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祖母的窗前种过一株花椒树。清晨，推开旧式的花窗，扑鼻而来的是花椒叶的麻辣熏香，带着一种类似薄荷的清凉、干净，这和她大家闺秀的祖母身份略微不符，也许她种一棵桂树应该更好，即便是一小株桑树，也是柔和无刺的，至少我也可以安全吃到桑葚，也不至于幼小的我常常因为顽皮而被扎破了手。后来，我常常猜测她的心当年或是不太懂温柔的的吧?

那年我4岁。当时的曾祖父是一位银须飘胸的长者，早年的殷实家境已令他不事稼穑，而家道中落又助长了他的坏脾气，他的游手好闲和暴戾让他的前三段婚姻都不怎么美满，至少我常常听长辈们和母亲谈到他的某一任是被逼得上吊而亡的，我现在也隐约记的他曾经飞身一脚把曾祖母踢倒院落，自己却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会儿的农村，女人本身地位就低，曾祖母又是第四次的婚嫁，身边也没有一个亲生的子女，受到的冷落和欺侮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的记忆里，曾祖母常年一身黑服，裹着小脚，身材矮小略带佝偻，曰日梳着同一款发髻一一一用黑丝网将头发全拢在一起，罩在脑后，令前额光秃，跟当时所有的老女人一个样。艰辛的生活让她的脸干瘪如多年风吹雨淋的杨树皮，很难找到一丝欢愉的表情。她和三个非亲生子女的关系也闹得很僵。常常地，她一个人打开自己的箱子，察看当年压箱底的嫁妆。然而，它们还是在她的眼皮底下一天天在减少。她低声地诅咒着，嘟嘟囔囔地向上苍控诉、抗议，七十年代的农民所有贫瘠和苍凉似乎都压在她身上，连她的金光闪闪的刺绣被面和银器，描花的瓷瓶，都无法给她安慰。我印像深刻的还有她的眼睛，它们时刻警惕地在左瞅右瞅，同时也对发生的一切流露出无可奈何。

曾祖父在九十岁的高龄病逝，我没有看见曾祖母的一丝悲伤，也许是我不记的了。在曾祖父弥留之际，我看到了母亲她们紧张又慌乱地为他换上色彩绚烂的寿衣，没有见到哭泣的曾祖母，她只是很安静地坐在一隅，不动声色。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能见到她了，因为她卧室的两扇板门一般是关闭的，偶尔从里面飘出油煎豆腐或是炒鸡蛋的香气，诱惑着馋嘴的我，但我还是很乖地走开。也许我知道，坐在曾祖父怀里揪他的银须，挥舞着小手指臂指挥他们二老唱《东方红》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那灰暗岁月里，我们之间唯一的一点欢愉时光。

不久，曾祖母起居不能自理了。两个继子一个继女还有我大姑姑抢先轮流照料。可是，某一天，她突然对我母亲哭诉说，她缝在内衣里的现金都被置换成了报纸，不见了。她哭天抢地，又破口大骂，继而表示以后只要我父母伺候，别人一概不准插手。我善良的母亲一一她的孙媳妇，真如她盼望地，视她如亲奶奶般地照料着她:饭桌上所有的饭菜得先让她先下箸，剩余的才能轮到我们下口，每逢赶集的日子，父亲都要单独为她买些油条、熟肴等美食。还常常用木制小推车不远十几里的步程推着她去镇上听戏，这些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当时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匮乏，而文化生活少之又少，一切好吃的，好玩的都让一个小孩欢欣雀跃，记忆颇深。在曾祖母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应该说她过得还是很顺心的。虽然，空闲时她还是向母亲念叨以往身边人对她所有的欺侮，但学会不再哭泣。她的院子，被锁了好几年，只有窗前的花椒树结椒，且呈现红色的时候，母亲才打开院门去掐些好用来做饭用。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大人们从学校找回家，告诉我，曾祖母病逝了。大人们在堂屋里乱成一团，我在院子里独自吃了一碗浮着香灰的面条，心里奇怪地没有悲伤!长辈们在挣抢她留在世间的一些樟木雕花桌椅、柜子，还有瓶瓶罐罐，没有人注意到她的魂魄飞升在屋檐处一晃不见了，我也告诉自己那只是烧的纸钱的余烟…

父母亲把她留下的银元给每位亲戚都分了几块(具体多少，我忘了)，但他们固执地认为曾祖母还遗留有金器，母亲开始还委屈地辩解，后来可能知道多说也无用，也就选择了沉默。现在我的兜里还装着几块曾祖母的遗物一一民国八年的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有时掏出来看一看，那个面色阴沉、不苟言笑的小老太太似手就在眼前，如她的花椒树般的带刺地沉默，若有若无的气息，转瞬即逝。她一世所有的喜怒哀乐结成籽，带着一丝微辣和不甘，最终破碎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