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想起我进入东栅校园至离开，屈指算来已五十年了，前年二〇一三年，当年学生诚邀我参加纪念进校五十周年同学聚会。看到那时候十来岁少年学生，而今也过了花甲之年，有的也白发苍苍，已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人世沧桑，令我感慨不已。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从浙江嘉兴一中被调派到东栅中学，并在东栅中学工作、居住长达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八四年七月离开。东栅中学先是一所市属初中，初办之时叫“嘉兴第二十三中学”，是“带帽”的中学（即在小学的基础上加招初中生），一九六三年才有首届毕业生。东栅中学在东栅镇上，东栅镇距嘉兴火车站约三公里，从火车站向东步行约四十分钟即可到达。
东栅中学位于东栅镇的西首，离校门外十多米就有一条大河，是平湖塘。校门右侧就是通往嘉兴化肥厂架在平湖塘上的双溪桥，门前一条不宽的东栅大街贯通小镇的东西，六三年时还是一条石板路，东栅镇不大，各式商店林立，印象最深的是一家饭店，名为“巍峨饭店”，据说一九五八年东栅公社实现农业机械化排灌，全国各地的代表前来参观学习，“巍峨饭店”之名即为代表所赐。
约在一九六五年统计，学校有学生三百人，共分六个班级，教职员工为三十人，校园应该是一个长方形，据说被某企业占去盖房，于是缺了一块，南北纵向（从前门到后门）约120米，曾经筑成一条宽约三米的煤渣路，可供三人百米赛跑之用，东西向最宽处也约百米之距，后来百米赛跑改造此处进行。校园面积，经学生测量为十五亩。当时的学校设施也较差，有二、三排的教室，还有二间草屋，其中一间曾做住宿生的宿舍，另一间也曾经做过教室，还有一长排的房子，曾做教师的宿舍和学生的宿舍，有一个食堂和简陋的大礼堂。办公室是在一座底层有八间房的三层楼内底层，二楼则有校长室，物理、化学的仪器室等，有一个大房间供教职工集会之用，三楼则为单身教工的宿舍，两边两个大阳台。
文革前的几年，每天清晨学生就早早地来到学校，参加晨练，包括跑步、打球，我也常常参与。那时候的操场上只有一对篮球架，每当课外活动时常有小型的篮球比赛，有学生间的，也有师生间的。而且地面还比教室外的平地低约几十公分，场中还有一间小屋，供放置体育用品，直到一九七十年代平湖塘疏浚，大量淤泥被堆积在操场上，以后就被逐渐平整。
在学校许多空闲的地方，就种植蔬菜，除了绿叶菜外，记得还有洋葱、马铃薯，还把土地分配到班级。有一年还在校中边角空地上广植蓖麻，甚至种到操场的边上。
在一九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种植绿化，在生物教师洪老师的指导与安排下，学校从前门到后门的大路旁种植了几十颗的梧桐树，当年栽入之时树干还不过盈把，约二、三米高，而且基本成活，在文革期间已长成大树，后来每当夏季来临之时，开始长出成串的幼叶，叶子边上就有梧桐子，也种了一些其它的树。直到今天我仍怀念那些巍峨挺拔、婆娑起舞的高大梧桐，特别是报载上海某地梧桐树怎样了，其实不是中国梧桐树，而是被用于行道树的“法国梧桐”，两者除了叶子相似外，其它属性并不相同，不知是记者的无知，还是误导，“法国”两字其实是不可省略的。在六十年代在近校门口还辟有一个小花园，园的中心有一丛木芙蓉，还有两圈法国冬青，并在校门的路旁植上冬青树，后来在这个小花园的空地上，我和七三届的高中生曾做过“旱地育秧”的试验，并成功地栽入大田之中，这个试验缘于当年我担任农业基础知识的教学，这当然是文革中的一件怪事，那是东栅中学首次招收两年制的高中生，百分之七十是农村推荐的学生，由两位老师任课，文科由王（树德）老师担任语文、政治课教学，我则担任理科的教学，包括数学、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体育由另外老师担任。
操场边的东、北两侧一直没有像样的围墙，夏天暑假操场更成了可以放牧的牛场，在一九六六年或六七年，在师生共同参与下，也记不得从哪里借来几幅打泥墙用的模板，经过大家的努力，总算完成了几十米的泥板墙，但终究经不起风雨的吹打，不久也就坍了，直到七十年代才修建了像样的围墙。
从清晨早锻炼开始，不知不觉中排球运动在六、七十年代变成为学校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一九六六年浙江省女子排球队曾到访学校，与学校男生进行友谊赛，以后排球运动更得到推广，得益于体育老师杨（志冠）老师的精心投入，多次代表嘉兴参加地区的中学生女子排球比赛，并在七三年度获得嘉兴地区中学生女排比赛的冠军。以后我由于参加多次排球裁判工作，获得了排球二级裁判的证书。
参加农村的“双抢”是那时候学校的重要活动，是东栅中学每学期必做的项目，东栅公社有十二个大队，最近的建新大队，就在学校北面的公路旁，还有红心大队则在平湖塘的南边，这两个大队一般是安排初一年级学生早出晚归，而初二、初三年级一般到稍远的大队，如九曲、东风大队，通常住宿七至十天，睡在农民家中，吃饭有时搭伙，人多时也选派学生自行烧饭、烧菜。下乡劳动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很高兴，特别是那时候粮食紧张，下乡则可以“放开肚皮吃饱”，在那年月也是难得的好事。一九六四年还组织到大桥公社参加秋收，大约在一九七一年组织二、三个班集中到缪家圩大队参加劳动，还带上了炊事员自办食堂。在乡下的过程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阶级教育课，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次贫下中农的阶级教育课讲不是解放前受苦的历史，而且讲了六十年代初三年的自然灾害时的艰苦生活。下乡双抢农忙假，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减少。
