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国考异

       上周末有朋友问：在文言文中“邦”字和“国”字都有国家的意思，那么在古代邦与国两个字的字义有没有区别。有一种说法认为汉初避高祖刘邦的讳，才使邦国字义混同，以国代邦，这种说法可信吗？今天就来絮叨、絮叨“邦国”二字。

一、不说字源的考据都是耍流氓

        古代汉字从字形到字义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要谈字义首先要从字形字源开始说起。

       先说“邦”字。邦的甲骨文是上下结构，上面一个“丰”下面一个“田”，异体字写作为“𤰫”。这个丰字不是后来丰收的意思，而是封建的意思。在甲骨文中“封”和“丰”也是同字异义，到金文时代才另造封字以示区别。甲骨文“邦”字下半部分的田字也不是田地的意思，而是边界的意思。到了青铜器时代，金文的“邦”字变成左右结构，左为丰右为邑，也就是封邑的意思。在甲骨文和金文时代，邦与封有时候也混用、通假，但总体上“封”字作动词用，“邦”字作名词用。由此可知“邦”字的本义是分封的领地。

         而“国”字是个后出的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国”字，只有“或”字。“国”字是由“或”字衍生、分化而来的。甲骨文中“或”字写作左口右戈。口代表围墙和城郭，念作guo，也是“或”字的声旁；戈代表武力。造字的本义是既有城墙围绕又有武力守卫的城邑。金文时代，“或”字增加了表示边界的四条杠，字义演化为四周有明确边界的军事领地，包含地域、区域的意思。也有用大口框将“或”字包含在内的字形，不过这个大口框就不是城郭的意思了，而是边界的意思，读作wei，是“国”字的形旁，而“或”字则成为声旁。直到简帛时代后期，才在“或”字旁边加了土，将地域的字义从“国”字中分离出来。

        因此，从造字本义看：邦是分封的领地，具有诸侯国的意思。而国是武力守护的城郭，具有城邑的意思，既可以是天子所辖城邑也可以是诸侯城邑，二者显然不同。那为什么造字本义如此清晰的二个字，在后世会出现字义混同的情况呢？这就又要回到前面提到过的封建。

二、分封制下的邦与国

       说邦国差别时，很多人喜欢引《周礼·太宰》中“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1一条的郑玄注“大曰邦、小曰国”2。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大国称邦、小国称国，邦国二字同义都指国家，只是大小有别。也有人说邦指天下，周天子的疆域可以称邦，诸侯只能称国。《周礼》为晚出之书，并不能反映周初分封实情，据此来望文生义自然就会贻笑大方了。

      《左传》记载了卫国太祝祝佗的一段话：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3。这段文字很好的诠释了西周初年鲁、卫、晋（唐）三个诸侯国的初封状态，包含分到的礼器、人民、土地、法制和都城。其中的鲁、晋（唐）两国只提到封地的国都，即少皋之虚和夏虚。这里的虚通墟，是指先民旧城的遗址。而卫国则模糊的表明了其领土范围在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如果按照大曰邦小曰国的解释，岂不是只有略知疆域的卫可以称邦，而仅有都城的鲁晋（唐）只能称国了？

       诚然《诗经》中确实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的诗句，但也有“保彼东方，鲁邦是常……泰山岩岩，鲁邦所詹”5这样的诗句。同时，鄘风、卫风、郑中也有常有自称为邦的记载，甚至还有万邦、大邦、南邦、邦家等各种专用词组，由此可见说邦是天子疆域的专称不能成立，大国称邦、小国称国的概括也不符合史实。因此想要说清邦国差异，还是要回到字义演变和周初历史背景之下来探讨。

三、国野制度下的邦与国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6商周时期的城邑一般有内外两城，外城称作郭也写作郛，内城称作城。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7就是指这个规制。鲁隐公五年，郑国伐宋，攻破宋都商丘的外城。宋国向鲁国求救。鲁隐公问郑军到达了什么位置，不知什么目的宋使诈称“未及国”。鲁隐公因为宋使撒谎，一怒之下拒绝派兵援救。这里要注意一下“未及国”的“国”字，并不是指国境而是国都。也就是说内城外郭都属于国都的范围，如果再联系一下“国”字的造字本义，就不难发现，“国”字在西周初年分封制背景下指的是国都，而非国家。

      那么国都之外又称为什么呢？同样是鲁隐公四年，《左传》还有一条记载：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8。此处的牧是指卫国都城朝歌的郊外。《尔雅·释地》解释为：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垧9。郊牧野林垧统称为野与内城外郭的国，构成了周初诸侯的地方治理架构--国野制度。住在国中的人就称为国人，西周著名的国人暴动就是指西周都城镐京的周人，而非指周王室直辖领土上的所有臣民。住在野中的人被称为野人，孔子的大弟子仲由就是个著名的野人，《尸子》就说“子路，卞之野人”10。国人和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国人是强大的社会势力，对政治问题很有发言权，而且参与政治活动，过问国家大事11。《左传》中国人一词出现了82次，并记录了大量的各国国人参与国危、国迁、立君，甚至驱逐大夫、驱逐国君的史料。而野人主要从事生产、不从军，在国内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左传》中提到野人的地方只有3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国野制度一直保存到战国时代，《孟子》就记载：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12。由此可见西周初封之时诸侯国领土由二部分组成，一个是由围墙保护的城邑，也就是国，一个是无围墙保护的郊外，也就是野。那么结合“邦”的造字本义，邦作为国和野两部分的总称也就不言自明了。

