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想起父亲母亲，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也许是随着年龄增长的缘故，特别怀念二老，总是回想起一些往事，因为那时候的父母最为艰辛。回忆父亲母亲的时候，会为他们经历的苦难更加难受……

我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亲生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的亲生母亲，是爷爷做生意时从咸阳那边的淳化县带来家的。当父亲的亲生母亲看到爷爷家里已经有妻子儿女，就一直郁郁寡欢，在生下父亲的妹妹不久就过世了。父亲的妹妹，刚刚一岁时，在亲生母亲去世不久也夭折了。按照迷信的说法，父亲的妹妹是被妈妈叫走的。

父亲是由婆（奶奶）养大的，婆一辈子生育了三个女子，对父亲这唯一的男孩视为己出，三个姑姑和父亲也很亲近，大姑比父亲年长十五岁，三姑也比父亲长五岁，她们很是疼爱父亲。

父亲13岁时，就去到甘肃省天水市学做买卖，旧社会当学徒，也吃过不少的苦。

父亲是1949年2月，我们陕西省蒲城县解放当天参军的。初参军，在第三军政治部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月后，被分配到军后勤部粮秣科任会计。

1951年元月，父亲随志愿军暂编一团赴朝，在团后勤任会计。到朝鲜后，于四月初调到四十二军，先后在四十二军后勤粮秣科，125师粮秣科，125师炮团财会股均担任会计工作。

1952年12月部队回国后，父亲调到师营建会财运科，仍担任会计工作。

父亲于1955年5月，转业到酒泉地区油脂公司，负责财会科工作。1956年冬，酒泉地区、县公司分开时调到县公司负责财会股工作。

小时候，只知道我的姥姥家在很远很远的天津，那时候小，也不知道天津是什么地方？只听说要坐火车才能到。村里的小伙伴走外婆家时，我们不用去，因为姥姥就在我家，同我们一起生活。

后来，上小学了，我全家也从老家落实政策来到了酒泉。稍大一些，从来家里的叔叔阿姨那里知道了，妈妈和他们是一起从很远的天津来大西北支援建设的同学。

妈妈是姥姥姥爷唯一的孩子，1955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风华正茂的妈妈，响应国家号召，从天津奔赴祖国的西北小城酒泉，支援边疆的建设。那时候，姥姥姥爷都已五十多岁了。

1956年，美丽的妈妈和父亲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在这年，我远在天津的姥爷过世了，身在千里之外的我妈妈也没能回去奔丧，只是不久之后，我那遭受了无数苦难的姥姥，从天津千里迢迢地投奔妈妈来了。

妈妈小时候的事情，我都是在成家后，儿子都上小学了，才知道一些。

记得有一天看着正在给儿子做棉衣棉裤的妈妈，我问妈妈：“我姥爷姥姥就你一个孩子，你怎么还离开他们到酒泉来了？”妈妈说道：“那时候想着父母年纪大了，想着贴补家用。”妈妈出生的时候姥爷姥姥都三十多岁了，妈妈告诉我，其实姥姥姥爷生了好几个孩子，只剩下妈妈一个孩子。

妈妈回忆：“自己的弟弟五六岁了，在院子里正玩着，说没有就没有了。”也许夭折的孩子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有病夭折的，而是毫无征兆，这样的打击使姥姥难以接受，姥姥疯了。

我听人说，人绝望时哭比笑好，姥姥那时候大笑，可想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我想应该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撕心裂肺的痛吧？

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自己的少女时代，把换洗的衣服藏在床下，姥爷总是能找出来，然后给洗干净。妈妈说自己很不好意思，而姥爷却说：“你是我的孩子啊！”那一刻，我想妈妈一定很想念姥爷吧？

父亲在地区油脂公司财会科负责工作时，在行政会上给王根小（后来县公司的负责人）提过几次意见，到县公司后，王根小是公司负责人，成了上下级关系。

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运动中，王根小把父亲作为重点整，迫使父亲承认反党才罢休。还要求父亲承认污蔑党的政策，这还不算，别人说的话硬逼着父亲承认。父亲拒不承认，就给父亲处分。在处分结论上写道：“该李（我父亲）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不满领导，不服领导”在填报材料时，父亲在本人意见格也填注了否认意见。

