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曾听本家的一位老人说过这样一件事：老奶奶年青时有一次在外边干完活回家在家门口遇上个邻居，说话说得投机不免多说了几句，转身再想进家门时不料院门被闩住了（想必是我老爷爷嫌她干完活后不马上回家收拾家务却在街上扯闲篇，一气之下就悄悄地把门闩上不让她进来了）。她见推不开门就轻轻拍门并喊人开门，过了一会儿却没人应声，就只好在门口悄然垂手恭立。

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大老奶奶在外边串门回来了，她走到门前轻轻唤了一声“老汉子快拿开门”，门应声而开，老奶奶就像个小丫环似地紧跟在大老奶奶身后敏捷地闪进了家门。（这让我不由地联想到了一种常见的场景，却不忍去说）。

老奶奶和爷爷的之间的情感因为有大老奶奶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起来：爷爷觉得他的亲娘还远不如他的嫡母（他喊娘娘）对他亲，亲娘虽然生了他却什么都不舍得给他还老是让他干这干那，而娘娘却很大方有好东西都留给他还很心疼他不让他干活。老奶奶也觉得她虽然生下了爷爷，但爷爷却成了别人的儿子，甚至是高她一等的小主人少东家。这就是从前一个妇女身为妾室的悲哀！

老奶奶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却依然受尽了别人（丈夫，正房，外人，甚自己亲生的儿子）的白眼，她心里的苦根本无法排解，无从倾诉(连自己亲生的骨肉都不理解她)，也不敢对外人言语(非但毫无用处还会引火烧身)。

她终生都是十分勤劳的，进朱家大门之前受的苦且不说，进朱家之后名为妾实为婢同样也是历尽艰辛。嫁给老爷爷时她不过25岁，而当时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都已年过四十，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时四十多岁的人就已然老迈了，据爷爷说他刚记事时我老爷爷不过才四十五六岁却已然老态龙钟脚步蹒跚了，大老奶奶年岁更长又是小脚更是不堪劳作。更何身为主父主母他们也不愿躬耕稼穑，因而平日的农活都落在老奶奶一个弱女子身上(农忙时是要临时雇人帮工的，但家里没有长工)，她要拖着一双小脚像男人一样在田间地头不断穿梭耕种收获，因为老爷爷要带爷爷在家打理杂货铺(裕兴和号)的生意，还要不时挑了货郎担子赶集上店。当然后来家境没落(前期已经让老爷爷挥霍得差不多光剩皮壳架子了)无奈之下爷爷也早早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后来常说“我8岁就扶犁耕种，十三四就背着全套犁耙家什牵着牲口上坡下地”。以当时的家境家里起码有十亩八亩的地，能下地干活的除了爷爷这个半大孩子，就只有老奶奶和我二姑奶奶(长爷爷七八岁)小姑奶奶(和爷爷孪生)，我二爷爷我我爷爷小10岁就更不用提了。

插上几句说一下我老爷爷这个特殊家庭子女的情况：他与原配马氏(我大老奶奶)育有一女(我大姑奶奶)一子(我大爷爷，少亡无嗣)；他的妾室王氏(我老奶奶)嫁入时带来原在杜家所育一女(我二姑奶奶)，后来又为他生下一对孪生儿女(我爷爷和我小姑奶奶)，最后又生下一子(我二爷爷)。这名义上的三子三女(其中包括一个继女)之间关系可谓复杂：前两个是原配所生(俗称“前窝”)，后三个是妾室所生(俗称“后窝”)，中间还有个带来的(俗称“拖油瓶”)，他们之间有的同父异母，有的同母异父，也有的毫无血缘关系，却又有孪生姐弟。年龄则相差达36岁，我大姑奶奶和我老奶奶同岁且生日更靠前，小时候见大姑奶奶来走娘家和老奶奶同住见她满头白发比我老奶奶更显苍老。

其中老奶奶为老爷爷生下的三个子女都各自仅育有一子：我小姑奶奶有一子五女，我爷爷一子四女，我二爷爷一子六女。从前的人们都信奉多子多福都祈求人丁兴旺，同族老太太们因为公事(生死嫁娶)聚到一起赴宴坐席时总要互相攀比扒问有多少儿孙，每逢这样的场合老奶奶都会连声哀叹“俺那命苦啊，没点福啊，拉巴些儿女也都些独根子草啊！”

在日常务农之余，稍有闲暇老奶奶就带着儿女(后来是孙儿女)顶着烈日暴晒到村西的山上翻山越岭采挖草药回家晾晒好后步行二十几里山路去沂水城卖掉换回一星半点钱贴补家用，天长日久长此以往漫说她的小脚就连脚上的鞋袜(自己缝的白棉布袜子，自己做的尖头千层底鞋)都受不了，她的鞋袜总是早早就磨破了底撑裂了帮子而且总是沾满泥土被草叶露水染得迷失了原本的颜色。成年累月的劳碌使她的身躯都变了形，她的背部正中有个像大馒头似的肉丘。现在偶尔与发小们谈及老奶奶，说起别的特征他们都了无印象，但是一说起背上的大疙瘩他们就都一下子想了起来。

