朝。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都不能不佩服刘裕与命运抗争时的顽强。他又何尝不是一个挥舞干戈，与命运抗争的刑天？

第二场较量是和出身的抗争。在一个注重出身的时代，一个社会最底层人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刘裕说，可以。东晋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视家庭出身的时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高门望族牢牢把控着朝政，占据着各个显赫位置。在当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即使是像崔浩这样算无策的智者也不能免俗——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自称是琅琊王氏的人，甚至连琅琊王氏世代遗传的的酒糟鼻被他视为“贵种”的标志。这种对门阀近乎疯狂的亲近和推崇，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在那个门阀政治盛行的时代却是司空见惯的。虽然刘裕也自称是楚元王刘交之后，可毕竟年代久远而不可考，终究难得那些自命不凡的士族们的青眼。他从一个北府的大头兵出身，一路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地从草野之间闯进庙堂之上。在他领兵打仗的时候，无论身在怎样的高位，总是和士卒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冲锋陷阵时，也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宁州地方官曾经奉献琥珀枕给刘裕，是无价之宝，他却不稀罕。出征后秦时，有人说琥珀能够治疗伤口，他就命人将它砸碎，分给将领作为治伤药。其务实作风可见一斑。凭借着赫赫功勋，他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竟然登上了帝位，这在重门阀、讲出身的社会里简直是一个奇迹，一路走来的艰辛坎坷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古人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实际上，如王衍、王导那些成长于世家大族的人不过是伪君子、假道学，只会清谈误国；刘裕从来没受过王衍、王导那么好的教育，更不懂得满朝士大夫的“口中雌黄”，但是他却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代大丈夫、真名士的气度和风骨。即使身处万人之上的皇位，从社会最底层成长起来的刘裕也不改初心，他体察民情，重视民间疾苦。身为皇帝他率先垂范，崇尚节俭而不喜奢华，还将自己当年用的农具、葛布制的灯笼及麻制蝇拂留给子孙，以警示他们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中最寒酸的一副遗产，最朴素的几句遗言了吧？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刘裕作为南朝第一帝，却不求享乐。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皇帝，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在短短两年多的皇帝任内，刘裕更是一口气推出了“实行土断”、“减除冗官”、“重用寒门”、“修建庠序”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措施，打击了门阀贵族的势力，减轻了底层民众的负担，缓解了从西晋以来一直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盛赞刘裕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可以说，有了他，才有了日后元嘉之治的繁荣昌盛；有了他，才有了裴松之、刘义庆的史笔流芳；有了他，才有了谢灵运、鲍照的文采传世。其实，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是刘氏建立的政权，照例会打出“汉”的大旗，以示自己是正朔所在——从刘玄到刘秀再到刘备无不如此。甚至连匈奴族的刘渊，沙陀族的刘知远、刘崇，南陲小国的刘龑也都纷纷建国号为汉，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只有刘裕，这个出生在最看重出身的年代的刘氏后人，却没有以汉为国号——他身登大宝原本就是天下归心，又何须用区区一个“汉”的旗号来装点门庭？

第三场较量则是和残酷现实的较量。江南温柔水乡里成长起来的南方人能够战胜北方游牧骑射的胡族吗？刘裕说，可以。古人云，“东南妩媚，雌了男儿”。历朝历代，南方兵将的战斗力几乎都逊于北方的精兵悍将，南方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也鲜有胜绩，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东晋从衣冠南渡以来，虽然有祖逖、刘琨、庾翼、谢安先后百年的惨淡经营，最终却没有将国界向北推进一尺一寸，“克复神州”的政治目标只是一纸空文。唯物主义者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写就的。但是不可否认，大英雄的横空出世有时候也可以够斡旋天地，补缀乾坤，能够改变历史的既定走向。而刘裕，就是这个勇担时代重托的大英雄。命运交到他手里的是一副烂牌，而他却要一意孤行地打一套威力最强的组合出来。在他的训练下，铸造了一支军纪严明的百战之师。取得国内稳定的环境之后，刘裕先是力排众议，料敌机先地取道大岘山，以雷霆之势直击南燕临朐城，南燕皇帝慕容超仓皇出逃。第二年，慕容超身送东市，纵横中国北方七十多年的慕容鲜卑氏就此谢幕，南燕疆域并入了汉家的版图。刘裕当然不会就此满足，六年之后，北伐关中的计划又被提上了日程。羌族建立的后秦作为关中大国，是北方割据势力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支，一直扮演着西北诸国共主的角色。在这场灭秦之战中，刘裕展现出了高超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才能。他兵分五路，屡出奇兵。就在渡过黄河时，面对前来增援的北魏军队，他更是将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一场令人击节的“却月阵”大败敌军，也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刘裕军队高唱凯歌，后秦军队节节败退。公元四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刘裕攻陷长安，宣告了关中羌族政权的彻底覆灭。掐指一算，从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灭亡算起，到他光复失地的这一天，长安沦陷了整整一百年。

没有史料记载，那一天刘裕入城时的场景，但我想那时的他一定是在会心的笑吧！征战的号角响荡在长安大地上，烽火狼烟笼罩着旧都城，保存在江南的华夏文明火种再次点燃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一部激荡了两个世纪的汉民族离乱史终于可以翻开另外的一页。当实干代替了清谈，平实代替了高蹈，宁静代替了浮嚣，风云诡谲的历史也在一步步归于简单，走向光明。

刘裕的烈烈武功甚至成了整个南朝都引以为豪的一张名片。于是，在中学课本里那篇耳熟能详的《与陈伯之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南朝文学家邱迟写下这篇劝降北朝将领陈伯之的文章时，距离刘裕北伐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之久，但陈伯之收到这封劝降信后，仍为书信的情理所慑服，不久就率众投降。可惜，由于刘裕收复关中之后后方生变，再加上关中遗民胡化日久，部下也多龃龉不合，刘裕最终没能像当年桓温饮马浐灞时有关中父老箪食壶浆夹道欢迎，更没能实现“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的政治理想。最终，关中得而复失，这令古往今来的无数文人墨客深感惋惜，惋惜刘裕不得其时。但刘裕的北伐，仍然宣示了收复中原不屈不挠的决心，也打击了异族入侵的嚣张气焰，他就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在西安求学时，我曾想在城墙上找这个刘公破虏处，可是一千多年的浮沉毁建，早已了无痕迹，哪里还有什么可以凭吊的呢？只有城墙下郁郁葱葱的白杨，似乎在无声诉说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我不甘心，又去了西安户县的“草堂寺”，据说这是后秦国师鸠摩罗什的道场，也是散落在三秦大地上为数不多的十六国时期的遗迹，试图在这里找到一点刘裕当年的痕迹，哪怕是一些虚虚实实的刘公饮马处、刘公折柳处呢？但是仍然没有。寺里斗角勾檐、雕梁画柱，哪里还有当年“草堂”的影子？一川山水，寂寂无声，更加让人不由得感叹当年英雄伟业的转瞬即逝。然而，刘裕的尚武精神却也深深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在民族危亡，外族入侵时总能够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莫不如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共同谱写了一曲慷慨的对联式的民族悲歌。每当翻开那段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我总能深深感到刘公的魂灵充盈天地，贯穿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