1958年3月，父亲被下放农场劳动，还降了工资。在农场，被分到大黄沟煤矿，背了半年煤，致使父亲患上严重浮肿病，行走都非常艰难。父亲向领导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困难要自己克服，组织上没法解决。”当时父亲把自己的手表、皮大衣具已卖光。

妈妈是1955年天津支边青年，无任何原因，以精简为名（按政策支边青年干部不能精简），迫使退职。姥姥精神受了刺激，经常把四岁的我大姐锁在家里，自己在街上乱跑，致使四岁的大姐瘫痪在床。

我妈妈于1959年夏，在我大姐一岁三个月时，考入甘肃省交通学校，去兰州上学。父亲在农场不能回家，使大姐大病一场几乎丧命。

妈妈为了寻找职业求学，一去近两年，三个假期只回了一次家，父亲带着严重的浮肿病，还要照顾精神不正常的姥姥和瘫痪的大姐，根本无法上班，在现实生活环境逼迫下，按退职处理，让父亲回原籍治病。

父亲拿着700多元的退职费，除还了300多元的债，下余的不到400元。父亲发电报叫回妈妈，妈妈到家一看，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再也无法上学了，在随父亲回原籍途经兰州时，痛心地退了学。

就在父亲回原籍的第二年（1962年），父亲的问题已由酒泉县给父亲做了甄别，结论是：“恢复名誉、恢复级别，补发工资。”但父亲单位一直未通知父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父亲才从档案上知道这件事，父亲当时问了人事股，问题纠正17年多了，怎么未见通知，人事股股长说，他也是1976年才调来的，不知道这事。

父亲找到当时的经办人，经办人说他是临时抽调搞甄别的，交给领导了，领导换了几茬，谁也找不上，1979年父亲才在党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关怀下恢复了工作。

父亲母亲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五个不平凡的艰苦岁月，母亲付出的艰辛超乎异常。

我的妈妈——一个来自海河之滨的独生女，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随父亲回到了家乡的农村。那时候妈妈25岁，在那里，她和父亲，一起撑起了我们头顶的那片天。上要孝敬两位老人，下要操持众多儿女的衣食住行，尽管吃的红薯、玉米和野菜，但妈妈总能变着花样尽其所能地让老人和我们子女吃的好一些，在那里，她下田劳作，洗衣做饭，纺线织布，我们每个子女都有被妈妈怀抱着、肩背着，冒着雨雪，踩着泥泞去看医生的温暖而苦酸的记忆。

艰难困苦的十八年，无情的岁月风霜侵蚀了母亲光洁的面容。

一九七九年三月，国家拨乱反正，我的父母平反回城，妈妈已经步入中年，妈妈又回到了她的会计岗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儿子们也一天天的长大成人，妈妈的白发却渐渐多了起来。

“子欲养而亲不待”，妈妈，我们都长大了是报答您的养育之恩的时候，您却过早离我们而去。您走的那么急，甚至没容我们对您说几句话的时间！妈，您就这样走了吗？不孝儿女甚至没来及对您说，我们爱您敬您想您！您的儿女为了工作天各一方，多么后悔这些年来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不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虽说妈妈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现在一提起父母，我还是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尤其是妈妈在咸阳去世后，父亲回酒泉答谢妈妈的同学时，在现场，妈妈的同学兼同事庞舅舅说得那段话我至今都忘不了，庞舅舅说，我父亲曾经告诉他，我妈妈在农村穿的棉裤，档里的棉花套子都吊着呢。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妈妈是受我父亲的连累，才回农村的。其实按政策，我妈妈不在精简人员范围内，何况我父亲也是被人迫害的，我妈妈肯定受牵连。

回想妈妈的一生，真的是很凄凉，很细慌。从小没有兄弟姐妹，早早又离开姥姥姥爷，离家这么远，这还不算，又随父亲到农村。

后来，父亲去世了，想着有父亲陪在妈妈身边，我才安心。

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坚韧、正直，我对父亲一直很敬畏。

现在，父母在老家，而我又好几年都没有回去看望他们了。

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我想起我的老父亲，父亲离开我们也已经四年多了，希望早一天回去看望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