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读诗词,诗和词其实是两个概念,唐朝产诗,宋代生词,然而在唐未及五代时期,词已经形成,只不过宋代词比较兴盛而已。这个时期的词已经初具规模,并且有了一定的代表人物,如晚唐的温庭筠,南唐后主李煜、冯延己等人。词在这里发端,却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基础。
词最初作为配乐歌唱的文字产生于都市生活之中,在唐五代时期,它被称为“曲子”或“曲子词”,句式长短不一,一般是根据音乐写词的。中国诗歌有与音乐结合的传统,最早是汉乐府,一般是先有歌辞,然后配乐歌唱,后代与之相反,先有乐后有辞。
唐代的时候有三种类型的音乐:雅乐,属于先秦的古乐系统,用于祭祀;清乐,汉魏即有,后成为南朝音乐的主体,唐代时受冷落,与词的产生没有很大关系;燕乐,可以追溯到北朝,后传入中原,被称为胡乐,词正是伴随燕乐产生的,燕乐的歌辞配合长短句歌唱。词的兴起还与酒令著辞有关,五代形成的宴饮之风需要配合一定的歌舞化酒令,这些酒令近似于词。词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唐时有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填词,如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忆江南》。还有一种说法是词起源于民间,1900年敦煌莫高窟被打开,里面藏有温庭筠、唐昭宗、欧阳炯的五首词,更多的是没有名字的作者,这些词的内容范围广泛,多是社会下层人,词体从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的一些诗人,以其敏感的热情迎接了这一新事物,开始了对新形式的尝试。
张志和是唐肃宗时期的翰林,后放浪于江湖,曾经在颜真卿的宴会上与人唱和,张志和写出了《渔父》五首,其中最出名的是“西塞山前白鹭飞”这首,描写江南景色,这首词在当时应和人数很多,甚至传到了日本。韦应物和戴叔伦以《调笑令》反映了边塞景象,“山南山北雪晴,干里万里月明”,此词为唐代的行酒令。从张志和到韦应物,说明了当时填词的风气在文人中相当流行。
元和以后,白居易、刘禹锡被贬巴蜀一带,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两人同样爱好歌舞,因此常为歌者作诗填词,白居易写有《忆江南》三首,“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等皆属名句。刘禹锡和诗《忆江南》也反映了当时诗词界限已经分明,词不再是为了歌咏,女性和闺阁气质更加突出,比白居易的词在意境上更加词化。
晚唐五代衰乱时期,学术文化衰落,但适应女乐声伎的词在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却获得了繁荣的机会。
五代十国是一段比较复杂的历史,唐王朝在被藩镇军阀背叛后,形成了几个较为稳定的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统一全国的志向,于是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苟且偷安,因此在西蜀和后唐形成了两个词中心。西蜀建国较早,收容了不少北方避难的文人,前蜀王衍,后蜀孟昶皆纵情声色,词曲由艳而发,因此词坛兴盛早于南唐。
后蜀的赵崇祚曾经总结出《花间集》十卷,选了18位词人,作品500首。除了温庭筠和黄甫松生于晚唐,还有其它国家的几个词人外,其它都在西蜀做官。《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它作为词的集合和文本规范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花间词将视野完全转向女性,描写花柳风月,写女性的颜值和内心生活。
温庭筠是《花间集》的首位人物,作品66首,他是第一个努力写词的诗人,长期出入于秦楼楚馆,会唱歌会写词,将南朝宫体和北方倡风相结合,吸收了李贺的绮艳与词语意向,适应风俗,奠定了文人词的主调,成为花间鼻祖。温词的总体格调是秾艳细腻,绵密隐约,描写女性生活如同临摹一幅幅仕女图,由于他的词是直接诉诸感官和直觉的,所以其内在的情思主要靠暗示,显得秾丽密隐。
西蜀词人韦庄与温庭筠齐名,温李二人都擅长写诗,韦庄受白居易影响大一点,韦庄有花间词共有的清丽秀艳,温柔缠绵的特征,韦词又常以清疏的笔法和明朗的抒情不同于温庭筠等人。温词是客观描绘,虽有失落苦闷却非常隐约,只是唤起人的联想,韦词多叙述交代,一首问围绕一个事情展开;温词绵密而韦词舒朗,温词雕饰而韦词自然。韦词受白居易的影响比较大,有深婉低回之致,情深语秀,有人评价“似直而纡,似达而郁”。如《菩萨蛮》其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首词外在劲直旷达,而内含曲折悲郁。
南塘词的兴起比西蜀稍晚,主要词人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南塘与西蜀君臣皆沉迷声色,但南唐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相对雅致。从花间词到南唐词,风气有了明显的转变。
冯延巳创作的词为五代词人之首,虽仍以相思别离,花柳风情为题材,但已与花间词有很大不同,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造成多方面的联想。如《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虽写女子闺怨,但词中女子的惆怅心理却不仅限于闺情或者具体人事的描写,只是表达一种心境。冯延巳写出这样的诗歌与其心理因素有关,那时南唐受到后周与宋的威胁,词人本身也受到朋党倾轧,内心有着忧患意识,写这样的词与作者整个环境遭遇有关,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空间,内涵更加丰富。王国维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堂庑特大。”他不仅开启了南唐词风,也影响了宋代的晏殊,欧阳修等人。
南唐中主李璟有词四首,其中表现的忧患意识比冯词更加深刻。但到了后主李煜,其诗歌又到了另一种境界。李煜字重光,二十五岁继位,三十九岁被宋军俘虏,囚居汴京,三年后被宋太宗毒药毒死。他的文化造诣很高,诗词书画皆通,他的词分前后两期,但有一个共性是“真”,他生长于深宫,被妇人带大,阅世尚浅,有着单纯的性格,在词中任情感倾泻,无所节制。他后期的词多写亡国之痛,非常感人,前期则写对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仍不加掩饰。李煜将自身经历的一段国破家亡进行广泛化,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正是李煜以其纯真感受体会的人世之悲,才让他超越了其它词人,一曲《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就可看出其情感之深刻。之后被视为他的囚徒之作的《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也是对美好的事物不能长存的悲叹。
南唐的词在境界和气象上都有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情郁于中却难以排遣;李煜抒写悲愤,低回往复。词的境界和情致在这里有了更为开阔的表现。然而真正的词的王朝还在之后的宋代,五代词的发展也为宋词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