一九六六年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东栅中学经历过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先从学校开始，然后波及到东栅镇，从揪“坏人”，扫“四旧”，大批的“四旧”被付之一炬，弄得所谓有问题的教师人人自危，在学校中最令人难忘和痛心的是教数学的章（宇铭）老师，这位曾经在杭州某中专任教的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摘帽后被贬到远离杭州的嘉兴东栅中学，文革中“摘帽右派”当然是揪斗的对象，而且被斗成疯，当众吃大便，公安机关也依此认定章老师“真疯”，后来允许其回杭州老家休养。七十年代后重新返回学校，仍未能在东栅中学上岗，只是在校办工厂里种蘑菇、灵芝，或做运输等体力活。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平反后不久就重返杭州某中学任教。
文革之后，各种校办工厂兴起，东栅中学最早的是种蘑菇，种蘑菇是用发酵的牛粪作基料，在学校附近就有牛场，另外需要保温、保湿，于是在一间房间内搭了蘑菇棚，种了几年，产品送至嘉善蘑菇收购站制作出口罐头。以后，改种灵芝，灵芝则种在瓶子内，种了一季。最后在嘉兴地区教学仪器供应站的建议下，成立化学试剂分装的校办工厂，最先接到的任务，就是为教仪站分装水银，水银是物理教学必备的材料。我记得大气压强的测定，就是用水银灌满约一米长玻璃柱，然后倒立在水银槽中，水银柱的高度就停留在约76厘米。由于水银的密度很大，半斤的水银只要一个小瓶子就装下了，为保证水银不挥发，还用火漆封住瓶口塞子。首批完成后并送往浙江金华。
以后又逐渐分装很多试剂，大多数是从工厂求援来的工业原料，成本较低但不影响其化学性质。值得一提的这些化学品中有不少属于化学危险品，因此也多次申请建造危险品仓库，也获市教育局拨款，但未能兑现。
另外在分装试剂的同时，根据地区教仪站的建议，我们还有二个创新：一是为农村小规模初中班制备一个“化学实验箱”，即把初中化学课本中要求演示的化学实验所需的试剂和仪器全部在一个可以携带的箱子内，简单又方便，大量推广到嘉兴地区；另一个是土壤植株速测箱，也是适应农村学校对土壤、植株的氮、磷、钾的快速测定之用，其中钾的测定较为困难，需要用一种叫六硝基二苯胺的危险品制成试纸。经过努力也购得了几瓶，这种试剂平时就存放在水中，每瓶不过五十克，由于期望能制作更多的产品，委托某厂一次性购买了十八瓶，但从未使用，我多年来一直记挂这些试剂的去向，因为从校办厂开始试剂分装以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
东栅中学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已建成了二座三层楼的教室，每座有十二个教室，部分作为教师办公室，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阅览室之用，学校也从初级中学升格为完全中学，由于学校处于嘉兴化工区的中心，八十年代初曾一度提议改制为化工类或机械类的职业学校，但后来为适应嘉兴地区是丝绸之乡的需要，最后改制为中等丝绸专科学校。而现在又并入嘉兴技术学院，这种发展也反映了嘉兴市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不过一九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当年东栅中学毕业生问及母校在何处，却无言以对，因为在东栅又有一所东栅中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初到东栅中学担任的是物理教学，直到六六年文革止，七〇年复课，杂七杂八担任各种教学，一九七二年始办高中时，担任理科教学，七三年起才重新担任化学教学，七四年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校办工厂分装化学试剂，直到八〇年前后才真正担当起化学教学，承蒙我的老同事黄松官同志的推荐，依托学校的设备和校办工厂试剂采购的方便，兼任了当时新开办的电视大学化学教学中实验指导，那时改革开放初始，文化提高成急需，以后又承我老同学推荐去担任几个企业的高复班复习、辅导，并担任了嘉兴毛纺织厂职工大学的分析化学教学工作，得到上述的实践，为我后来在企业的工作打下基础。
二十一世纪初，我有机会重返东栅中学原址一游，原校门前的平湖塘已不见“黑”水，当年民丰造纸厂经处理的污水经常排放到平湖塘，并带来恶臭；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并争购的碳酸氢铵，其生产厂——嘉兴化肥厂也已拆除，并改建为居民小区，东栅镇上东栅大街沿平湖塘北岸的房屋也被拆迁，东栅大街已成宽阔的大道，沿河改造成绿化带。
重进原东栅中学校园，几座教室、礼堂等建筑仍在，但已不闻朗朗的书声，操场已成驾驶汽车的练习场，也许在大楼边上还有几棵幸存的巍巍梧桐，帮助我们记忆流去的岁月。
201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