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资治通鉴。对于祖宗的历史，很久没有兴趣详细看了，觉得中国两千多年一直行着秦汉制，即中央集权制，循环往复，变化的无非是朝代与皇帝而已，于制度上基本无实质进步。所以，只要基本码清朝代顺序、著名皇帝和大的历史事件即可，无必要细读。细读而得的东西无非是一些故事，与大的历史发展并无影响，还要费很多时间去记，不值。这次看资治通鉴，也就是想浏览一下，看看它的叙史特点，选择性的看看有关历史阶段。没想到一开篇却被书中的纪年法给困住了，于是去查，倒颇长知识，遂记几笔。

中国古代重要史书有两部，《史记》和《资治通鉴》。《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即以人物传记为主线而展开相关历史与事件的记录，这种写法，不需要列出连续的时间轴，对远古不甚清楚的历史就可简化或不予录入，忽略那个时间段。而《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即以时间为轴线展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录，先按朝代顺序，每个朝代再分几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下再顺序描述人物与事件。对于缺少考证的远古历史，列出详细的时间表就比较困难，所以我推测，司马光为了资料的可考性，同时也比较认可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吧，《资治通鉴》开篇并没有真正从中国历史的起点写起，而是由东周战国时期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开始，撇去了之前的历史。这样铺垫一下战国风云，得以尽快进入资料较多且继承秦政并开启后世千年制度的大汉王朝。大概为了回避当世矛盾吧，《资治通鉴》收笔于五代十国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撇掉了他所在的北宋时期。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以周威烈王开始的周纪本的周纪一里，第一个时间段就是“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在周纪二里，第一个时间段是“起昭阳赤奋若，尽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每一个纪本里开篇都以这种形式呈现时间轴线，阅之一头雾水，只觉得无比深奥。一通查询后才知，这是中国古代的木星纪年法，或者说太岁纪年法。

我国古代纪年法有几种，大多与帝王有关，十足体现泱泱皇权大国形象。

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以王公在位年数来纪年。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赵惠文王是东周战国的赵国国君。王公，且无年号，多半用于记录大一统的汉以前的多国时期。

年号纪年法。汉以后，大一统中国形成，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比如，宋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开首便写，"庆历四年春”，即指宋仁宗时期庆历年第四年。问题是，并不是每个皇帝到死就一个年号，武则天老公唐高宗时，在位30多年，用了14个年号，到晚年几乎每2年就换一个，如此纪年实在凌乱。

与皇权关系不大，比较独立的是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据说出自黄帝时代，萌芽于西汉，始行于王莽，通行于东汉后期，至今仍是农历里的纪年法。即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按照顺序组合起来纪年。如甲子、乙丑等，经过六十年又回到甲子。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每60年便重复纪年，从历史长河看也容易混乱，于是常会与年号纪年兼用，比如“乾隆丁亥冬”，“顺治二年乙酉四月”等表达，最终又扯上了皇权。

还有生肖纪年，它是我国民间推行的一种与干支密切相关的纪年方法，用十二肖兽名称作为年名和地支对应。例如，子鼠、丑牛、寅虎。这个现在比较通行，不再赘述。

最后要特别讲讲与天文有关的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战国时期曾用过岁星纪年。岁星就是木星，由西向东运行，绕太阳一周用11.86年。古人发现大约12年后木星又出现在星空同一位置，于是把一周天分成12等分，每一等分叫一星次，代表一年并给他们起上名字叫，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木星每年行一个星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纪年。像岁在星纪，岁在析木、岁在大梁等。

因为木星运行轨道由西向东，与日常12辰方向相反，为解决这个矛盾，古天文占星家设想出一个假岁星叫太岁，给它又起了十二个名字，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恰、涒摊、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让它和真岁星背道而驰，和12辰方向一致，这就是太岁纪年法。12辰也对应12地支，相当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太岁又叫岁阴，就必然还有岁阳了。为了让太岁纪年法能和干支纪年一样阴阳相配，所以西汉人又创造出了十个岁阳名称，和十天干一一对应，分别是：阏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强圉（丁）、著雍（戊）、屠维（己）、上章（庚）、重光（辛）、玄黓（壬）、昭阳（癸）。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列的时间轴，“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就是指戊子年和壬戌年。“起昭阳赤奋若，尽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 ，为癸亥年和庚戍年，余类推。

由于木星一个星次11.8年只是略等于12年，许多年后误差累积就比较大，所以岁星和太岁纪年法在西汉时就基本被淘汰了。但是，宋代的司马光还用它在书中纪年，所以有人说太岁纪年法或木星纪年法，绝对是文人们喜欢用来装逼的利器，似乎也有些道理，换言之，司马光也在装逼。

了解了古代的纪年法后，觉得最大的短板就是，都是一种相对纪年，缺少连续的时间轴概念。当朝当代的人，或其后60年以内的人，尚能搞清前后时间关系，再远，就得查帝王年谱顺序及执政年数，做算术题，才能理清时间关系。比如前面提到的庆历四年为宋仁宗时期，其执政42年，共有9个年号，庆历是第六个年号，时间为1041-1048年，四年就是1044年。想那古人，没有直观的完整的时间轴概念，没有我们现在的朝代、皇帝与公元的参证关系，靠史书一朝一朝、一帝一帝地累加才能搞清准确时间关系，真是憋屈。不过相信也没人去这么做，大概知道个相对前后的关系就行了。倒是我们现代人，因为用了公元纪年法，有了一个时间长轴的概念，才会去为古人困惑吧，比如我。

相对于中国，世界其他国家的纪年方法倒都是以某一时间为起点的绝对纪年。举几个主要例子：

古代希腊曾使用希腊纪年，以公元前5598年为纪元，它来自所谓的世界创始的神话。

古罗马兴起之后，占有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通行罗马纪年，以创建罗马城的公元前753年为纪元。

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地区创立了伊斯兰教。后来建立起阿拉伯大帝国。他们采用的伊斯兰纪年，就以穆罕默德被敌迫害不得不出走麦地那（史称伟大的迁徙）的公元622年为纪元。

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法，原称基督纪年。基督教兴起并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之后，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罗马天主教修道院院长狄奥尼修斯·埃克西久斯提出以基督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据他推算耶稣在当时的罗马532年前诞生，因此下一年就定为基督诞生后533年，那一年就是公元1年。

绝对纪年法的好处就是一把尺子量历史。全世界通行一个或换算至一个主要纪年法—公元纪年法后，后人了解前人的社会发展、主要事件、主要人物，都有一个清晰的时间概念，可以对历史同期各国的发展状况进行横向比较，也便于今人安排当前和未来的计划，各国可以在一个时间坐标下统筹相互之间的联系。

所以，今天，各国即使还保留着自己的纪年法，但在世界范围内都必定遵循公元纪年法。

了解了我们的古代纪年法，也是了解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读古人写的史书，必须懂得这些纪年法，包括貌似深奥的木星纪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