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天真无邪，就像一面镜子。父母怎样对她，她也会不折不扣地给予反馈。通过回顾过去一年的父女关系，我还是感慨颇多。

去年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家里是“唱黑脸”的，有时脾气大了，控制不住，还会动手打女儿，因此，女儿总有点怕我，按老婆的说法，我在女儿心中还有“权威”，说话还管用。其实这种“权威”是假的，女儿只是没办法，不得不执行。很多时候，在我的“要求”下，女儿很不高兴，撅起了小嘴，甚至眼角挂起了泪珠。尽管自己心里也不舒服，但总想是为了孩子好，夫妻间总有人要做“恶人”，并没有去反思，女儿为什么“不配合”。

有一次去理发，和师傅聊起来。他说他很后悔，孩子小时候“犯错”时打他。师傅说，自己小时候也很调皮，不是乖乖孩，但自己的父母并不怎么教训自己。

还有一次参加家长会，园长也讲到，孩子的自主意识在增强，她做事情是有自己想法的，父母不能粗暴地说这对那错。在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的时候，更多是要劝导，不能打击孩子。

类似的触动多了，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太“强权主义”了：女儿不是木偶，我说东她就得东，对她来说，向西也许更有意思。在工作中，自己也有很多想法，也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自己做的工作，也希望能有更多正面评价。如果自己的想法轻易被否定，自己的工作被认为没有价值，自己也会很委屈，心里很难受，甚至想不开时也会抵触。这样想得多了，良心发现，我开始尝试用更温柔的态度去和女儿相处。

现在，女儿更喜欢跟我玩。虽然没了“权威”，但父女俩配合更默契。我陪女儿看《超级飞侠》，给她念《卡梅拉》；接她放学，带她出去玩；叫她起床，哄她睡觉。妈妈很耐心，但很多事情她无可奈何，而我却能做得很好。

冬天早上，女儿不愿起床。老婆一脸无奈，向我抱怨，每天都哭一鼻子，拖拖拉拉费时很多。我接手了这个“大麻烦”，七点起床后开始叫女儿。我知道要叫醒女儿就不容易，她不愿意睁眼；让她主动起来穿衣就更难了。但我不想强行拉她起来，这样又是哭一鼻子。我想起了我和她玩的游戏，她自诩为超级飞侠中的小爱，而把我视为多多。我学着多多叫她，说是乐迪遇到了困难，金宝叫小爱和多多去救援。这样一说，女儿有了反应，开始问“真的吗”。我于是更进一步描述场景，说乐迪的脚被大石头压住了，需要小爱的救援绳索。就这样，女儿不哭不闹，而且很快就醒来，主动要求快穿衣服，因为乐迪要坚持不住了。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当女儿不愿意洗脸，我会告诉她，不洗脸，会生锈的，时间长了，小爱就飞不起来了。女儿不愿吃饭，我会告诉她，吃饭就是补充油料，不然小爱就没有力气了。就这样，游戏生活化，女儿和我配合的很好。老婆也是服我了，毕竟无论你怎么赶时间怎么急，女儿感受不到，她只接受她理解的思维。

当这种方法屡试不爽后，我有了更多思考，甚至可以让女儿帮助做家务。我会向女儿强调，什么时候她用“超级软管”“救援了”妈妈的一袋菜（实际是帮妈妈从菜市场拎回家一袋菜），什么时候她用“救援绳索”收拾了东西。每次这样表扬她，她都格外高兴，更愿意去做了。

很多事说来容易，做来并不容易，或者说做来也容易，难在用心去做。现在在家里，我尽量用更多时间陪女儿，不再想着自己去看书、玩平板。其实，和女儿相处融洽，自己也更安心。有时，她安静地翻着《卡梅拉》，不需要我读，我也可以坐在她身边读自己的书，很温馨，很幸福。

为人父母，有爱也要有方法。回顾父女关系的演变，我琢磨其中的奥妙。游戏的利用只是一种手段，更深层次的东西应该是人性，是人需求的满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早就读过，但结合女儿，我有了更深认识。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孩子，在成人眼中，的确做不了什么，但她自己确不这么认为，她经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可以做很多事情。她在吃饱穿暖、安全无忧之余，还有更多的想法，她希望得到父母和他人的更多关注，她希望能与父母和其他小朋友共同玩耍，她希望父母能更积极地评价她画的画、唱的歌，她希望父母能充分认可她存在的价值和做出的贡献。做父母的，不需溺爱孩子，需要做的是激励她有承担任务的责任感，有共同做事的荣誉感，有实现自我的成就感。

其实，何止是小孩子，我们大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当我们有了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后，我们更在乎什么。我们不想成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只是按照“指示”做啊做；我们不想为了多赚点绩效，拼死拼活去做没意思的工作；我们不想失去自我，将精力和人生奉献给没有自我价值的事业。但反过来，为了肩上的责任，要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尽心尽力，甘心加班加点；为了团队的荣誉，不成为短板拖后退（实际也是争前），我们想法设法，情愿动用所用资源；为了自我实现，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锐意进取，乐于无私奉献（不在乎是否有对等的物质回报）。

（写于2016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