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布洛克 ，当代大师级悬疑代名词，“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被称为“纽约犯罪风景的行吟诗人”。

    布洛克以冷硬、醉人、有风格的笔调，塑造了游荡在纽约街头的酒鬼侦探马修.斯卡德。以马修为主角的《八百万种死法》出版后，受到世界读者的一致热爱，侦探马修迅速成为“繁华都市中的孤独者”的代名词。

    初次接触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认识马修.斯卡德，便已在巅峰。

“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万人，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中死法。”

“我叫马特，我无话可说。”

    “这座城市有八百万人，八百万种孤独，总有一个人愿意倾听你的孤独。”

    马修.斯卡德，一个繁华都市里的反叛者。

罪恶都市的八百万种死法

    1982年的纽约，恰逢美国遭遇世界第三次经济危机，物价上涨，全国失业率高达10.8%，普通人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而纽约城此时有八百万人，有八百万人，那就有八百万个故事，当然也有不知何时就会降临的八百万种死法。

    马修.斯卡德喜欢看报纸，报纸上有各种奇怪的报道能引起他的共鸣：

    布朗克斯有两个小子把一个年轻女人推到D线列车前。她在轨道上躺平，六节车厢从她身上经过，司机这才刹住列车，但她没有受伤，死里逃生。
    西街靠近哈德逊河的码头区，一名妓女遭到谋杀。报道说是被刺死的。
    科罗纳房管局的一名警察依然生命垂危。两天前我读到两个男人用长铁管袭击他，抢走他的佩枪。他有个妻子和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源自《每日新闻报》晨间版018

    我下车，关上车门。他等到车流中出现一个空当，在马路上掉头，到第八大道路口转弯，驶向上城区。当街掉头不合规矩，左拐上第八大道时闯了红灯，但我不觉得他会往心里去。我记不得上次在纽约市见到任何人因为交通违章而吃罚单是什么时候了。有时候你会看见红灯都跳了还有五辆车闯过去，如今连公共汽车也会这么干。049

    他拐弯后我掏出笔记本，做了一条记录。马路对面，波莉笼子旁边，一男一女在大声争吵。“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男人?”她怒喝。他扇她耳光。她骂他，他又扇她耳光。
    也许他会打得她失去意识。也许一周七天里，有五天晚上他们都要玩这个游戏、你去劝这种架，他们多半会一起冲着你来。我刚当警察那会儿，我的第一个搭档会想方设法避免干涉家庭争端。有次他按倒一个喝醉酒的丈夫，妻子却从背后袭击他。丈夫打掉她四颗牙，她却为了保护他而挺身而出，操起酒瓶将其敲碎在救援者的脑袋上。我的搭档缝了十五针，确诊脑震荡，他用食指摸着伤疤，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你看不见伤疤，因为被他的头发遮住了，但他的手指就按在那个位置上。
    “要我说，让他们自相残杀好了，”他这么对我说，“就算打电话报警的是她本人也一样，她还是会对你动手。就他妈让他们自相残杀好了。”
    马路对面，女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男人的巴掌变成拳头，给了她肚子狠狠一下。她喊出声来，听上去真的很疼。我合上笔记本，走进旅馆。050

    一个老头在街上捡到一台电视机。他说大家都疯了，居然把好端端的东西扔掉。他很擅长修理东西，刚好他朋友老太太家的电视坏了，他把电视搬到朋友家，插上插头，打开开关，结果电视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爆炸时老太太就站在电视前，当场丧生。警方判断有人在电视里装了炸弹送给仇家。总之，对方疑心病够重，直接把那台电视扔进垃圾箱，结果阴差阳错炸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源自“丹尼男孩”情报033

    我边吃早饭边看报纸。科罗纳的房管局警察依然情况危急，但医生说他应该能活下来。他们说他身上某些部位有可能瘫痪，或许是永久性的，然而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中央车站里，有人抢劫把全副身家拎在购物袋里的流浪妇人，抢走了她三个购物袋中的两个。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德，一对父子在躲避追杀，他们有贩卖淫秽物品的案底，报纸称他们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两人跳下一辆轿车，跑进他们见到的第一幢房屋里。追杀者用多把手枪和一把霰弹枪对他们开火。父亲负伤，儿子身亡；那幢屋子的住户刚搬进去，年轻的妻子及母亲正在门厅壁橱里挂衣服，霰弹枪射出的大量弹丸打穿门板，轰掉了她的半个脑袋。054

