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洪泽湖地区，在历史上除了被湖水淹没的古徐国的都城古临淮郡城外，还有一座依靠洪泽湖边的都城，那就是明朝建国初期在安徽省凤阳城外建立的凤阳陪都。
1368年，朱元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安徽省凤阳府人，而我们洪泽区现在岸上南部和水下部分地区属当时凤阳府盱眙县辖区。
朱元璋建国后，一心想把明朝都城建在自己的家乡凤阳，于是他在凤阳城外大兴土木，动工兴建一座新的都城，并在盱眙县修建了自己祖宗陵园。可是，由于大明建国初，因年年战乱，百姓生活还很艰苦，被征用的工匠苦不堪言，于是出现了工匠造反和巫蛊事件。
朱元璋知晓了巫蛊事件后，他对工匠大开杀戒，并对凤阳新建的都城新的工程停建，把已经开建的工程完工后，作为了明王朝的陪都，而把大明朝都城定在了南京。
正因为当时的洪泽湖地区处于明王朝皇家的所谓龙脉所在地，又有陪都在此，因此在大明朝期间，大明政权十分重视对洪泽湖一带黄河、淮河、大运河以及洪泽湖水患的治理。
明初治理洪泽湖水患，在本地一直流传有刘基稻壳划线筑大堤和108道湾的故事。
传说，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他为了保护好凤阳陪都和盱眙祖陵，他把修筑洪泽湖大堤的重任交给了开国宰相刘基（字伯温）。
刘基接到任务后很是挠头，他日思夜想修堤的方法。有一天，观世音菩萨托梦给刘基，告诉他修筑大堤的秘法。
刘基从梦中醒来后，他听从观世音菩萨的法子，下令从临湖周边的州府调来了上千只民船，载着满船的稻壳浩浩荡荡地开拔到洪泽湖东岸，从淮阴码头到蒋坝沿线停泊待命。
不到两天，洪泽湖上刮起了西风。刘伯温一声令下，让载有稻壳的民船沿湖岸把稻壳抛洒出去，让稻壳随风漂流。稻壳随风飘移，南至蒋坝，北至淮阴码头，在湖东的岸堤边渐渐汇成了一条绵延百里的稻壳浪迹线。
刘基带领修堤官员乘船巡视，见稻壳显示的沿湖东岸的大弯、小弯恰巧有108道，于是他立即下令随行的官员就按照稻壳显示的线路绘制出了洪泽湖大堤的修建图。据传，按照这幅图修建的大堤就很少溃堤了。
除了刘基造堤的传说外，关于明王朝治理洪泽湖地区的人物还有陈瑄、潘季驯、杨一魁等。
陈瑄（1365年－1433年），字彦纯，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明代军事将领、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
陈瑄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他是武将，自永乐元年（1403年）起担任漕运总兵官，后期还兼管淮安地方事务。
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因会通河全面通航，决定停止海运，改走内河漕运。当时，江南漕运沿运河抵达淮安后，须转陆运翻过河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其过程损耗巨大。
陈瑄经过实地考察，他采纳故老的建议，自淮安城西侧的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命名为清江浦，由清江浦将管家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了四座闸门，以适时泄洪，减少洪泽湖地区的水患。他还沿管家湖东岸修筑了十里长堤，以提高船只运输能力，使得漕船可以直达黄河，节省的费用不可计数。
陈瑄督理漕运三十年，他针对漕运事务实行很多整改措施，精密而有远见，可谓“举无遗策”，同时在淮安为政期间，治理淮河和洪泽湖也功绩显赫。
潘季驯（1521年5月28日—1595年5月20日），字时良，号印川。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明朝中期大臣、水利学家。
潘季驯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潘季驯在一生四次治河中，不辞辛劳，多次深入工地，他对黄、淮、运三河提出了综合治理原则：“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
在此原则下，潘季驯根据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又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策。为了达到束水冲沙的目的，潘季驯十分重视堤防的作用。他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的把堤防工作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因地制宜地在大河两岸周密布置，配合运用。他对筑堤特别重视质量，提出“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居费”，“逐一锥探土堤”等修堤原则，规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修堤措施和检验质量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潘季驯主张合流，但为了防御特大洪水，在一定条件下，他并不反对有计划地进行分洪。潘季驯不仅是“束水攻沙”方策的提出者，而且是这一方策的大力实践者。
万历七年（1579年），他第三次治河时，本着“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故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靡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的治理原则，“修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费币金五六十万有奇”。经过这次治理后，“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潘季驯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水冲沙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和洪泽湖地区的水患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一魁（1536－1609），字子选，号后山，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以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槽，万历二十三年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
万历二十一年以后，由于黄河河身日高，倒灌清口，使淮不敌黄，以致泗州（今盱眙北）明祖陵被淹。为解救这一危机，杨一魁提出“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的治河措施。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杨一魁发夫二十万人，在桃源（今泗阳县）开黄坝新河。自黄家嘴起，分泄黄水东经清河，至安东（今涟水）五港、灌口入海，以减黄河流势，并在清口辟积沙七里，用以导淮。又在高家堰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道水闸，泄淮水分道入海，以疏淮涨。仍恐淮水宣泄不及，还分一部分水从运河入江。工程完成后，明祖陵水渐退，水患稍息。
在大明朝期间，由于凤阳府和洪泽湖地区的特殊地位，洪泽湖地区的水患治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是较为成功的时期，虽然黄淮水患没能彻底治理，但是泗州城、洪泽镇等淮河沿岸的古城镇仍然得以生存，洪泽湖地区依然是全国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