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新教授《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中，还诉说了为我们平素很难知道的“边疆有事”。在这本游记中所涉及到的“边疆有事”来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观察与审视，在由地理与历史所构建的地方叙述中，大历史叙述中的“边疆有事”逐渐成为一个一个变化的地名，一个又一个人的个人命运。在大历史叙述中的“你来我往”逐步落实到具体的细部。罗新教授在从大都到上都这一路上所讲述的边疆故事不是几百年的事，而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同步进行的。只是在中国大历史叙述的内容中，这些“边疆有事”的内容正如它所发生的地域一样处于历史的边缘位置。

在《大都到上都》讲述的“边疆有事”集中在明一代。又以“隆庆议和”作为分界线。

在边疆历史的叙述中，对于何谓边疆向来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地理与人文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看不见却实际存在的分界线。而在这条线所处的位置，可以说就是边疆现实存在的“中间地带”。对于明朝而言，居庸关是帝国边疆的前沿，但是在居庸关以北的地区内，则是明帝国边疆的“缓冲地”。事实上，这部分“缓冲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帝国的边疆。而杂处缓冲地带的人，就成为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角力时的棋子。这其中的人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对于“边疆有事”这个历史名词而言，这些汉人、蒙古人是首当其冲的承受者。当他们身处明帝国与蒙古部落两大势力之间时，他们的选择与背向就是他们的大部分命运了。

在罗新教授的这本《从大都到上都》的游记中，从北京一路走向金莲川的路途上，不单单有元代各帝的身影，也同时有明代守将的身影，也还有那些奔逃、流亡之人的身影。在罗新教授的眼中，在这广袤的地域中，来来往往的人都尝试用不同的方式留下自己的痕迹。但共同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拥有这一方土地。金莲川的金莲花至今还在开放，不过欣赏它的人已经历经千百年的变换了。

如果将《从大都到上都》看成一册游记就过于简单了。即便在这条路上出现的人物已经相当多了。不过只有借助罗新的眼睛，我们才能看的到这些如鬼魅一般的身影是如何与我们一路同行至今的。在这里我就不得不佩服，在历史学家眼中，地理中的历史远比书册中的历史要丰富的多。从另一个角度来读来看，这些地理中所包含的历史也比我们粗线条的观看中要广阔许多。当罗新教授在一路所见之物中指指点点时，我们或许能发现这样一个道理“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眼界与气象不同，所见之物亦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景物之新旧之分，乃是人对新旧的认知。若不是借助罗新教授的眼光，我们可能面对野草凄凄之地根本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

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来看，《从大都到上都》更应该是一部有关“边疆有事”的观察。即便这本书中所提到的“边疆有事”早已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但当我们重新审视在这条路所联系的两端时，有关这条路的轰轰烈烈全部在这条路行进或延伸的土地上。时间过去了，并不代表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

当我们站在这条路上往前远眺，或是回望回眸时，我们所体会到的“边疆有事”可能多半不过超过“边塞诗”中内容。可是，诗，毕竟只是诗。在具体到边疆有事时，它还应该包括寒冷、粮食、水源、气候、河流、牧草、牛羊、盐茶等等诸如此类具体的事物，当这些微小具体的生活在边疆之地展开之时，我们就会知道“有事”绝不是危言耸听的闲谈。在那背后，就是城墙、烽火台、兵营、便道、城寨、关隘、弓箭刀马的对垒。在边塞诗的美景中，甚少有人能平平安安活下来。

有关边塞有事的叙述中，在气势恢宏的辽阔地貌中，人，更加微不足道。我想任何去过草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在年年风吹草又生的环境中，有关人的一切非常容易被遮盖过去。在《从大都到上都》一书中所出现的废弃的村庄、颓败的城寨、荒芜的野路相当之多。而这些景物在边疆这样一个大背景中非常容易被忽略过去。也只有当徒步时，这些景观才会被人想起，被人记下，然后它们还是会继续保持沉默的样子，直到面目全非、记忆全无。

在罗新教授的这本书里，让我想起有关中国历史边疆史叙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作者是拉铁摩尔。这本书最早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距离现在也快八十年了。中国的历史与边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过在中国二十四史的叙述中，边疆反而是缺少资料的部分。在广袤的亚洲内陆，中国的边疆历史本身有点模糊不清。例如在宫琦市定在《人物论》中针对清康熙帝常常自诩与噶尔丹之间的战争，对于康熙帝的动机分析与中国历史叙述是不同的。康熙与噶尔丹之间的战争，不是单纯的边疆治理问题，而是从内政的需要引发的“边疆有事”。

当我们采用多种视角与资料观察与审视历史时，往往还需要辅助类似像罗新教授《从大都到上都》这样的历史闲书，或许更能理解在大历史的边边角角之地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偏隅之地的精彩并不亚于我们知道的那部分历史。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偏隅之地的历史所包含的宏大超过我们误以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