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歌事件频繁刷屏,其中事件中刘鑫已经成为大家的众矢之的,是怎样的心理驱使刘鑫做出事故发生后的一系列举动?本篇文章将心理学的角度——弗洛伊德理论来剖析刘鑫的行为意识,这也是一场“超我”和“本我”的较量。
江歌案的报道最近很多,事件大概是这样的(熟悉的读者可以跳过本段)。
一年前,江歌在日本公寓,为了保护躲在房间里的好友刘鑫,被同样是留学生的陈世峰用刀杀害。刘鑫躲在房间里,从头到尾没有做任何事情。而她与杀人犯陈世峰原是同居恋人,分手后被好心的江歌收留,这才把杀人犯和被害者牵连起来。事发一周年的今天,宣判在即,为了使陈世峰在日本受到应得的罪行,江母公开了刘鑫的信息。刘鑫终于第一次与江母见面,并停止推脱答应作证。舆论和大众对于刘鑫的冷漠、推卸、和狡辩,特别是看到她朋友圈里开心的日常,想必都愤愤不平,也很不解刘鑫的各种举动。
心理学中"本我”和“超我”的较量
来说一下刘鑫为什么选择第一时间,与如此大的事件撇清关系。弗洛伊德(Freud)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由三部分构成—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和超我是两个背道而驰的部分,而自我则是处于中间,协调着二者的矛盾。本我是最原始的部分,他使人有一种倾向去立刻满足自己的诉求,就像婴儿一旦不舒适就会哭闹。刘鑫事发后立刻与江母切断联系,极力避免与案件的各种接触,即来源于“本我”寻求自我安慰的目的。
当然,刘鑫的人格里的“超我” 也同时告诉她无论如何,为了良心、公道、和社会,她需要站出来
为好友的死作证,为自己当时的漠然向被害者家人(至少)道歉。从她与江母的交流(推脱)里,我们可以窥视到她的这种意识,以及由这种意识而产生的不安。然而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超我并没有能够战胜本我,强大到可以指导她的行为,做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人。
“防御机制”带来的意识行为
为了协调好“自我”和“超我”的矛盾,“本我”很擅长使用一堆的“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来保护个体的意识层面。这里引用其中的三个机制来尝试解释刘鑫的行为。“压抑”(Repression)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它会让人把一些意识封锁起来,假装意识不到。
在刘鑫被人问起关于江歌的死时,她的回答很可能是 “什么?我都忘记这件事了!” 另外一个常见的机制就是“否定”(Denial)那些另自己头疼的事实。刘鑫所说的在案发时,她并没有听到江歌的叫喊声,或者说当时门被关着自己出不去(救人)。 按照常理推测一下,极有可能与事实相反,但是只有否定事实才能令刘鑫好过一些。
最后来说一个叫做”反向形成“ (Reaction Formation)的机制,即发表与内心真实想法截然相反的言论。例如,刘鑫的内心很可能是难过愧疚的(理应的嘛),相反的她和家人却说出”我没有错是对方短命“这样令人心碎的话。
拯救措施——“内在/外在激励”
不过好在经历了这么多舆论压力,或者用心理学上的术语“外在激励”( Extrinsic Motivator)之后,刘鑫终于向江母当面道歉,并表示同意作证。然而谁也不能把她押赴日本出庭指证,而是期待着她能够说到做到。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她这样做呢?笔者不禁想到了心理学中“内在/外在激励”的概念。要使人延续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内在激励(Intrinsic Motivator)是最重要的,像舆论压力这种暂时性的外在激励,往往在短时间内有效,一段时间后会失去作用。那么,或许一直保持着适当的曝光直到她出现在法庭,或许需要一位心理咨询师或者刘鑫信任的人,帮助她认清自己的防御机制。令她意识到,是时候让道德的自我战胜自私的自我,并去践行。这不仅是对死者及其家属真正的道歉,也是能够让刘鑫与自己和解,继续人生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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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焦老师 沃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