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辅佐君王当政的时候，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如何治国，还有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只有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好了，那个作为臣的儒家知识分子才能毫无障碍的推行自己的制度和政治理想。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古代的那些故事里，不仅仅只有儒家知识分子如何作战，如何执政，同时也能凸显出来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按照这样的关系，他们的发展能否长久维系。
那么，在我们当下的认知中，怎么才算是好的君臣关系呢？
就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次鲁国和齐国之间比较出名的战役叫做“长勺之战”，这一战鲁国以少胜多，以极少的兵力打败了齐国的十几万大军。而这个战争的主力就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曹刿。虽然在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但是曹刿作为一个平民去向鲁公请见与他论战，到最后参与这场非常危险的战争，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为了民，他有仁心，并且他将仁心外推成己成人。最终他通过识人心的方式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当然在这其中也少不了鲁庄公的礼贤下士和从善如流以及曹刿的军事才能，这也就是我们传统中所说的明君贤相，一个礼贤下士，一个敢于承担，这可以说是一段极好的君臣关系。
再比如说，齐国的邹忌和齐王，在邹忌讽齐王纳谏这场故事中，邹忌以闺房小语将臣谄君蔽这么一个过错说了出来，这也就体现了邹忌的敢于进谏和心怀天下。而齐王听之信之行之也体现了齐王是一个会采纳别人建议，接受别人指出他错误的明君。这也是一段明君贤相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通常所以为了一段极好的君臣关系，都是明君贤相所构成的。只是，这样的关系真的能将国家的昌盛长久维系吗？
就比如说，依靠着曹刿，鲁国能否一直取得胜利吗？其实我们根据历史就可以知道，最后秦朝统一了天下，鲁国也灭亡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当我们仔细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场战争，鲁庄公的从善如流，却太过于依赖他人，而能力不够，给予了曹刿极大的权力，战争的一切决策都由曹刿决定，没有其他人扶持，但是对于打仗来说，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且先不说曹刿有可能会离开朝堂这件事，就先说曹刿万一哪一次做错了一个决定，那么伴随这个决定的后果轻则败仗，重则亡国，在这时可以说鲁国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这是不行的。还有齐王和邹忌，他们的关系也是具有偶然性的，万一这次邹忌提出的建议是错的，而齐王用了这样的一个决策，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也就体现出了君臣关系中的问题。
而这也就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君臣之间利与弊。利的一面是有着圣君贤相，可以很好的治理国家。但弊的一面是国家的所有国策都由一个人做主，不管是明君还是贤相，他们都有错的时候，就算一生中他做的决策没有错的，但是也总有死去的一天，在那天之后，整个国家都会随之而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出自于儒家本身，儒家被分为道统，政统和学统，对于那时候的儒家来说学统并不发达的，重要的是道统和政统。那在这两者之中到底是哪一个出了问题呢？
其实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过他的《出师表》，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在儒家道统这一方面毋庸置疑是非常好的。首先他对治国之道和国家的利弊十分清晰，并且给予了后主，也就是刘禅很多建议，以及他身上担着的责任。其次从诸葛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遇之恩，终身相报危难关头，患难与共，以及自从刘备临终托孤以来，他夙夜忧叹，一心想要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而我们后人总是用一个字来总结他，那就是“忠”，毋庸置疑，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表现了他有足够的忠诚。而这样的忠诚可能是忠于先帝，忠于蜀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忠于他的志向。我们回头看看诸葛亮的一生，就可以发现他从隐居到出山再到五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似乎看上去十分的矛盾。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诸葛亮之所以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才许先帝驰骋的原因是他想要确定刘备与他的理念是否一致。所以对于诸葛亮来说，他并不一定是忠于先帝，而是忠于与先帝一致的政治理念，他忠于自己忧国忧民想要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从诸葛亮出山到他去世，一切的坚守和内在的精神高度一致。这也就是他的忠。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出自于司马迁，一个和诸葛亮一样的儒家知识分子，一个拥有的对于孔子修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精神的人。以至于孔子在500年前作了《春秋》，司马迁就在500年后写了《史记》，他们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史记》对于他来说和诸葛亮的“忠”是一样的，是他的使命，也写的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儒道，他写史记表面上写的是史，实际上是他内心的记录，是他对儒道的坚守。所以史记才会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对于孔子以及司马迁诸葛亮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死的重于泰山，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一种死法，人是挺立的，他们三个都有一样的“忠”，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生都在为志向而奋斗，这是君子儒的梦想。而这也就是孔子所创建的儒家之根本——道统。我们可以看到像他们三个这样的人都是已经站在儒家知识分子中前列的人，他们自身内在的修为是十分的高的，同时他们又将仁心外推。同时这也就证明了，在君臣关系当中，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我们都知道到最后春秋还是在乱，蜀国在三国之中最先灭亡。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之前提出的君与臣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于政统。我们可以从蜀国最先灭亡这个例子中看出来，在诸葛亮死于五丈原之后，蜀国就逐渐衰落。这其实是因为刘氏对诸葛亮的过度依靠，诸葛亮被推到了权力之巅，掌管国家上下的所有事，全国都在依赖他，他的政治制度确实没有问题，也可以很好的实施，但是就像最后他去世了，一旦这个国家失去了他就立刻无法运行。这就是儒家的政统。儒家的知识分子想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首先需要依靠君王去赏识他，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君王身上，但如果鲁庄公没有赏识曹刿，齐王没有听邹忌的建议，刘备也没有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那么他们的政治理想便都无法实行。其次，儒家知识分子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除了需要获得君王的赏识之外，就是必须集大权于一身，才能很好的推行这样的制度，可是一旦这个儒家知识分子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国家立马崩盘。所以对于古代的政统来说，无法十分长久的运行下去，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氏失去诸葛亮后便立刻灭亡，这不仅仅是刘禅的问题，同时也是一切都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政统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儒家该如何才能开创更好的未来呢？新儒家提出了复与兴，从政统和学统两个方面去改变。也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不集大权于一身的情况下，还能很好推行政治制度。其实这也就需要权力的制衡，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政治课上学的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多个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人民选举所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一个决策，这样便就不会出现一个人掌握大权后会做出不合理或者错误的决定，或是一个人出现了意外，整个国家灭亡的结果。
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该如何实现复与兴。其实这也就可以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就比如说对于一个班。一个班的运行也需要支撑，需要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如果是由班主任，老师一个人去决定，制定的话，就会产生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了班委会，这样的班委会从某一个角度，也是改变了儒家的政统。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复与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