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总喜欢买一些设计精美的日记本，买来后总要写点啥啊，于是决定做摘抄，看到好诗词，优美的文字，好玩的故事，都会抄在本子上，慢慢就形成了摘抄的习惯。初中有了一些自我意识，时不时悲春伤秋，有感而发，于是也会在摘抄本上写写心情文字，所以它又有点像记事本，渐渐地，摘抄本成了我的一片精神小花园，是闲暇无聊时的精神栖息地，得空了就随手翻翻。
初三开始需要写议论文，没想到平时无意摘抄的那些内容都成了写作文的极佳素材，本来自己摘抄过一遍就有了一定印象，随手翻阅又加强了记忆，所以写作文时信手拈来。尝到了甜头，就一直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至今都记得初二从某报纸摘抄过一段关于《还珠格格》为什么深受孩子喜欢的分析，大意是皇阿玛满足了孩子对于一个无所不能而又柔情备至的爸爸的幻想。现在看来，这种报刊评论不过是马后炮式的恭维，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可谓极有深度。这篇评论深深影响了我的文风，启发了我的思考，我从此极度喜欢写议论文，而且文风硬而直，像男人的笔风，丝毫没有女性的细腻婉转。只要作文体裁不限，我一概写议论文，中考高考都是如此。
我读中小学时信息非常闭塞，没有图书馆，班级也没有订阅任何报刊，我唯一能接触报纸的地方是商品包装，那时候很多商品用旧报纸包装，所以很多信息其实是过时的，但读起来也绕有滋味，偶尔走亲访友也能看到一点有限的课外读物，一般是《读者》，《知音》，《半月谈》这种杂志。如果能捡到小说看，那简直喜欢得不得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特别流行文学社，纵使在文学土壤如此贫瘠的乡镇中学里，喜爱文学的老师和学生成立了文学社，每周还组织交流写作，做社刊。我当年从文学社就汲取了一些朴素的写作思想，比如文似看山不喜平。
读高中的时候，信息接触量大多了，学校有图书馆，校门口有书店，语文老师每天都会留一小时的读报时间，同学之间互相传阅的文学著作，小说，杂志也多了。教室里还安装了电视，晚自习之前可以看半小时的新闻联播，甚至高考前几个月还在教室看完了《康熙王朝》。
得益于做摘抄的习惯，写作文，尤其是议论文，对我来说从来都不费劲，高中语文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铅印几十份发给他教的所有学生一起品读，他的评语是，我的文字会让男生汗颜，想必是因为我总喜欢选择性摘抄一些宏大的时事话题吧。
现在看来，做摘抄就是一种朴素的信息管理方式。本着总结反思的态度，如果要问做摘抄有没有价值？我要说，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做摘抄是汇聚信息，利用信息的好方法。放在信息泛滥的今天，做摘抄依然有价值，因为摘抄是过滤信息，增加知识面，启发独立思考的过程。当然，现在的孩子接触信息的渠道很多——报纸，手机，电视，图书馆，传统书籍，电子书，展览，讲座，夏令营等等，信息储存的工具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记事本，手机，电脑，移动应用都可以存放信息。
因此，今天的孩子们做摘抄，不一定非得用笔写，可以做剪报，也可以采用电子存储方式。无论用什么方式，摘抄的内涵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获取信息，保存信息，利用信息，通过思考和运用，将信息升级为知识。
世界从来没有如此扁平过——专家和新手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发表看法， 权威可以瞬间被年轻人轰下台，成千上万个自媒体每天发表无数看法，再通过社交链接一批批侵入我们的社交空间，这是一个权威被解构，个体崛起的时代，时代的扁平化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信息和知识的门槛变得更低时，其质量也泥沙俱下。信息泛滥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明辨真伪更加不容易。
相对互联网信息资源来说，报刊杂志和书籍的可信度总体来说要更大一些，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书籍也要分经典书籍和爆米花之类的畅销书籍。比较保险的做法是让孩子多看教科书，优质出版社的书，名家的书，这类书的知识含量和知识可信度更高。知名度高的报刊杂志也是不错的信息来源。
同时，我们也不希望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泼出去——互联网信息也有可取的部分，维基百科，有公信度的公众号，问答社区，专题论坛等等，只是这部分信息需要花精力做甄别。
