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7月15日当天由城市来到插队的青年点的。刚下乡那些天，整个人都还处于迷茫、惶恐的状态，对都在喊的＂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口号，内心深处仍有不甘心的懵懂；看不见未来，但作为年轻人，又对未来抱有各种遐想。 

下乡半个月左右，父亲单位系统组织家长来青年点看望，我们家是我妈来的。我们20几个新青年只知道家长要来，都挺兴奋，因为半个月来的生活除了干活儿也没有什么变化。当大客车扺达青年点附近，我妈看见车下的我时，据她后来说感觉孩子那么可怜、凄凉，心里顿时揪揪起来。简单地看了孩子们的生活劳动情况后，家长们吃过午饭就走了。我妈回家之后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大半，那年她不过就43岁。她说以前听人说过一夜白头一夜白头的，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今天，我也早已是父亲了，我多少能体会到妈妈当时的感受。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孩子突然就走进那样一种生存环境里，而且看不到什么未来，内心的难过与绝望、煎熬怎能平复？    我在农村插队的时间只有1年半多一点，1976年7月15日到1977年底（履历是这样记的，但事实上我是春节前后离开的，因为那一年我们这批兵是3月份才出发的）。这么快就离开农村在当时是无法预知的（如果知道会出现如此大的反转，当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表现）。1977年底（或1978年1月）的同一天，我接到了两份通知书：入学通知书和入伍通知书。——当然是努力的结果，而我选择了入伍。于是，我平淡的生活就开始了，此是后话。 

  下乡插队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苦难：那种劳累经常都达到了我的极限。我对极限的描述是浑身力气使到最大，持续的疲劳，直到脑袋里面的筋疼得受不了。气力不够，然后头疼，累到头疼。因此，晚上回来睡在土炕上睡不着，直到后半夜，日复一日。 

  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生产队干活儿。辽东山区的农活儿除了技术含量高的我基本上都干个遍：旱田水田全套，打揸子翻地，种铲耥及至收割，进场脱粒凉晒到交公粮；冬季修梯田、拉泥压地，夏季割草垫圈；种烤烟全套，还要进山捞(去声）木头，捞（去声）柴火、扛蚕筐。作为大队（现在改称村）防疫员，我给全大队的除了猫（那时候不记得有狗）以外的禽畜打过不止一次防疫针。作为卫生员，我给部分农民做过针灸和皮下注射。中间还有约半个多月出民工去修沈丹公路一一陡岗子段。后来，我还在青年点里养了几个月猪，从夏天直到冬天，大概是12头猪；那年冬天特别冷（我直到写这段文字时才意识到，让我养猪可能是带队干部对我的照顾，我当时理解为是信任）。   

一、累活儿 

  我认为我接触过的农活儿最累的是这几样：上山捞木头、捞柴火、扛蚕筐、插秧割地、铲地、拉泥压地。     

  1、捞木头捞柴火杠蚕筐   

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山捞木头、捞柴火的经历。       

捞木头     

按说，捞木头对于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是相对自由和有变化的活计：生产队需要一些木料修缮或添置公共房屋、仓库、畜舍、大车等等，须报知大队，批准后，方可进山按照需要砍伐规定数量树木。生产队长会指派或亲自带几个人进山完成任务。我几乎都是必选之人，一可能队里本来男劳力就少，二我个子高，感觉好用，三我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讲条件。     

这个活计流程简单：由队长或领队在林子里选择出合适的树，砍伐下来，去除枝叶，再将木头捞到大车停放处装车运回。   

  我基本上是干捞木头的活。砍木头算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一般都是队长或领队农民干：选择合适的树，用斧头砍倒，收拾利索，然后，我们几个负责往山下捞。这个距离一般都有1－2公里，将木头粗的部位扛到肩上，树稍部分拖在地上，然后往山下走。其实，这时候木头的重量也有几十斤上百斤不等，扛在肩上已经很重，再要拖着往山下走，是很累人的。     

