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布森林 

看完电影之后，我跟朋友说：现在我最期待的中国大陆导演是忻钰坤了，还可以再加一个程耳。或许是对贾樟柯以及他这部新片的期望太大，失望也就情绪化地放大。当然，要是把这部电影放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它可以算是一部合格的影片，至少比《美人鱼》要好，可它的导演是贾樟柯。

▊故事梗概

故事起始于2001年的山西大同，模特巧巧（赵涛饰）与出租车公司老板斌哥（廖凡饰）是一对恋人，斌哥每天在外面呼朋唤友，巧巧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婚姻。一次，斌哥在街头遭到竞争对手的袭击，巧巧为了保护斌哥街头开枪，被判刑五年。巧巧出狱以后，开始寻找斌哥以便重新开始，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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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评

什么是江湖？人是江湖，恩怨也是江湖。江湖，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汇。一些特定的时间、场域、人事可以构成一个江湖，但江湖终究不是实际存在的事或物，它更接近于一种精神，一种所谓“情”和“义”构成的社会共识。有一群人会服从于这样的社会共识做事，“情义”瓦解，江湖也就不复存在。《江湖儿女》所讲的就是一种情义被时代压塌所造成的江湖的崩溃，也可以说是江湖版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既然说江湖是一种“情”与“义”构成的社会共识，倒不如再直白一些，说江湖是一群人想象的共同体。影片的前半部分，贾樟柯构建了他心中的江湖，大哥、枪、女人、酒、仇杀，恰好是一个“港片式”的江湖模板。这种模板够直观也够粗糙，导演太过于重视这样一个模板的构建，而忽略了影片原本的故事线索，二舅哥突然被杀，斌哥和巧巧又几乎无缘由地被飞车党围堵，巧巧入狱五年，斌哥入狱一年后南下与家燕在一起，巧巧寻夫不得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后来救下瘫痪的斌哥，斌哥后又出走......所有情节地勾连生硬，甚至让人不明所以。再怎么说，这不该是一个戛纳主竞赛单元入围作品讲故事的水平。

诚然，我们仍然在这样的剧情中看到贾樟柯典型一贯悲观式的现实主义，个体在时代变革面前俯首或是堕落。从大同到奉节，再到新疆，从2000年到2018年，在时间勾勒和空间刻画上跨度更大，构成一场长时间的迁徙，关乎巧巧和斌哥，也关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分别与重聚，斌哥的“英雄末路”和巧巧的“江湖道义”，依然令人动容。在宾馆的那段戏，巧巧问斌哥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山西，斌哥说，“当我从牢里出来看着以前的小弟开着宾利跟我耀武扬威，你说我什么心情，要回去，但不能这样穷着回去。”在这时候我们才后知后觉的发现，当年所谓的道义、价值观、江湖规矩，早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被吹走了。时代变革涤荡每一个个体的曾经的信仰，当年一起喝“五湖四海酒”的兄弟，现在可以为了钱拼个你死我活；以前兄弟吵架，大哥请出一尊关二爷，道义为先，现在是纷纷各怀鬼胎的拿智能手机录像。斌哥自诩江湖中人，他教巧巧用枪，将她带入江湖，可最后，他心中的成就他的江湖，也亲自摧毁了他，只有巧巧，留在江湖，或者说是开启了自己的江湖。

影片成功的地方，在于成功塑造出巧巧的性格，与此同时，最失败的地方也在于此。不难发现，原本的江湖侠义、世态变迁，在影片后半段全都落在巧巧身上，畸变成一个女性的自我救赎和升华，斌哥完全成了典型的模式人物。这样的侧重和转变，固然是导演的选择，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选择，堆叠了太多不必要的元素，令熟悉贾樟柯电影的观众反感于意象的机械堆叠，令不熟悉贾樟柯电影的观众，完全摸不着头脑。即使三峡、矿泉水瓶、烟此类意象能串联起对贾樟柯电影的回忆，但是无意义的粗糙堆叠，严重影响主线故事。吃老本可以，但是吃相如此难看确实令人难以忍受，况且，观众是在看电影，看导演怎样用影像讲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在看情怀。我很难想象，有一天贾樟柯电影的票房，要用影迷的情怀来支撑。

再说起后半段巧巧找到斌哥之后，离开的那段旅程。笔者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情绪式的，意识流的。但是尽管如此，也应该有一种内在的感情脉络，然而因为太多意象的堆叠，使得情节发展莫名其妙，巧巧跟随徐峥饰演的陌生人来到克拉玛依，因为他说的那句“我们都是宇宙的囚徒”，又在跟他耳鬓厮磨一番后下车，看到超现实的宇宙飞船。接下来的片段就变成了坐着轮椅的斌哥，和巧巧那句“我对你已无情”。毫无连贯的剧情，超现实意象、火车意象的拼贴，除了说贾导一手好牌打的稀烂之外，也不知道该作何解释。

影片还有一个很让人费解的地方，就是在于为什么不能“当断则断”。若是如此，起码还能保住前大半部分的精华。笔者实在难以理解，结尾的拖拉和一些无意义的片段对这部电影来说，除了降低整部电影的评分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是贾樟柯自己之前影片的致敬和贾樟柯电影宇宙的建立。笔者以为，对自己的电影并无什么好致敬的，构建电影宇宙也为时尚早，不如拍出一部对得起《小武》和《三峡好人》这类影片的片子来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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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公布森林

审核 | 君云南   编辑 | 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