    我吃早餐，读《每日新闻报》。一名专栏作家访问了格雷夫森德不幸被霰弹枪击中的那位女士的丈夫。他们刚搬进那幢屋子，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新家，是他们在体面社区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结果两名歹徒在逃命时慌不择路，偏偏选中了这幢屋子。“就好像上帝随手一指，挑中了克莱尔·莱泽切克。”专栏作家写道。
              ——源自《每日新闻报》065

    在《地铁简讯》的版面里，我得知包厘街的两个流浪汉在阿斯托广场站的垃圾箱里发现一件衬衫，为此大打出手。其中一人用一把八英寸长的弹簧刀捅死了另一人。死者现年五十二，凶手三十三。要不是事情发生在地铁里，我猜这起案件都不会有机会上报纸。假如他们在包厘街的廉价旅馆里自相残杀，那就根本不是新闻。
                ——源自《地铁简讯》066

    第二天早晨我去买了《新闻报》。一桩新的暴行把金·达吉南赶下了头版。华盛顿高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师，他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驻院医生，在河畔公路的一场抢劫中遭到射杀。他根本没有反抗，但凶手开枪打死了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受害者的遗孀将在二月初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应召女郎砍杀案掉到了里面的版面上。报道的内容昨晚我都听德金说过。
                  ——源自《新闻报》080

    离家还有半程的时候，我拐进一家熟食店，要了浓汤、三明治和咖啡。《邮报》上有一篇离奇的报道。皇后区的两个邻居争吵了几个月，因为其中一个人养的狗在他出门后就叫个不停。前一天晚上，狗主人出来遛狗，狗在邻居家门口的树底下拉屎。邻居碰巧看见了，从楼上窗口用弓箭射那条狗。狗主人跑回家，拿着一把瓦尔特P38手枪出来，那是他参加二战的纪念品。邻居也拿着弓箭跑出来，狗主人开枪打死了他。邻居八十二岁，狗主人六十二岁，两个人在小颈区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邻居。文章里没说狗几岁，但报纸上有它的照片，一位制服警官牵着狗绳，它使劲挣扎。
                      ——源自《邮报》125

    “想听个故事吗?两三个星期前，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她和丈夫住在布鲁克林，米德伍德区。熟悉那地方吗?”
    “以前挺熟。”
    “嗯，现在大概比你那会儿好些了。算不上太差劲。我是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化粪池，相比之下它不算特别差劲。她打电话说什么呢?他们回到家，发现遭窃了。有人闯空门，偷走了便携式电视机、打字机和几件珠宝。她打给我，想知道该怎么报案，该打电话给谁，等等。我首先问她有没有上保险。没有，她说，他们不认为家里的东西值得上保险。我说那就算了吧。别去报案了，我说，报案只是浪费时间。
    “于是她问要是她不报案，警察该怎么抓坏蛋呢?于是我向她解释，如今已经没人有时间去调查盗窃案了。你填个表格，报告归档，但没人会跑来跑去查是谁干的。抓住正在行窃的盗贼是一码事，但调查盗窃案的优先级非常低，没人有时间查这种案子。她说行吧，她能理解，但万一警察找到了贼赃呢?要是她没报告过盗窃案，那些东西该怎么还给她?于是我就不得不向她解释这个司法体系到底有多操蛋了。我们有满满几仓库缴获的贼赃，我们有塞满了受害者报告的无数案卷，都是什么人有什么东西被窃贼偷走了，但我们就是没法把东西还给失主。我没完没了地解释，我就不重复一遍让你心烦了，但我觉得她到最后也并不相信我。因为你实在不愿意相信情况有这么糟糕。”
                  ——源自乔.德金警探129

