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一个重要标签是他集“法”“术”“势”的学说于一身，这些都属于“居高临下”的理论。不过，韩非作为一个臣子，也有以卑事尊的时候。

《韩非子》这部书开头收录的文章《初见秦》和《存韩》，是给秦王的上书。凑巧的是，《战国策》这部收录纵横家活动事迹的书籍也收录了《初见秦》，并题为“张仪说秦王曰”。所以，这一篇是不是韩非子的作品，就产生了疑问。根据文章的内容有关于长平之战的事件——张仪没能活到那个年代，可以说明不是张仪的作品。于是又有观点认为是范睢、蔡泽或吕不韦所作。

即便《初见秦》著作权不归韩非子，那么《存韩》就实在不应该怀疑了。也许正是这篇上书被李斯抓住了把柄，提议韩非终究不会忠心于秦国而将之打入狱中。试想一下，曾经才华横溢的老同学即将空降到自己头上，如何不给李斯一个采取行动的理由？

作为一个屡屡向韩王上书而得不到重用的人，在关键时刻仍心存家国情怀。难怪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即是说，韩非子研究说话之道已经登峰造极，结果阴沟里翻船难逃一死。于是司马迁为韩非子写传记，全文收录了《说难》一文。

《韩非子》书中还有《难言》《和氏》等篇，均是讨论游说的不容易。韩非的这些文章，读起来真是比《鬼谷子》的篇章容易理解多了——两者都是讲游说之术，而《鬼谷子》偏于“虚”，但韩非却落在“实”。这应是8号法家对2号纵横家的学说改良。

《鬼谷子》书讲游说之术，言之凿凿，不费吹灰之力，读起来有点像高等数学的教材屡屡提及“不难看出”“此处易得到”“证明较简单请读者自行推导”这样的感觉；但是韩非子会把推导过程都给写出来。

韩非子对纵横家的学说改良，力图把纵横家出于私心而产生的不切实际去除，所以在《五蠹》中他将这些“言谈者”列为其一，并且批评“合纵”“连横”违反实际需要。

却也正是这个批判，使人怀疑起《说难》的作者是不是韩非本人了。因为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五蠹》批判言谈者，而《说难》作者研究言谈者之术。

从学说改良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合理的。韩非子掌握的游说之术和纵横家并无二致，只不过他站在更广阔的角度，从国家大义之上来看待问题，一切必须是为公之“实”而非为私之“虚”的。

在《和氏》中讲了“和氏璧”来历的故事:和氏得到了一块璞玉，两次献给两代的楚王均由于被鉴定为“石头”而被砍去双足，直到第三代楚王即位，和氏已经由于绝望而不再进献，只在山下痛哭，楚王出于好奇而派人去问，最后和氏璧才终于问世。

韩非子对于游说之难的认识，跟法术之士处境之难相结合起来，他认识到游说者要将“实”这个真相展示出来不容易，所以才写成了《说难》等文章。这是对2号纵横家的学说改良。而司马迁同时把《五蠹》《说难》的著作权定给韩非子，闹乌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当健康状态下的第八型人向第二型转化的时候，就会学习运用自己的权力来扶助被他们视为独立个体的他人……他们不再只关心一己私利，而是将满足他人的需求视为己任，仿佛那就是自己的需求……最伟大、最高尚的第八型人在第二型人那里更能体会到爱的真义，从根本上把自己看做大家的公仆……向他人敞开心怀并认同他人、视他人的负担为己任，甚至为他人而牺牲自己……将英雄主义提升至如此层级，真的可以让他们成为不朽的典范。”

韩非子明明身入虎狼之国，为何还是心存家国情怀，企图说服秦王保留韩国？并且此时他似乎失去了冷峻的理智，编织了谎言说韩国有心臣服。此举却不幸遭到李斯的揭穿。韩非这不是花样作死么？这也许就是他的死因：死于自己的人格——他不是那个“极惨礉少恩”的韩非子，而是心怀江山与百姓的有爱之人——却正是这样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真有点像那个“止楚攻宋”而路过宋国却不受待见的墨子。

“将满足他人的需求视为己任，仿佛那就是自己的需求。”如果按照这样的性格推断，《初见秦》出自韩非之手也顺理成章，因为他一样会站在秦王的角度分析如何取得天下。

所以，韩非为什么会觉得说服是很难的？他知道其中的关键：“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也就是，识别他人的需求并为之做出相应调整，而难就难在这里。

《鬼谷子·捭阖》说：“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韩非子·说难》更进一步：“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这正是8号法家对2号纵横家的学说改良。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第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