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视做为高档消费品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我家没有电视，我们整个村都没有电视。想看电视的话，只有去附近耀县水泥厂的矿山。

我们村到矿山大约三四里路。矿山职工活动室兼做电视放映室，大概有三间房子大小，中间摆着五六排木条连椅，西面靠墙立一铁架子，上端置一铁皮柜，电视机就放在柜子里，一台日本夏普25吋彩色电视机。放映室连椅那是给工人们坐的，我们小孩子则是在两边靠墙站着，或找块砖头坐在地上。电视机有专人管理，每晚《新闻联播》前放映员开锁放映。

每天下午放学，我们回家撂下书包，就三五成群早早到了矿山。电视开始放映后，都能自觉地遵守纪律，生怕被赶出来不叫看了。那时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和地方两个频道，电视播放啥就看啥。就是广告节目，也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晚间新闻》播放完毕，放映员关了电视机，我们才依依不舍回家。看电视途中，难免有人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等电视播放完要回家了才被叫起，揉揉惺忪的睡眼，急急忙忙满地找鞋子。第二天早上课间，同学们总会热烈的讨论昨晚的电视节目，常常会为某个电视情节争得面红耳赤。记得1983年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引发收视热潮，出现万人空巷的盛景，其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传唱神州大地，让亿万国人热血沸腾。

李文化家里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太阳刚落下山，李文化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摆好凳子泡好茶，热情地招呼大家看电视。不一会功夫，农家小院便涌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伙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品头论足，好不热闹。毕竟比矿山方便，太阳刚落下山，乡亲们便纷纷踏至而来，看电视的兴致很高，甚至主人都睡下了还没散场。在看电视的途中，有的人为图省事，就在不远处的黑影里小便，生怕错过了电视剧目的精彩情节。每放完电视，满院子砖头，狼藉不堪。时间长了，主人也不胜其烦，到晚上故意紧闭大门，有的人就骂骂咧咧，还有人拿石头砸门，发泄不满情绪。主人只好打开院门，很尴尬地搬出电视，继续正常放映。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手里也有了余粮闲钱。先富起来的部分农民，也日夜盘算着给家里要买台电视机。邻村有户张姓人家，日子比较殷实，“要买就买个大彩电！”张老汉夸下了海口。赶周日城里逢集，张老汉和儿子在县百货公司买了电视机后，到东桥头水煎包子铺，又是谝得火星子乱淬，不料电视机却被贼偷走了 ，急切切一时也找不回来。“饿死事小，失面子事大”，张老汉索性一跺脚，托熟人赊了台组装的小黑白电视。回到村里左右乡邻问起，张老汉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彩电紧俏得很，百货公司都没现货！”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一时在方圆被斥为笑谈。

1987年我家也买了电视机，一台17吋海燕牌彩色电视机。有了电视，一家人高兴地不得了，我哥用铁丝作了个简陋天线，我妈用碎布做了个罩子。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起，要看到深夜。侄儿出生后，渐渐地矛盾也出现了，满周岁的侄儿要看动画片，上了年纪的父母要看秦腔，而我们要追看电视剧，常常意见不合，争执不下。

每年的农田基建大多安排在学生暑假，家家分配有建设任务。三伏天顶着烈日，一家人扛上镢头、铁锨，拉上架子车去劳动。农田基建的工地上，彩旗猎猎，热闹非凡，仿佛又回到火热的农业社大集体时代，大家一起劳动，有说有笑却不觉得累。每天下午放工以《新闻联播》播放时间为准，生活再苦再累，每天《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不能误，《血疑》《乌龙山剿匪记》《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不能拉。最难忘的是那年的春晚，歌手费翔唱着《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出尽风头，他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让人眼前一亮；徐良和王虹一首《血染的风采》，使人无不灿然泪下。自此春晚慢慢成为了中国人的新民俗，每年除夕夜必看的电视大餐。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照金镇工作。看电视要靠镇上广播站转播。广播站设在镇子街道东边一个小山头上，广播电视信号只能覆盖小镇周边几个村，一次只能转播一个频道，看电视全凭播放员个人喜好，几乎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电视剧。后来有了卫星天线就方便多了，家家屋顶支一金属大锅，接收的电视节目也很多，自然广播站的节目就没人关心了。但卫星天线也有缺点，常常因积雪、大风经常转向使电视收不到信号，因此每看到关键时，妻儿总要急火火地吼着家里男主人，快上屋顶去转电视天线。

2005年以后国内逐步实现光纤通讯，特别是4G通信技术出来后，图像的传输速度更快、更加清晰,上网速度更加迅速，电脑和智能手机海量的互联网信息，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虽然现在家家都有电视，电视屏幕也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但看电视的人却越来越少了。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辉煌的时代已渐渐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