    他说：“警察当得好不好，有一半在于会不会估算成功概率。只查有机会破案的案子，剩下的就随便在风里飘吧。你知道这座城市的凶杀案发生率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了。
    “那还用你说?一年比一年高。各种案件的发生率都一年比一年高，不太严重的案件的统计数字却开始下降，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姐家的盗窃案。你回家路上被堵了，但罪犯只抢走你身上的钱?好，妈的，何苦非要立出一个联邦重案呢?对吧。你还活着就该谢天谢地了。快回家祈祷，感谢上帝的恩典。”
    “但金·达吉南——”
    “去他妈的金·达吉南，”他说，“一个没脑子的小婊子从一千五百英里外赶来卖身，把钱交给一个黑鬼皮条客，她被开膛破肚又有谁在乎呢?我是说，她为什么不能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好好待着?”
    “威斯康星。”
    “我想说威斯康星来着，但他们大多数来自明尼苏达。”
    “我知道。”
    “凶杀案以前一年一千起左右。全城五大区，一天三起。这数字看上去很高对吧?”
    “够高了。”
    “现在差不多翻了个倍。”他凑近我，“但是，马特，这都算不上什么。大部分凶杀案是夫妻不和，或者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打死另一个，第二天自己都不记得有这回事。这种案子的发生率从不改变，现在和以前一样多。改变了的是陌生人凶杀案，凶手和受害者彼此互不相识。这种案子的发生率能告诉你住在一个地方安不安全。要是只看陌生人凶杀案，把其他案件都扔掉，用陌生人凶杀案的数字画图，你会发现那条线像火箭似的往上蹿。”
    “皇后区昨天有个家伙拿出弓箭，”我说，“然后他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打死了他。
    “我看见报道了，这件事和一条狗找错了草坪拉屎有关系?”
    “差不多吧。”
    “嗯，这个案子没法上统计图。那两个人互相认识。”
    “对。”
    “但道理是一样的。人们互相残杀，他们甚至不会停下来思考一下，而是冲出去抬手就干。你离开警队多久了?几年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如今的情况比你那会儿糟糕多了。”
    “我相信。”
    “我说真的。门外就是原始丛林，动物都带着武器。是个人就有枪。你知道街上有多少人随身带枪走来走去吗?普普通通的好市民，忽然觉得他有必要搞把枪保护自己，于是他去搞了一把，然后天晓得哪天他就会打死自己，或者他老婆，或者隔壁邻居。”
    “拿弓箭的邻居。”
    “随便什么人。但谁会叫他别去买枪呢?”他拍拍肚子，警用左轮别在他的裤腰上，“我必须随身带枪，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不带枪我就根本不会上街，我会觉得自己没穿衣服。”
    “我以前也这么想，你这是习惯成自然了。”
    “你不带家伙?”
    “不带。”
    “不觉得少点什么?”
    我去吧台又要了两杯饮料，他还是伏特加，我还是姜汁汽水。我拿着饮料回到桌边坐下，德金一口气喝完他那杯，轮胎跑气似的喟然长叹。他拢起双手点烟，深吸一口，使劲吐出来，像是急于摆脱那口毒气。
    “这个狗娘养的城市。”他说。
    没希望了，他说，他继续讲述它到底有多么没希望。他列举整个刑事犯罪司法体系的变化，从警察到法院到监狱，解释为什么没一个正常运转，而每一个都每况愈下。首先你没法逮捕罪犯，然后你没法给他定罪，最后你没法把这个浑球关进牢里。
    “监狱里塞满了人，”他说，“因此法官不肯判处长期监禁，假释委员会每天都放人出去。地检署用减刑让犯人认罪，好好的案子被轻判得不痛不痒，因为开庭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而法院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的人身权利，你必须拿出那家伙犯罪时的照片才能判他有罪，然后判决又被撤销，因为你未经许可拍摄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警察越来越少。警队现在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个警察!”
    “我知道。”
    “人渣多了一倍，警察少了三分之一，走在街上越来越不安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市政府破产了，没钱雇警察，没钱保障地铁畅通，干什么都没钱。整个国家像漏水似的漏钱，钱都流向了他妈的沙特阿拉伯。那些狗娘养的把骆驼换成了凯迪拉克，我们整个国家掉进他妈的屎坑。”             
                    ——源自乔.德金警探137

    寂静越拖越长，然后他说：“如今他们在地铁里抽烟，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以前可没有。一个人也许会用消防斧砍死他爹妈，但绝对不敢在地铁车厢里点烟。如今你会看见中产阶级的人点起香烟，喷云吐雾。就在最近这几个月。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人在PATH地铁上抽烟，一名PATH乘警请他灭掉，那家伙掏出手枪，当场打死警察。记得吗?”
    “记得。”
    “然后就开始了。你读到这篇报道，无论你是谁，是警察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急着叫过道对面的那家伙别他妈抽烟了。于是几个人点烟抽，没人阻止，跟着学的人越来越多，入室盗窃这种大案报警都是浪费时间了，谁他妈还在乎在地铁车厢里抽烟的人呢?你不执行法律，人们就不会再尊重它。”他皱眉道，“但你想想那位PATH乘警。你喜欢他那种死法吗?你叫一个人别抽烟，结果砰的一声，你死了。”
                    ——源自乔.德金警探145

