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患者前来复诊。

是一位老人，衣衫褴褛，皮肤黝黑，精神状态并不怎么好。

初诊的时候，他就讲自己是肝硬化，以前经常喝酒，现在已经戒了。

我问他：“除了经常喝酒，有肝炎史吗？”

“没有，”他回答的非常干脆利落“我就只是肝硬化”

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在怀疑他应该不止这么简单，综合判断完全不像是肝硬化。

“你的检查报告呢？拿来看一下。”

“都没带，因为要低保报销，检查报告都不在我这。”

因为没有具体的检查报告，并不能完全确诊，我当时并步不打算开药给他。

无奈，患者已经失眠、便秘好多天了。

在他强烈要求下，只能先帮他缓解一下睡眠、便秘等不适，只能通过“肝胆湿热”来开药帮他调理，并再三交代，

“下次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检查报告都带上，不知道哪些有用的就把全部都带上。”

一周后的今天，老人回来复诊了，依旧是衣衫褴褛，只是脸色比之前有所好转。

他一进门就跟我讲：

“吃了你上次的药，能睡能拉了，不过肝的部位有点痛。”

我一听就发现不对劲：

肝硬化不应该会肝区痛的啊，赶紧接过检查报告仔细翻阅，有三个指标证实了我的忧虑：

那时候我瞬间明白了，患者有慢性乙型肝炎，长期喝酒、劳累而诱发肝硬化，继而发展成为肝癌。

很明显，我上次的怀疑没有错，这并不是单纯的肝硬化。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如果只是如此日常的就诊记录还不至于让我有如此深刻的印象。

在老人上洗手间之际，我跟他随行来的年轻人讲，

“其实，他并不是肝硬化，已经发展到肝癌了。”并将报告上显示肝癌的资料整理给他看。

随行年轻人给我的神态是一种很平常但又很惊讶的感觉，好像他并不知情一样。

在随后下医嘱、开处方的过程中，随行年轻人都非常认真的翻阅老人的病例报告，并用手机拍下他觉得有用的地方。

付过药款后，随行年轻人示意患者先到门外等着，

“医生，他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严重是肯定的，都肝癌了。”

“希望你帮帮他吧，他常年一个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现在只是偶尔捡一下垃圾，靠着低保过日子，因为支付不起医药费，医院都不敢收。”

“我也只是他的邻居，有空才能载他来看病的。”难怪在知道老人病情的时候会有那种惊讶的反应。

“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原来已经这么严重，他没什么文化，他自己的病情，我估计他也不懂。”

年轻人长叹一口气继续讲到：“看过报告之后，我想起了我以前有一位亲戚也是这样，不知道自己有肝炎，死的时候才发现死因是肝癌。”

听着他讲，看老人静静地坐在门口马路边阶梯上，很随心东看看西望望，心里突然酸了一下。

我完全没有想过，当代还有人不知道肝炎是什么，更不知道肝炎会诱发成癌症。

看着这位孤独老人的背影，看着他这种无知的申请，有种无力感从内而发，

不难想象，这也仅仅是开始，老人以后要走的路会非常困难。

整个就诊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位随行的年轻人。

在今天午休的时候我听到同事在谈论这件事情：

“现在还哪里有这么善良的人啊，估计那年轻人是看到他是独居老人，想把他房子给占了！”

其实，是不是我们的内心都太缺少阳光？是不是我们乐于助人的细胞正在慢慢丢失？

为什么当我们遇到一个特别热心的人时，内心就产生了质疑和慌张？

我今天一直都在想，

人与人的善良其实是多么美好而单纯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人可以不带有任何目的地去帮助别人呢？

在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里，二十多年来都极少遇见危险和灾难，却依旧不断地被教育要预防、警惕身边的人和事，直到我们的内心开始变得畸形，没有阳光和温暖。

遇见新婚女子怀孕，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祝贺天使的降临，而是躲在背后去猜测是否是未婚先孕奉子成婚，纷纷扰扰无休无止；

明星获得成功，不去鼓掌祝贺，却在茶余饭后猜测是否有被潜规则上位，潜了哪个导演，睡了哪个制片。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只记住一些好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用我们内心的“恶”去揣摩、评价别人的“善”呢？

亚马逊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杰夫·贝佐斯讲过：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

其实，我们要做的只是一种选择，把藏在内心深处的善良重新挖掘出来的选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