往山下走多数时候都沒有路，在林间穿过；即使有山间小路，也有陡坡缓坡，甚至平地，木头扛在肩上，不仅是沉重，时间长了，肩膀疼还在其次，由于另一头拖在地上，传导在肩上的振动引起的酸疼更令人受不了，振的脑袋里的筋都是酸疼。但即使是这样，你还是要把木头捞下山去，而且要反复7、8次，甚至10多次。把木头捞到大车旁，稍作停留，就再返回山上，继续捞另一根砍倒收拾好的木头。因为捞木头主要是我的活儿，沒人代替，所以就需要提高往返速度。

  其实，捞木头的活儿除了累和振得肩膀和脑筋酸疼外，还是有一些好处和吸引人的地方的，比如休息的时候，山上的风景和草木以及野果都是在田间劳作时所没有的。往山上返的时候，沿途也偶有惊喜，只是一次次往返，人已经累屁了，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去发现和欣赏沿途风景了。

午饭一般是从青年点带来的玉米面饼子和萝卜咸菜，就着山泉水解决一顿。一起上山的社员也会把自带的家里的食物分享给大家，使午饭增加不少色彩。午饭其实没有多少吸引力，盼望的是那段休息时间。     

直到日落西山才是我们往回返的时候。大车上装满木头，捆扎停当，套上拉车的牲畜，沿着崎岖的山路，赶回4、5公里外的生产队。卸下木头，回家的回家，回青年点的回青年点，结束一天的劳动。     

  这活儿一年四季都有，看需要，我参加的应该在10次左右。     

  捞柴火和扛蚕筐     

  捞柴火在东北丘崚地区是有一定仪式感的劳动。辽东地区平时生火做饭烧水，冬季取暖等所用的材料就是每年冬季集中到就近的山上砍下的灌木枝柴，俗称＂榛柴棵子＂。每年冬闲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到山上砍些数量不等的柴火，以备一年之所需；如果按捆计算，每户约得几百捆，数量越多说明这家人越勤劳、越会过日子。对于队里的五保户，烈军属，和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家庭，生产队会组织部分壮劳力为这些家打柴火，以备一年之需。   

  砍柴火一般是农民的活儿，青年儿（特指插队知青）负责往山下捞。程序是砍柴的农民将砍下的柴火捆成大小适中的捆，然后再砍若干根柴火架子，以供捞柴火的人将几十捆柴火堆成结实的垛子，再往山下捞。一捆柴火约有二、三十斤，几十捆算起来也有几百斤，往山下捞绝对是个体力活。如果坡陡再加上冰雪山路，柴火垛在捞的下行过程中，冲力形成的惯性既刺激又危险，而且仍然有柴火架子或绳索压在肩膀上的酸疼，以及传到脑筋里酸疼。平地的路上需要使劲捞，有坡度的地方就需要跑，一一不是你想跑，而是柴垛下冲的惯性逼着你跑。有时柴垛被路上的石头、树根隔住了，还需要回头搬动以便越过这些坎。也有下冲或捞的过程中柴垛散架了，还需要重新码放，捆绑结实。       

这样的劳动一般需要3一5天时间。   

    扛蚕筐     

  辽东山区有养殖柞蚕的产业，据说是从胶东半岛传过来的，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柞蚕养在矮棵柞树上，吃柞树叶儿。我插队的生产队也放养了柞蚕，具体数量我当时沒有概念，只记得扛了大概有1一2天的蚕筐，也是累到极限。       

春夏季，蚕在一片山上放养，当这片山上的柞树叶即将被吃光之后，就要把蚕转到另一片山上，主要是解决蚕的食物问题。扛蚕筐就是用直径大概有3一4尺高约半尺的蚕筐，将蚕装上，然后运到另一片选好的山上，再把它们检放到新的柞树上。   

蚕筐圆型，装上蚕约有百十斤左右重，顶在头肩部，两手扶住，从一山走到另一山，有时候并不是相邻的两座山；头压在下面，没有成形的山路，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坚持，一趟走下来，真是很累。     

  2、铲地     

  下乡插队第一天干的农活儿就是铲地。阳历7月中，地里的苞米已经有半人高了，天旱，土地板结，锄头划过，只能把地表的草锄掉，草根还埋在土里。日晒，锄头使用不熟练，加上个子高，不愿被落下，因此用尽了全力，一天下来腰已经木了。     

