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我只把死亡作為生命的終結，從普遍的意義上去看待它時，我是持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的。在整體、抽象的角度，我不在乎死亡，但死亡具體的細節，卻讓我苦惱。一個僕人的眼淚、一件要送人的再也用不著的衣服、一隻熟悉的手的觸摸、一句普通的安慰話，都讓我難受，甚至流淚。
斯多葛主義者認為，我們應該把親朋視為陶罐，他們的死，就像罐子破了碎了，不必太過悲傷，蒙田卻說，直面傷心事的時候，任憑我們心裏如何有準備，也是永遠不夠的：
卋上不存在這樣高超的智慧，能單憑理智便完全透徹、生動地理解悲傷的原因，甚至置身悲傷的現場，也無能讓這理解進一步加深，當眼睛和耳朵也參與其中……
他回憶當初護送他的朋友格拉蒙先生的遺體，離開被圍的費爾城時，每經過一個地方，看到他們的人“都會流淚、哀哭，僅僅是我們一行人的莊嚴肅穆便讓他們如此感動，因為他們甚至連死者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們盡可以努力剋制，試圖擺脫自己的情感，卻永遠無法完全擺脫他人對我們的影響：“一個僕人的眼淚……一隻熟悉的手的觸摸”，都會讓我們迴歸自身，重新與生命捆綁在一起。
他厭惡口是心非，更願意直抒胸臆：“坦誠的話語，如同愛情和佳釀，會引導對方也說出心裏話。”在《論發怒》一文中，她說在進行劍拔弩張的談判時，他會採用這樣的一種辦法：請對手允許他把自己的怒火發洩出來，他也允許對手發火——只有憤怒郁積、無路宣洩時，纔會釀成風暴；“這是一個很有用的策略，”他補充說，“但不容易做到。”……“因為其他人武器都受控於我們，憤怒卻會讓我們受控於它；不是我們的手指揮它，而是它指揮我們自己手；不是它聽命於我們，而且我們聽命於它。”
另一方面，溫和隱忍、逆來順受的作風，同樣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蒙田很欣賞蘇格拉底在軍隊潰敗、脫離戰場時的鎮定：“他的目光沉著堅定……看著戰友和敵人，然後前者得到激勵，讓後者明白，想要他的命一定會付出血的代價。”
（二）
蒙田似乎在許多方面都是典型的人文主義者，不過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古人的興趣超出了故紙的範疇，產生了一種親見面晤的願望。他說更想見到“書房和臥室裏的”布魯托斯，而不是在“廣場上和元老院裏”；他想象自己坐在亞曆山大身邊，看著他飲酒、講話，“擺弄他的棋子”；他注意到古人更具身體意識：羅罵人碰到大人物，會去吻對方的手，如果是朋友相見，則和他這個時代的威尼斯人一樣，會互吻面頰；希波馬庫斯（Hippomachus）說，他憑一個人的步態，就能看出對方是不是個摔跤好手；愷撒撓頭的時候，表明他在沉思；亞曆山大的頭，則略有些做作地歪向一邊；西塞羅愛皺鼻子，這表明他喜歡冷嘲熱諷；而君士坦提烏斯皇帝（Emperor Constantius），更不負他名字中的堅韌之意：
在公共場合，總是目視前方，腦袋絕不會轉動一下……身體巍然不動，連行駛嗯馬車都別想讓他晃動分毫；在公眾面前，甚至連吐口痰，擤鼻子，或者擦擦臉都不敢。
以上例子出現在《論自以為是》一文中，蒙田用這些例子說明，當我們自以為心中所想無人能知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已經把秘密說了出來。
（三）
蒙田談到知識，不是純粹抽象的說理，而彷彿是一場相遇。他說自己腦子慢，有點笨，“但一旦學會了什麼東西……就會牢牢將其抱在懷裏”，還說要“掌握真理的身形、五官、風度和面孔”；他說重遊故地，或重讀一本書，“都像面對一張熟悉而又新鮮的笑臉”。而蘇格拉底，在蒙田的引文中，更把自己比作他人知識的助產婦：
打開智慧的產門，潤滑產道，幫助嬰兒順利出生，評價嬰兒的健康，施洗、哺育，使之強壯，給嬰兒裹上襁褓，並施以割禮；就這樣，蘇格拉底施展、運用自己的才能，福禍卻由別人來承當。
希臘哲學家芝諾則用不同的手勢，來譬喻心靈的各種功能環節，思攷的過程，便這樣落實到了兩隻手上：
手掌伸開，意味著看到表象；手指微曲，虛握成拳，表示對表象的認同；拳頭緊握，表示理解；再用另一隻手緊抓住已經握緊的拳頭，則表示獲得了知識。
最優秀的心靈，蒙田說，“總是邃遠、開通，隨時準備擁抱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