四、风雅颂里的邦与国

       聊完史料，再回头来说说典籍中的邦与国。周初典籍留存于后世的只有《诗》《书》《易》等所谓五经，本文就试以《诗》《书》二经来分析邦国二字的差异。

       先说《诗》三百篇。近四万字的《诗》中“邦”字出现了49次，逐一分析发现所有的“邦”字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国家。而“国”字出现了68次。逐一对照，发现《诗》中的“国”字有四种字义。其一是国都，出现了15次；其二是地域，出现了23次；其三是国家，出现了28次；其四是人名，出现了2次。乍一看，“国”字解作国家是四种字义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但换个角度分析一下，却能得到一个有趣的答案。《诗》分为风雅颂三种文体。其中风是当时十五个主要区域民间传颂的诗歌，共计160篇，占到了《诗》篇幅的一半以上。但是风类的诗歌中出现“国”字只有15次，没有一次可以解释为国家。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40篇颂分为周、鲁、商三类。鲁颂4篇中只有閟宫一篇出现了2个“国”字，且全部都作国都解。只有商颂中出现的7个“国”字才作国家解。而周王室宫廷宴飨或朝会时的乐歌，也就是大雅小雅中，却出现了44次“国”字，其中一半作国家解。

       现存的《尚书》因涉及古文伪造这一桩千古公案，因此本文仅选取伏生二十八篇作为分析样本。《今文尚书》二万余字，邦”字出现了62次，除了“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13中的“邦”是分封的意思，其他的“邦”字都解作国家。“国”字出现了25次，有三解。其一国都，出现了5次；其二是地域，出现了4次；其三是国家，出现了16次。只有周书中才出现“国”字，虞夏书、商书中都没提“国”字。

        基于《诗》《书》中邦国二字的使用方式和出现类型分布，再结合二字的造字本义，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周朝立国之前，“邦”是唯一具有国家字义的字。这点也得到了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证实。而进入西周之后，周的国人（仅仅指镐京的国人）以天下主人自居，开始以国代邦，并在《诗》中出现了王国一词，如王于出征，以匡王国14，以显示国人的优越性。而王国替代邦国则成为邦国字义混同的开始，并慢慢在整个西周春秋时期被各诸侯国效仿。

五、战国诸典中的邦国逆转

       春秋开始，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不断，大小诸侯逐渐摆脱了一国一城的城邦制国家的模式，大大小小的城邑在新征服的领地或原本控制薄弱的野中建立起来。这些城邑或成为诸侯直辖城邑，或成为公族、大夫们的封邑，被纳入了诸侯国治理体系。按照原本的国野制度，只有都城才能被称为国，其他区域只能称为野。但新的封邑和城邑都是从国中分离出去的，是需要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的，因此国人的范围开始扩大，国的概念也开始向新的封邑和城邑转移。这种概念的延伸和转化，在古籍中也留下了痕迹。如《论语》中“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这里的千乘之国就是合并计算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而非仅仅计算国都的军事实力。不过在《论语》一书中，“邦”字作为国家解还是压倒性的存在，共出现了48次；而“国”字仅出现了10次，不过这10次全部可以作为国家解。

        再以《孟子》为例，全书三万余字，“国”字出现了101次，大致三个字义。其一是国家，89次；其二为地域，7次；其三是城郭、国都，5次。那么《孟子》中有没有“邦”字？有，但不多只有二处，全部是《诗》的引文。

        先秦文献中《左传》算得上是少见的大部头，全书二十五万余字，“国”字出现了938次，有四个字义。其一是国家，共出现了745次；其二为地域，仅出现了6次；其三是城郭、国都，共出现了86次；其四为人名或姓氏，共出现了101次。而“邦”字在《左传》中仅出现了11次，全部为《诗》的引文。

       从上述三本书中“国”字出现频率逐渐的增加，可以证明春秋之前作为国家字义的“邦”字已经逐渐让位给了“国”。在战国中后期，“邦”字几乎只能靠着《诗》《书》这样的先代典籍引文，才能偶然在文献中露面。可以说在战国中后期，扩大化的“国”字已经完成了与“邦”字的字义混同，并基本取代了“邦”字的地位。而“域”字几乎也是在这个时代被创造出来，用于减少扩大化后“国”字可能产生的歧义。

        由此可见，邦国字义混同萌芽于西周初年，但总体上称国家的时候仍然多用“邦”，“国”仅指都城，偶有代表国家的字义。到了春秋晚期，随着旧有领土管辖方式的变化，“国”字的外延开始加速，但在代指国家时总体还是“邦”盛“国”衰。到了战国时代，井田制的崩塌彻底摧毁了国野制度，扩大化的“国”字开始全面挤占“邦”字的生存空间，在代表国家字义时，邦国的使用开始逆转。到了汉初，随着避讳制度的全面确立，“邦”字最后一点地位也被完全取代，只能在安邦定国、友好邻邦、邦交等特定成语、词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癸卯 蒲月三十  作于书如羽齋

1《周礼译注·天官冢宰》，杨天宇译。

2《周礼注疏·天官冢宰》，郑玄注，贾公彦疏。

3《左传全译·定公四年》，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

4《诗经译注··大雅·文王》，程俊英译注。

5《诗经译注·鲁颂·閟宫》，程俊英译注。

6《左传全译·隐公五年》，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

7《四书全译·孟子·公孙丑》，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

8]《左传全译·隐公五年》，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

9《尔雅译注·释地》，胡奇光、方海译注。

10《尸子疏证·劝学》，汪继培辑、魏代富疏证。

11《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

12《四书全译·孟子·滕文公》，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

13《尚书译注·周书·洪范》，李民、王健译注。

14《诗经译注··小雅·六月》，程俊英译注。

15《论语集释··学而》，程树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