  队里有550多亩旱田90亩左右水田，旱田基本上都是种玉米、烤烟、大豆，只有偏僻的角落种少量的高梁和穈子。铲地拔草是整个夏季主要的农活儿。一般都要铲三遍，水田也需要拔三遍草。     

  不知道在别人眼里铲地算不算累活儿，但在我眼里不是个轻松活儿，只是看起来简单。铲地是把苗周边的草通通用锄头铲掉，当然还不能伤到苗，这就要求锄头既要灵活还要用力，不然草根锄不尽，还会再生。     

  队里日常的劳力也就10几个，除了队长和6、7个妇女，再加上5、6个插队知青，队里的壮劳力这时一般都抽到治河工地和基建队去了，他们只有在种地和收割时才回到队里参与这种具有仪式感的需要大规模人力且须抢农时的劳动。     

铲地时由队长或打头的将众人带到要铲的地头，大家一字排开，每人一垅，打头的先开锄，众人跟上。一般来说，打头的是众人里最能干的劳力，铲的既快，质量又好。水平一般的当不了打头的。这种农活最能反映出是不是庄稼好手，而打头的无不是佼佼者。     

我铲地时的表现只能用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来形容。开始时还能跟上大帮儿，铲着铲着就落在了后面，即使一直不停地干，也比不上别的社员甚至青年。别的男社员和男青年经常铲会儿地还能停下来卷根烟抽，抽完烟都能比我铲的快。       

大多数时候总是落后，为了不影响进度，别的社员、青年，有时是队里的女社员都回过头来帮我接垅，我的心情只有感激和羞惭。     

由于总是处于追赶的状态，不好意思停下来休息，累不用说了，腰背的酸木也很折磨人。总之，这种有些技术含量的大帮活儿最能显出我的不行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两个漫长的夏锄。

顺便说一下，我兼职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劳动结束，队长会将一张纸给我，上面写着当天出工人员所得的工分，我根据上面的内容将其记在我的一个帐本上，按月交给小队会计，由此得出每个劳动者的月工分数量。日积月累，到年底得出每个劳动者的年工分收入。一个日工为10分，通常叫劳日值，即劳动者日工价值。我所在的小队劳日值常年维持在5毛钱上下。实际上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工分多数都超过10分，高的有13一14分，个别的甚至17一18分的。         

3、插秧和割地   

  插秧     

  生产队里有约90亩水田，我观察，凡是干水田活儿时，队里的所有成员都全体参加，甚至老人孩子也都参加。队里会做些豆面饼子和菜汤，象节日一样度过这几天。   

  插秧对于我这个高个子来说，踩在泥水里，弯腰一天，是挺难过的，但也必须坚持到底，毕竟是必须面对的每天生活。     

插秧有挑秧、抛秧、插秧几种活计，挑秧是用担子把运到地边的秧苗挑运到正在插秧的地块，走在田埂上开始还好走，到后来田埂泥泞，一哧一滑的就难走了；抛秧是把运到田埂上的秧苗抛到即将插秧的田里，以待插秧者取用方便。一般是女的插秧，其他人挑秧之后，也要参与插秧。相对而言，抛秧是比较轻松的活儿，只是相对忙乱一些。这些活儿我都尽力的全程参与了，只是干的不那么熟练。     

  割地（收割）   

  下乡一年半，参加两次割地。割地就是收割，是一年中的收获季节，尽管收莸的成果每个社员只能分到200多斤原粮，其余的都要上交给国家，但毕竟也是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段一般在10月中上旬，集中在一周左右，也是全体劳动力参加。       

割地也是一个有着仪式感的集体劳动：每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每个社员和青年揣上早饭（玉米饼子），来到约定地块，相互打声招呼，一字排开，由打头的开镰，众人瞬间跟上，有的人闷声干不说话，有的人边唠边干，很快就割倒了一片片玉米。我在其中勉力学着别人的样子割着，起初，左右还有窸窣割地以及说话的声音，一会儿就只有说话声而没有割地的声音，再一会儿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了，人们已经走远，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手忙脚乱地干着。孤单而焦急窘迫，已经忘记了累。     

  割倒的庄稼先拢成堆，所有的地割完以后，那些回来抢收的壮劳力们走了，剩下的活儿由原来在队里的社员青年干：扒苞米，装车运回场院，脱粒，凉晒，打包，然后到公社粮库交公粮。   