    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沃特希普荒原》?”我没读过。“书里有个人兔子定居点，大致算是个半驯养的定居点。食物供应充足，因为人类会给兔子送食物。那儿算是个兔子的天堂，但人类这么做是为了设陷阱抓兔子，时不时地做一顿兔子大餐。活下来的兔子从不提陷阱，从不提那些被杀的同胞。它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假装陷阱并不存在，死去的同胞也从没存在过。”她说话时本来，望向一旁，此刻却直视我的眼睛，“你知道吗?我觉得纽约人就像那些兔子。我们为了这座城市能提供的东西住在这儿——文化、工作机会，等等。但每当这座城市杀死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我们就会转开视线。哦，我们读到消息，我们讨论一两天，但然后我们就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否则我们就必须为此做些什么，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或者我们就必须搬走，但我们不想搬走。我们就像那些兔子，对不对?
              ——源自金邻居矮小妇人191

    休息时间，我去找吉姆聊天。也许刚才的见证触动了我，也许金的横死包围着我，总之我开始谈论天底下的那些暴力、那些犯罪、那些杀戮。“它们在影响我，”我说，“我拿起报纸，读到的尽是各种各样该死的烂事，这对我造成了影响。”

    “你知道那个小品段子吗?‘医生啊，每次我这么做就疼得厉害。’‘那就别这么做！’

    “所以?”
    “所以你也许应该放弃看报纸的习惯。”我白了他一眼。“我说真的，”他说，“那些报道也让我烦恼。世界局势的报道，也一样，好消息绝对不会上报纸。但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也可能是其他人告诉我的，总之我想明白了，没有任何法律说我必须读那些狗屁东西。
    “就当不存在。
    “有什么不好?
    “这是鸵鸟策略，对吧?眼不见心不烦?
    “也许吧，但我觉得不太一样。要我说，既然我拿那些事情毫无办法，也就不必用它们逼疯我自己了。”
    “但我就是做不到无视那种事。”
    “为什么不行?”
    我想到唐娜：“也许我和人类息息相关。
    “我也是，”他说，“我来这儿，我听故事，我讲故事。我滴酒不沾。我就是这么和全人类息息相关的。
    我又喝了些咖啡，吃了两块曲奇饼。在讨论环节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对发言者说他们多么赞赏他的坦诚。
    我心想，天哪，我从没做过这种事。我的视线飘向墙壁。戒酒会的墙上挂满标语，都是“简单之道才易行”之类的格言警句，有一条标语像磁铁似的吸引住我的视线，上面写着“若非上帝恩典”。
    我心想，不，去他妈的。我喝断片儿了也不会变成杀人狂，别跟我说什么上帝恩典。
    轮到我发言了，我无话可说。204

    这个车站是个地区性的小站，月台上空荡荡的。售票员坐在上锁的防弹岗亭里，我不知道她在里面感觉安不安全。纽约出租车有厚实的树脂玻璃隔板保护驾驶员，但我拦下的司机无论有没有隔板都不肯去上城区。
    不久前，一名售票员在一个这种岗亭里心脏病突发。急救人员无法进入上锁的岗亭，给他做心肺复苏，可怜的倒霉蛋就死在了里面。然而话说回来，我猜它们保护的人还是比杀死的多。
    当然了，它们没能保护A线宽水道站的那两个女人。一位售票员举报了几个跳闸门的年轻人，年轻人对她怀恨在心，于是用汽油灌满灭火器，把汽油喷进岗亭，然后点了根火柴。整个岗亭顿时爆炸，两个女人被烧成灰烬。又多了一种死法。
    一年前的报纸登过这条消息。当然了，没有规定说我必须读报。209

    头条消息是个宝库。皇后区的一家人，父亲、母亲、不到五岁的两个孩子，开着亮闪闪的新梅赛德斯轿车出去兜风。有人在他们旁边停车，往车里打空了两把霰弹枪的弹仓，一家四口悉数，毙命。警察搜索了他们在牙买加庄园的公寓，查获大量现金和一批未稀释分装的可卡因。警方推测称血案与毒品有关。
    真他妈不是开玩笑。228