刚“单干”(官称“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头几年家里秧地瓜(栽植红薯)特别多，收地瓜晒瓜干(我们叫地瓜皮子，当时收获地瓜主要靠晒制成瓜干以方便储存，用作食品饲料或酿酒)很费工夫：先薅秧子，然后刨地瓜打堆，(有些还要用手推车运到别的地去)再切成薄片，在地上撒开摆开，晒干，最后再拾起来收回家去。这其中撒开摆开晾晒的过程，我们那儿叫摆地瓜皮子晒地瓜皮子。收地瓜晒瓜干的时候最怕下雨，为了与老天抢时间就得全家总动员。我弟弟是1982年年初出生，当年家里秧地瓜特别多，偏巧秋收时又多雨，害得全家人疲于劳作，连八九月大的弟弟都要成天跟大人下地，在地里爬来爬去，大人根本顾不上照看他。年逾古稀的老奶奶也要下地干活，那时候她的腿脚就不太好了，只好坐在推车上由父亲推到地里干活，她主要干摆晒地瓜皮子或拾地瓜皮子这两类活。摆地瓜皮子时她就拄根木棍站在撒开的鲜地瓜皮子中，用手(稍远点的就用拄着的木棍)把压成摞的地瓜皮子拨开单个均匀地摆开，时间稍长站累了就蹲着跪着甚至趴着摆布。等地瓜皮子晒干后拾地瓜皮子时，连才六七岁的我都要参与收获，我总是指着瓜干中散布的一个个近似圆形的小坑对父母说“我一看就知道这片地瓜皮子是俺老奶奶摆的”，因为那些坑坑窝窝都是老奶奶的小脚脚后跟踩出来的或膝盖跪出来的。拾地瓜皮子时老人家也是时而蹲时而跪时而匍匐地面，有时不免就压碎了干透的地瓜皮子，可是她又拾得特别仔细连指甲盖大小的小皮皮边角碎渣都不肯放过。就是这样年年月月勤勤恳恳，我的老奶奶几乎一直操劳到临终，可以说是辛苦了一辈子！

老奶奶不但勤劳更是十分节俭，甚至节俭到了儿女后人都嫌她吝啬的地步。那次和东北二爷爷家我大姑通电话说到老奶奶，她诉说了八十年代初她和老奶奶相伴生活的场景(当时二爷爷举家闯关东，单独留她在老家上初中)。她说当年因为家中没有水井要用瓦罐从上百米外的井中汲水挑回家中使用，她当年幼小纤弱不胜担荷之苦，且又担心提水时不慎被井壁石头碰破瓦罐，最愁最怕取水之苦。因为取水不易，用水也隔外珍惜：冬天结的冰不舍得扔，夏天时间稍长水中易生虫变味老奶奶还是舍不得泼掉。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年我和发小给老奶奶抬去一桶水她是那么高兴，我才明白独居的姥娘在院中压水井不出水时是多么忧愁难堪！

大姑还提到老奶奶日常用品也务求俭省，赶集买器具时常为省钱买略有残缺的，比如去碴的盘碗和裂璺的盆罐。吃饭时也从不浪费一粒粮食，打心底里感恩上天的赏赐，吃饭时总是习惯性地用两腿撑起大襟好接住从口中掉落的饭粒煎饼渣渣，然后又聚拢起来撮在手中再放进口中吃掉。这让我想起她在临终前几年吃煎饼的情形：因为牙齿脱落殆尽，她只好先把煎饼放到砧板上用菜刀切成碎末，然后再抓起来撒到嘴里慢慢用涶液浸湿后靠牙床咀嚼，然后再费力地咽下。当时生活条件已大为改观，但是一惯节俭的习惯却使她以之为常至死不改。

老奶奶的脾气的确不好，怎么说呢?虽不至于暴戾恣睢，但的确算不上宽容慈爱，用俺老家的话说她很kou(此处读二声阳平)，有点蛮不讲理的意思，起码不是那么善解人意。

木本水源各有出处，人的性情也是这样的。我的老奶奶不是生就的kou老嬷嬷，她经历了太多艰辛，承受了太多磨难，也忍耐了太多痛楚。她曾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苦挨了几十年，解放后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后来五六十年代我的老爷爷和大老奶奶相继去世，她才品味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似乎颇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她曾经吞咽下了那么多的辛酸苦辣，心理不可能毫不扭曲，她得倾倒她心中的苦水并发泄心中的怒火。而且当时她又是合族辈份最高的长辈(俗称活老祖)，对族人她免不了要端一下长辈的架子，对子孙更是要摆一下一家之长的谱儿，因而有些时候有些事上她的做法难免不太妥当，人年纪大了往往好多管闲事，操心费力不但不讨好反而惹人厌烦，然而偏偏她又是个比较固执听不进别人的劝说而自己又不善于反思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今天先写到这儿，小睡一会儿上中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