    4、修梯田、拉泥压地     

这是一项关于基本农田改造和改良土壤的劳动，一般在冬季实施。修梯田的劳动在我们这个生产队作业量少。我所在的生产队主要拉泥压地上，所谓拉泥压地，就是将土质厚的地块的土运到土层薄的地块，用以改良那个地快的土质。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做法。是学大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科学举措。但当时也有农民诟病说：用生土覆盖耕地，产量只能减产，还不如原来的薄大片儿。这样的做法得用2－3年才能恢复地力。     

修梯田，拉泥压地都要用上挑担，一根扁担两个土蓝，土蓝里装满土，挑到需要改造的地块。这一担土至少在150斤以上，多时有200多斤，刚开始时由于不会挑，担子上肩压得我呲牙咧嘴，肩膀疼不说，走路也东摇西晃的。同样也压得脑筋疼。时间长了，会使那种劲了，挑起担来就不吃力了。但压得肩膀上的筋出现损伤，至今肩膀上还有一个鼓起的肉包。       

拉泥压地，没有现成的路，在地块山坡之间穿行；没有车，也不利于车行，完全靠人力挑担运土。一年四季，只要有农闲时，队里就要按照上级的号召组织这项劳动。这是一项耗费体力的劳动，我记不得参加了多少天这种繁重的劳动。     

上述各项都是我认为的累人的劳动，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不知道别的青年是怎么看的。

二、养猪

临退休的时候，我对几个知近的朋友说过，退休了我准备去养猪，养几十头喂粮食的最好吃的猪作为从头再来的新职业。我告诉他们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养过猪，而且是最好吃的猪。这是实话，我确实养过猪，而且养的还不错。应该是夏初，我被安排在青年点养猪，一直到过了冬季最冷的时候，这段时间记忆总是模糊。只记得事情，不记得时间。养猪不是个累活儿，但需要有责任心，每天要定时喂食喂水，定期清理猪粪，并垫上足够的垫脚就行。每天早晨4:30起床，来到猪食房，配好饲料，在大锅里将猪食烧开煮熟，然后用大桶拎到猪圈旁，一勺一勺地舀到猪食槽子里。饿了一宿的猪们会急吼吼盼着我的到来，低头呱唧呱唧的猛吃。听着它们吃食的声音，感觉很惬意。刚开始养猪的时候，青年点有8头猪，两头比较大，有200多斤，一头体型长，黑白杂毛；一头体型短些，通体黝黑；两头猪都高大结实；另外6头相对小些，50-100多斤不等，都是黑色的，肥瘦不一。不久又买来4只小猪，是四只花腰子，健壮活泼，都有20多斤。

不知道为什么要养这么多猪，没人告诉我，我也没问，让我养猪我就按要求投入地学习养猪。喂猪的饲料有精饲料和青饲料，精饲料是苞米连带些骨子（玉米芯）一起粉碎的制品；青饲料就是割的青草和庄稼的秸秆，再配上清水。每天喂食4遍，早晨5点-5点半一遍，上午9点半一遍，下午两点左右一遍，傍晚6点一遍。其余时间我就做点别的事情。比如，出去割青饲料，拉泥垫圈或除猪圈粪，想办法治疗病猪。除此之外，给点里或生产队办板报，偶尔被请去给社员打针、理发，等等。有一头猪从一接手就不健康，约有40斤左右，瘦，皮肤上生有白灰色的癞痢斑，我一直在想办法治疗它，还两次用麻袋装上背到5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的兽医站去诊治和打针，但都没治好。这头猪一直挺到寒冬腊月最冷的那天冻死了。后来那几头大的猪都长到300多斤，好像是卖了吧，4只花腰子也都长到近300斤，临春节杀了一头，我还吃到肉了，现烀现吃，约吃了有1-2斤，很香。其它的猪怎么个去向，因为我当兵离开，就不知道了。有了那样的经历和经验，所以我才有退休后养猪的想法：用我的养法，生产出最好吃的猪肉。

三、出工

那时候的农民和插队知青都需要出民工，即按政府指令自带工具自备伙食到政府指定的基本建设工地出劳务。具体规模是多少不清楚。我们青年点的青年每年冬季至少有两三个月时间“战斗”在治河工地上，当然，当地农民也是一样。