    回曼哈顿的地铁糟糕得没法更糟糕了，车厢内部毁坏得面目全非。我坐在角落里，竭力抵抗阵阵袭来的绝望。我的人生就像一块浮冰，在大海上四分五裂，各块碎片漂向不同的方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新弥合，无论是在这个案子里还是在案子外。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逻辑、毫无希望。
    没人会给我买祖母绿，没人会和我生小孩，没人会拯救我的生命。
    美好的时光都已过去。
    八百万种死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适合一个人自我了断。无论地铁有什么不好，只要你把自己扔到车头底下，它们依然能完成任务。这座城市有的是大桥和高处的窗口，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里能买到剃刀、晾衣绳和药片。
    我的衣柜抽屉里有一把点三二；旅馆房间的窗户离人行道很远，保证能摔死我。但我从没尝试过这种行为，不知为何我一向知道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可能太害怕，可能太顽固，也可能我的绝望根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深入灵魂。总有些事情能让我坚持下去。
    当然了，要是我喝酒，那就很难说了。一次戒酒会活动上，我听一个男人讲述他喝断片儿后如何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清醒过来。他已经翻过栏杆，一只脚伸到虚空中，这时忽然恢复神智。他收回那只脚，重新翻过栏杆，然后落荒而逃。
    假如他再过一秒钟才醒过来，双脚都已经悬空。274

    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开始看另一篇报道，说一名年轻士兵休假回家，在布朗克斯的一片空地上和一伙人打棒球。一把枪不小心滑出一名观众的口袋，掉在地上走火，流弹打中年轻士兵，他当场身亡。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坐在那儿边看边摇头。
    又是一种死法。我的天，死法还真有八百万种，你说对不对?
                      ——源自《邮报》316

    布洛克在小说里总是插入各种报道，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凶杀案，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真实案件。劳伦斯·布洛克将它们一一记录在侦探小说之中。这让我不禁想到，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哥谭市吗？

    纽约，有八百万人口，有八百万个故事，有八百万种死法，身在底层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被人轻贱，无人理解。

    幸好，总还有一个人在意我们的一切。

    “我叫马特，我无话可说。”

单枪匹马的自我救赎

    马修.斯卡德原来是一名警察，因为一颗流弹打死了一位小女孩，离开了警队，做起了无证经营的私家侦探事业，“只接受那些找不出借口推掉的工作，只给朋友帮你”。一位美丽女人之死，一连串无人关心的谋杀，心里所怀的愧疚，让他决心查出真相。

    而他的探案之旅，也就是他的戒酒之旅，也是自我的宽恕之旅。

    几年前他对我说，他希望这个世界有个变光开关，能让你把整个环境的光度调低一两档。记得我当时心想，威士忌就有这个作用。它能调暗光线，压低音量，磨圆棱角。037

    他参加了戒酒会，人们在会上互相鼓励和坚持戒酒，每次到马修发言时，他会说——“我叫马特，我无话可说。”

    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围绕着喝酒与戒酒，他也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去拿酒精去麻痹自己，去逃避现实，用不清醒的状态面对纽约城里的八百万种死亡。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昨夜被杀了。她雇我避免被杀，我信誓旦旦地说她安全了，而她也相信了我。杀死她的凶手欺骗我，而我相信了他，现在她死了，我对此束手无策。这件事从内心蚕食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个路口都有酒吧，每个街区都有酒铺子，喝酒不会让她起死回生，但我保持清醒也同样不会让她复活，你说我他妈为什么非得碰上这种事?为什么?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们这些人在这种该死的活动室里坐成一圈，没完没了地说着些相同的屁话，与此同时那些禽兽在外面自相残杀。我们说别喝酒，去参加聚会，我们说重点在于你是清醒的，我们说做起来很简单，我们说一次戒一天别着急，我们像被洗脑的僵尸似的喃喃自语，而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需要帮助。
    轮到我了，我说：“我叫马特。谢谢你的见证，我非常喜欢，今晚我就听你们说吧。”

    在人声鼎沸、灯红酒绿背后，是昏暗的街巷与酒馆，是繁华背后每个人巨大的孤独，以及无人关心的遍地死亡。

    这座赤裸都市，人们孤独成瘾，独自沉沦，然后在不知什么时候，死于八百万种死法之一，迅速被替代，被遗忘。

    即使这个城市真的有八百万种死法，他也依然会选择继续真实而坚强地生活，因为“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然后轮到我了。
    “我叫马特。”我说，然后停下，重新开始。
    “我叫马特，”我说，“我酒精成瘾。
    然后全世界最他妈要命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哭泣。

    每个人都在活着，很幸运地活着，可要怎么样才能面对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也许根本不存在捷径，有些事情也许你必须咬牙熬过去。”

    酒精不会成为解药，爱才会。

    每个人都要被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