孩子可以先选择几个感兴趣的领域，比如社交，围棋，演讲，手工，历史，娱乐，时事政治，旅游，文学，诗歌，然后按不同领域做分类保存。家长可以从孩子的摘抄中发现他们的兴趣所在，同时也可以把关摘抄质量，毕竟孩子的甄别能力不如大人。
比起在网络上做一键搜索然后用鼠标复制黏贴，做剪报似乎是很落伍的摘抄法，但剪报的好处也很明显。报纸的信息质量相对更高，而且孩子在浏览报刊众多板块，筛选内容的过程中，提高了阅读量。最重要的是，通过选择与剪贴，这些新闻变成了孩子自己的报道，孩子在小心翼翼地整理简报本的过程中，加深了内容记忆，而且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成就感更高，感情更深厚，日后回看的概率也更大。
选择与剪贴并非工作的全部。孩子们需要准备一个够宽的笔记本，左半部分贴剪报，右半部分要空出来，写上自己对这则信息的感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信息本身并不是知识，躺在剪报本上的信息依然只是信息，只不过从报纸挪到了笔记本上。信息是有关系的数据的集合，而知识是对信息进行归纳，演绎，比较等手段进行挖掘，并与已存在的人类知识体系相结合后沉淀下来的关于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做的认识。信息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它不够稳定，往往会在时间效用失效后失去价值。
比如，婴儿尿布的销量是数据，啤酒的销量也是数据，分析员发现了婴儿尿布的销量与啤酒的销量呈正比关系，当两个数据呈现一定关系时，数据变成了有一定意义的信息，但这个数据发现还不算知识，什么时候才变成知识呢？当分析员发现的这则数据关系报告给专业营销人员或者高层，找到两则数据之间发生关系背后的原因后——受太太之托买尿布的先生们顺手也给自己买啤酒。找到原因后，这则数据关系就有了更稳固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启发营销决策：把尿布和啤酒摆在一起，进一步促进销量。信息有点像我们的左脑，它揭示某种关系，并以数据和分析为锚点，但它不如右脑那样具备整体感和全局感，它不会让人有“啊哈，原来如此”这样灵光一现的时刻，它不去寻找关系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也不能提供解决方案。知识则以行动为锚点，是可以用来行动的信息。
如果从黄金思维圈的角度看，信息告诉我们一个现象，而不去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也不能指导人们如何做。
比如一篇知乎文章，分析房价短期靠土地供应，中期看政策，长期看人口流入，没读到它之前，它只是躺在网页上的信息，但你读完了，并有所启发，然后把文章看问题的视角——短期，中期，长期，同自己的经验和原有知识结合起来，进一步指导并解释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问题，形成自己新的见解时，你就形成了知识。甚至，你会问，既然人口流入如此重要，那人口流入又是什么决定的？这时候，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被你消化吸收，成为了你的见解和知识。
同理，剪报本上的信息，只有加入孩子的感悟，才变成孩子知识。当孩子的知识边界越来越远时，他能够吸收的信息面也会更广，因为他内心的认知雪球变大了。回头再看当初的体会和感悟，会觉得当初怎么那么幼稚？当他们一次次刷新自己的感悟时，剪报本就见证了孩子的成长。
存放在电脑或者手机软件中的内容同样如此，不仅要分门别类地存放，知道什么领域的内容放在哪里，而且也要随手写下自己的体会和感悟，这个过程不仅能启发思考，调用原有的知识储备，加快吸收新知识。一遍遍回翻剪报本或者摘抄本，更是加深记忆痕迹的途径。
我们常常苦于孩子不愿主动思考，那么，让孩子自己寻找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写出自己的感悟，不就是触发孩子主动思考的契机吗？
胡适说，任何一个领域，坚持几十年，你终究会成为专家。对于孩子，我们不苛求他们成为专家，但让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事，体会到坚持的好处，会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有益的认知。如果他们在求学的路上尝到了做信息摘抄的好处，相信未来毕业后，也会利用信息带动自己思考，研究，求知。
（如想了解更多关于信息管理的内容，可以看我另一篇文章——泛谈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