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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话，“为什么上级老是让我反复地干同样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责任根本不是我”，“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几十年了改不了”，“我没有时间”。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消极的抱怨每天都会铺天盖地向我们扑来。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消极的抱怨不好，但是我们又总会为自己找出开脱的理由，“是这个世界太残酷了，他怎么可能像你想象的样子来运转呢？”
但是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真的在环境面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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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巴甫洛夫做了著名的“假饲实验”。它通过外科手术将狗的食道引出体外，这样食物就不可能通过食道进入狗的胃里面。与此同时再将一个管子插入狗的胃里面引出体外。
实验表明，在狗进食的时候虽然说胃里面没有任何食物，但是可以看到不断的有胃液从管子里流出。
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动物（包括人在内），其生理活动都是由于外界的条件刺激而引起的。
于是，环境与条件对我们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的观点就广为流传，并且还产生了用来解释人性的三种决定论。
“基因决定论”：认为人的本性是祖先遗传下来的，比如一个人的脾气不好，那是因为他祖先的DNA里面就有坏脾气的因素，又借的基因被继承下来。
“心理决定论”：强调一个人的本性是由父母的言行决定的，比如你总是不敢在人前出头，每次犯错都内疚不已，那是与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你的童年经历分不开。因为你忘不了自己尚且稚嫩柔弱和依赖他人，是受到了心灵伤害。忘不了小时候因为表现欠佳遭遇的惩罚排斥的感受。
“环境决定论”：主张环境决定人的本性，周遭的人和事，例如老板还有叛逆期子女或者经济状况乃至国家政策都可能是影响因素。
所有这些决定论的观点都认为我们会受条件左右，因某种特定的方式回应某种特定的刺激。决定论为我们的消极情绪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之所以消极，完全在于外界不良的刺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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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裔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二战期间被关进德国的集中营，同他一块儿被关进集中营的父母妻子和兄弟都死于纳粹魔掌，他本人也饱受凌辱酷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按理说在这样极端恶劣环境下生活的人都应该是绝对的消极悲观才对。但是弗兰克却看到有些人非但不消极，还在这种简直如地狱般的环境中，努力的让自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他们会用玻璃片把胡子刮干净，坚持写作记录自己的感受，甚至还会搞一些唱歌等娱乐活动。
看到这样的场景，维克多忽然有一种全新的感受，他称之为人类终极的自由。虽然纳粹能够控制他们的生存环境，摧残他的肉体，但他的自我意识却是独立的，能够超脱肉体的束缚，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自己的遭遇，他可以决定外界刺激对自己的影响程度，或者说在遭遇与对遭遇的回应之间，他有选择回应方式的自由。
后来维克多走出了集中营，并且写下了著名的《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在书中他这样写到，“哪怕剥夺你所有的权利，选择态度的自由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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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柯维说，人的发展从依赖期走向独立期，需要建立的第一个习惯，也是最重要的习惯，就是积极主动。积极主动让我们从环境决定论手中夺回选择权。哪怕在最极端的环境中，我们要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利，并最终决定我们生活应该怎样去过。
在书中他介绍了三种方法让我们重新夺回自己生活态度的选择。
第一，在刺激和回应之间，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当外界突然发生变化时，或者别人提出一个想法时不要一口回绝。给自己留30秒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主观经历者变成旁观者去审视全局。这30秒时间可以把我们从因情绪产生的本能反应中脱离出来，调用自己的自我意识、想象力、良知和独立意志客观的分析，然后把选择权交给理性和价值观。
第二，用积极的语言代替消极的语言
消极的语言，比如“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就这样了”、“他把我气疯了”。在我们说这些消极的语言的过程中，其实本质就是在推卸责任，我负不了责任，我无法自由选择回应的方式。
试着把这些消极的语言改变成积极主动的语言，“试试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能选择恰当的回应”。当我们说出这些积极主动的语言的时候，就能从一个环境的被动承担者转变为主动反应者，做出改善我们处境的有效行动。
第三，减小关注圈扩大影响圈。
所有我们关注的问题，比如健康、子女、事业、工作、房价和国际环境，这些都可以纳入关注圈内。关注圈里面的事情有些可以被掌握，有些则超出个人能力范围。
在关注圈里面还有一个影响圈，是指我们力所能及可以改变的事情。
消极被动的人更多的围绕关注圈思考，盯紧别人的弱点或者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当结果越来越坏，就会自哀自怜，不断为自己的处境找借口。
积极主动的人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影响圈，比如我影响不了天价的房价，但我可以增加能力赚更多的钱。我影响不了老板的脾气，但是我可以跟老板做有效的沟通。我不能让每天有25小时，但是我可以加强时间管理，提高做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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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第一个习惯就是积极主动。印度圣雄甘地曾经说过，“除非拱手相让，否则没人能剥夺我们的自尊”。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并非客观环境的恶劣，而是我们对这些环境的回应上。当我们从被动的承担者便成为主动的改变者的时候，生活也会因此发生巨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