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9月从解放军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后，分到育才的。据说中央让毛远新在辽宁搞“复课闹革命”的试点，让這一年分到辽宁省的全部文、理科67届本科毕业生，改变原分配去向，全部提前分到沈阳鞍山两市中学当教师。我在育才工作了九年，直到78年考上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当时在文革理念冲击下，育才刚刚取消了高干子弟学校的待遇和属性，转变为一个平民学校。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来的看法是把文革早期“停课闹革命”而长期散落社会的年青人收回校园的“战略部署”。
但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原先的教育体制已被批判，教育战线各级领导大多“靠边站”，教师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谨小慎微，学生已习惯“革命小将”的桂冠(其实年令小什么也不懂但乐得无拘无束)，制度和规章已经废弛，“除旧”摧枯拉朽，“立新”尚无章程。我的印象是有两三年的时间，教师不是要“上好课”，而是要“上得了课”。因为教师头上仍悬有“帽子”，实际上只能各显神通整顿“教学”秩序，所耗精力远远超过“复课”的精力。
而从整个运作来看，对复课的安排和重视也远远不及“闹革命”的声势。“批林批孔”，从克己复礼到整个儒家学说，“周公宋江”，从师道尊严到声讨投降派，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人性化……，文化课讲得很浅，批判内容很玄很深，已远超即便是大学理科生的文史水平，何况荒废学业的中学生。
和校园复课、闹革命平行的还有学工学农，除了校办农场(当时育才先后建有法哈牛和陈相屯两处农场)，学工基地是向育才派出工宣队的沈阳变压器厂，此外，野营拉练、参加春种秋收，我担任班主任带领70(3)班在5年内仅下乡学农就有11次，在沈阳变压器厂工具车问、装配车间、互感器车间学工多次，比别的班级多。因为一下乡就是半个月，我是单身男老师无牽无掛，另一方面，一出去，60多学生的劳动、生活、安全全由班主任一人操办負责，我年青尚有精力。但這也反映当时教学的无计划和考核的无标准。
這种教学内容和时间的随意性实际上与毕业后的出路和安排相关。高校不招生，毕业后多数人的出路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部分人接替父母岗位安排工作叫“顶岗”，也有进入“三小一道”。我在69年担任闫华志老师的毕业班副班主任时，要走家串戶动員上山下乡，虽然因为是“見习”无须开口，但仍有揪心之痛。到75年我自己的班毕业时，因上山下乡涉及政策因素太多，這个工作交给家长单位了，但五年耕耘，结果仍无定数，不少家庭还平添了焦虑和困难，我也难有丰收的喜悅。
這是我当年九载所经历的概略勾勒。我不处在上层，连中下层都算不上，在苦捱中尽自己本份，看眼前世界。我很感叹，现在回顾，当时育才，确实无违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很落实“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那是党的教育方针啊。现在不会再那样做了，是政治出了问题？还是方针？还是执行？這几届学生，经历了各种厉程，但除了科技英才外，這几届毕业生也不乏栋梁人物，学校那动乱的几年有哪些可算作打下了正面基础？后来又需要作什么补救？這不都是我们应该询问历史，也应该以当事人的思考来奉献和充实历史的吗？
我不太赞同以欢庆冲淡思考，以整体表现冲淡个人经历，讲正面就不提不足，有隐讳不便谈就穿皇帝的新衣。历史是给人啟示，前题是透明和多思。
“复课”依然“闹革命”，“上下”“左右”蹒跚行
十年光阴“批”教育，一代青春刀剑影
注：本文作者是山脚石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