我没有被派去治河，但约有半个多月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去参加沈丹公路建设。沈丹公路就是沿线农民自己建设的。从建筑材料到人力，都是沿线农民提供的，政府所做的可能只是组织、设计、负责调度沥青和少量的运输车辆。

我们的任务是打前站，将本生产队任务段的路基扩展到规定的宽度，并将路基的轮廓整理垫好。当时的沈丹公路是砂石路，宽窄不一，尤其是山路，被雨水冲刷过后更加崎岖不平。我们这次出工就是要修建柏油路。

要修的路段就在陡岗子段（现在有高速公路了，那段叫陡岭），生产队长带着我和另外两个社员共4个人，来到陡岗子大队，分别住在当地社员家。每天的任务就是和队长两人在需要阔开的山路边，在突出的山石部位打眼放炮，将这些部位用炸药崩掉。崩下来的石头用大锤敲碎，垫到路边。有时要用锹，有时要用担，有时要用独轮车。另两位社员主要负责垫路和做饭。

打眼放炮时抡大锤是我的活儿，偶尔也扶钢钎。按说这是有些危险的活儿，但当时觉得稀松平常。把炸药装填好以后，我和队长就分别跑出几十米或上百米以外，拦住过往车辆和行人，等着炮响之后再放行，我们也跑回来检验放炮效果。偶尔也有哑炮，但都有惊无险。

雨天不能放炮，但只要不是大雨，我们还需要抓紧垫路。所以，劳动安排得挺满。当然，出工生活有变化挺新奇，所以还是比在大田里干活有意思。其实，在家的社员们也没闲着，他们在家砸石块，就是垫路基需要的几种规格的石块。这次出工时间约有20天左右，一直到大队人马上来，把队里准备好的石块运来铺上，然后再跟着柏油车和轧道车一起，将柏油路铺好。

四、离开

突然离开农村，是一种解脱，甚至有些意外，原来作为城市人还有这种人生机遇，这在农村青年来说是完全不敢想的。当我把自己的插队经历当成苦难来描述时，我眼睛的余光是看见了农村人的。那么多年来，他们是始终埋在我认为的苦难里的，虽然我作为城市学生突然离开父母离开相对方便宽裕的城市生活，来到贫困的农村参加这种近乎苦役的劳作，在身心方面都有极大的不适应，但毕竟还有个城市背景，还有抽工返城的机会，而作为农村青年或者农村人，他们连这些都没有，他们几无出头之日。后来听说这叫城乡二元治理结构，也就是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两种待遇。这种人生命运的不公平岂不比插队知青更悲惨？插队一年半，我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但我没做过一件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我普通、谦卑，却也做了一些略微有益的事：我兼职当记工员、防疫员、卫生员，给青年点和队里办板报，给农民理发，算得上是一个本分厚道的青年。当然，青年点也对我不薄，给我空出一个房间供我晚间办板报和学习读书用，这是我现在想来都觉得幸运和惊奇的地方。

五、观点

知青，是一代人的名称，是比八〇后更具化的时代群体。这个群体以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大范围大规模迁徙、城市在校学生蜕为农民和农工的身份转变为特征。 

大规模人口迁徙是一种封建时代解决人口问题的手段，中国历史上被屡屡釆用，用以解决被迁徙人口生计，填补迁入地劳动力空缺，转移就业压力，惩罚判逆以及不安定人群，等等。当然，如果能有个口号和正面的名义就更能顺利推行。1600万？2800万？3600万？无论如何都是大手笔。其实这就是整整一代人的即时命运。被迁徙者无可选择，青春、生命、理想、以及家庭梦想，就此改变并空悬；迁入地的人们则面对强势进入、强势剥夺、强制分享稀少的经济及社会资源。

作为执政者们自身以及后任，这无论如何都是幸运，他们以此度过了一次政治和经济危机，尽管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得过且过的措施。特别是对后任，更给了他们一个结束这一历史苦难，赢得感激的现成果实。   

看到一群群知青群体喧染感恩、激情，令人错愕，难道这些人忘记自己仿佛逃离时的身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