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学过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那清新朴实的文风让人印象深刻，及至后来读了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和《月牙儿》，却感到了另外的一种震撼，字里行间读到了先生对于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然而对于先生生前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四世同堂》我却一直没有拜读。这些天来，我抽出一点时间终于将这部长篇巨著一口气读完，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四世同堂》全书以时间为序，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个部分。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以几个家庭众多小人物屈辱、悲惨的经历，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

小说《四世同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平小羊圈胡同里祁老人渴望圆满地度过80大寿，然而日本人突然打进来，使表面本来和睦的胡同变得风云四起。钱家二少爷与日本人同归于尽，冠家人为取得日本人信任而告发钱家，钱默吟被迫下狱，钱家大少爷和钱夫人病死，祁瑞全在大哥的帮助下逃出城外开始抗战。冠家最终在靠出卖女儿色相的帮助下，取得了妓女所所长的职位。瑞丰在妻子的帮助下进入教育局担任科长，不顾瑞宣的反对变相为日本人做事服务。在敌人的一番拷打之后，钱老人神志不清地出狱，在胡同邻居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神智，钱家儿媳产下一子。在经历家破人亡的打击后，钱老人逐渐认清日本人的面目，独自一人在北平城内开始进行抗战。

在日本人的不断倾轧下，北平人逐渐开始缺煤缺粮，胡同里除了冠家人，其余人的生活都变得越发贫乏。日本人也开始了对学校的思想控制，瑞宣不满，向学校辞职进了英国使馆工作。由于日本人内部的势力更迭，瑞丰被新一波的势力推下科长之位，蓝东阳则成了新民会的干部，胖菊子见势改嫁给蓝东阳，瑞丰变得一无所有，灰溜溜地回到五号院。瑞宣的不合作态度，使日本人抓走了祁家的长孙。韵梅慌忙中托人找到了富善先生，请求富善先生帮忙。最后在富善的帮助下，瑞宣幸免于难，被救出监狱。日本人开戏园大会遭到炸弹袭击，其中小文夫妇被日本人杀害，尤桐芳英勇牺牲。由于胖菊子的告密，大赤包入狱，冠家被封，冠招弟不知所踪，高第与晓荷流落街头。

日本人的疯狂战争使日本人开始经济紧张，北平也随之开始了断煤断粮的生活，祁家也开始食物紧缺，冬日也没有煤火取暖。失势的冠晓荷与瑞丰一同在街上游荡被日本特务抓走；大赤包在狱中被虐待致死；高第希望出城抗日，在途中被当上特务的妹妹拦截，最后回到北平，在钱老人的指导下开始地下抗战。日本人为了节约粮食开始规定粮食份额，每人定量领取掺土的共和面。在这种粮食的摧残下，北平人开始流行传染病。日本人在街上抓住得病的人进行活埋，孙七与刚被放出的冠晓荷惨遭活埋。瑞全得到组织的命令，回北平进行地下工作，回到北平的瑞全遇见了特务招弟，两人一番争斗后，瑞全杀死了自己的前女友。因为共和面的摧残，小妞子死在了母亲的怀里，在韵梅的哭泣中人们被告知抗战胜利，欢愉庆祝。

全书一共刻画了40多个人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祁老人，年近80岁，全胡同年龄最长者，“四世同堂”的代表者。祁老太爷是北平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渗透着浓重的传统色彩。他们虽然是城里人，骨子里仍是农民，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这些人的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先生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与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

祁瑞宣是“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又接受了新式教育，这就使他的内心和行动都充满了矛盾。他是祁家的长房长孙，在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来自新与旧两方面的作用力。他善良，正直，具有爱国思想，却又软弱忍从，受着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既想“尽孝”，又想“尽忠”，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

在小说中，祁瑞宣曾为自己的偷生这样辩解：“一个手指头怎能拨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与其说这是祁瑞宣的自我表白，不如说在替作者代言，就是说，不欲偷生而终于偷生、不惶恐而终于惶恐的原因，要到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祁瑞宣为了尽一个长子长孙的义务，抛弃了对自由婚姻的追求，为了家庭的宁静和四世同堂的和谐，他压抑了自己的报国思想，终究不免于惶惑与偷生。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他的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表现了传统文化对人的负面影响。

他虽说没能投身抗日前线，但他的极度苦闷以及对自己无时无刻的自怨自责都从另一方面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他鼓励、督促、安排弟弟祁瑞全毅然奔赴国难，自己却承受被世人的误解与良心的谴责。他曾这样表白：“我受了不少苦，完全是为了不食周粟！积极的，我没做出任何事来；消极的，我可是保住了个人的清白”。由此可见，支撑着祁瑞宣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士信条，从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精神柔韧性的一面。

这部小说刻画了一组汉奸人物的群像，如冠晓荷、祁瑞丰，蓝东阳、李空山，大赤包、招弟等等，同时他们又是三种个性各不相同的汉奸形象。老舍对这些汉奸卖国贼在进行彻底否定的同时，也对人物背后的文化环境有深刻的揭示和尖锐的批判。 其中大赤包这一人物更是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赤包是特务冠晓荷的妻子，凭着自己的奸诈狠毒，捷足先登，当上了北平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她勾结地痞流氓，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她死心踏地地效忠侵略者，向日本人告密，竟达到了“消息假而心不假”的地步。她拼命“工作”，竟达到了要随身带鸡汤以滋补身体的地步。无耻、刁悍、一副西太后神气，整天变换着奇装异服上公园，以领导服饰文化新潮流。“她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正象鱼不知道水是什么化合的一样。但是，鱼若是会浮水，她便也会戏弄文化。”作者不仅以漫画化的笔法勾勒出她令人喷饭的气度和作派，而且深刻地展示了她那可鄙可耻的灵魂。

总之，《四世同堂》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处处流露出国家残破的刻骨之痛和“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对苦难年代中的社会动向的表现是真实的，偷生就是自取灭亡的思想主题由于小说的标准色彩和抒情气氛而更为突出。小说在抗战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这部作品中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 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重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

这部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最后，通过这次阅读我才了解到，小说最后部分的一些章节是从英译本再回译过来的，少了一些原汁原味的味道，实在是一件憾事。至于说原稿，据说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遗失了，而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本人也不幸含冤沉湖而死，实在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