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白酒，几乎有说不完的话题。白酒，以它独具的醇香，弥漫在历史的上空，翻开中国古代诗词，简直酒气扑鼻。
仿佛酒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情感的寄托。也许，酒中的欢娱，酒中的无奈，酒中的豪情，酒中的悲歌，也许只有醉酒的人才能深深体会。
纵观古今，酒与文人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许多的文人骚客，也都好像是从酒缸里泡出来的一样，别有一番境界，或牢骚满腹，或忧国忧民，或逍遥自在，借酒抒臆，借酒遁世，无酒不成诗，不醉不舞文。
翻阅古人的诗卷，酒随处可见，酒经过文人的吹捧，也经久不衰。酒喝得恰到好处，那是境界；酒喝得一塌糊涂，那也是境界。
酒是一种喜庆的文化，也是一种伤感的风俗；是喜剧的宠儿，也是悲剧的主角，但总的来说，悲剧总比喜剧多。
李白一生豪放不羁，以酒为伴，酒诗交融。得意时饮，失意时饮；求仕时饮，隐居时饮；有钱时饮，穷困时饮。简直到了无酒不能食，无酒不能诗的地步。他生于酒，也死于酒，他的醉名似乎不在他的诗名之下。
酒狂刘伶则更是把对酒的热衷推到了极致：天生刘玲，以酒为生，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携一壶酒驾车而行，豪情满怀曰：死便埋我！酒，俨然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他精神与灵魂的麻醉剂。
我想，如果李白是以酒为名，那么刘伶应该算是以酒为命了，刘伶以嗜酒成性、醉生梦死为德，怕天下人是不大赞同的。
苏轼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诗词里时常流溢出酒的味道，也许来自那位好酒的祖父苏序的遗传，最好饮酒，却最不能饮酒，他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量小而趣浓，酒至半酣时，挥洒自如，落笔如神：“老夫聊发少年狂。”那种且醉且舞，狂歌而去的洒脱，今人有几个能学来？更重要的是，他能驾驭自己与酒的关系：迷恋，但从不沉溺。至少，酒不会再给他添祸惹乱。
欧阳修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别人是借酒消愁，而他是借酒取乐。欧阳修的醉，是对自我的一种安慰和满足，是对灵魂的一种鼓励与鞭策，是失意政治的补充和圆满，努力作为，把自己融入山水的同时，也努力融入民众之中，体现了他的宽和仁爱的思想，这就是欧阳修的独特，是他的高明之处。至于他心里究竟想着的是酒，还是山水，还是其它的什么，谁知道呢？
文人能饮酒赋诗的不胜枚举，就连那小女子李易安也不甘示弱，没事也会酌上一杯，“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可见酒的威力非同小可。
酒与政治更是交织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还是刘项为斗法设下的“鸿门宴”；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刘关张的桃源把酒三结义；曹操“煮酒论英雄，”；关云长的温酒斩华雄，哪杯酒不飘荡着刀光剑影？孔融辩酒而伏法，嵇阮醉酒以免祸，何处不是政治？
世人对酒同样是贬多于褒，恨多于爱，因饮酒引起的各种人间悲剧层出不穷，以至于有相当多的人把酒称之为“穿肠毒药”。
酒精给人的麻痹是短暂的，但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中，我们遇到挫折时，偶尔放纵一下自己，用酒精来麻痹一下自己的大脑，也无可厚非。可是，会喝酒的人，对待酒并不是豪放痛饮，而是轻酌细品。只需唇齿间一呷，整个人便慢慢地化入了这清盈的杯中物，与酒融为一体。由量化到质化，也是对酒文化的一种尊重，懂得让酒来成全人，而不是让人去成全酒！
《菜根谭》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醉”的韵味，才是真正令人留连的境界。但真正能恰到好处的把握此番境界的，恐怕也早就成了酒仙、酒圣甚至酒神。而我们常人，往往被人讽刺讥笑为“酒鬼”，贬之又贬。除非你有了李白的才华，敢于自称“酒中仙”。
“仙”与“鬼”虽然都是乌有之物，但“仙”、“鬼”之别，一在天上，一在地府，相差不是一个档次。
话说回来，酒的本身是没有感情的，它只是被人类赋予一种渲泄情绪、寄托思想的一种液体，没有义务担负任何政治和历史责任。
那么，醉酒究竟是人的错还是酒的错？喜也罢，忧也罢，成也罢，败也罢。最好能有勇气对自己说：不喝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