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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深为痛恨浮华不实的官员，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官员，不要只取那些有名的，名气就像画在地上的饼，不能吃！”卢毓回答说：“按名气选拔，固然得不到特别优异的大才，但是可以得到正常的人才。正常人才敬畏教化，一心向善，然后有名声，这不应该讨厌他。我的能力，不足以识别谁是特别优异的人。而主管的官员，又遵循名声去寻找，按常规给予任职。我能做的，就是任用之后，考察他是否名副其实罢了。古代的时候，舜让诸侯自己汇报他是怎么治理的，然后就着他汇报的话，考察他的绩效。如今考绩之法废弛，而以舆论毁誉作为进退标准，所以真伪混杂，虚实难以分辨。”皇帝采纳他的话，下诏令散骑常侍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做《说略》一篇，加以解读。然后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按《周官》上的考核办法，已经十分详尽了。但是在周康王之后，逐渐废弃，这是因为考核办法，全在于负责考核的人。到了汉朝末年，难道问题是出在考核办法不够周密吗？如今军队中的考核，有的积年未做，有的仓促进行，考核项目的增减，没有一定之规，固然是很难做到统一。好像渔网不能张开，就拎它的纲绳；皮衣毛不整齐，就抖一抖衣领。皋陶在舜的朝中任职，伊尹居于商朝的朝廷，不仁之人，自然远离。如果朝中大臣都能胜任其职，作为百官的榜样，那谁敢不好好干，何需考核！”
黄门侍郎杜恕说：“每三年一次考绩，公开考核官员，固然是帝王之盛制。但是，历经六个朝代（尧、舜、夏、商、周、汉），而考绩之法并不居于重要地位；先后七位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考核办法的条文没有传下来。臣认为，原因是那办法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是实施细则难以完备。俗话说：‘世上只有乱人，没有乱法。’如果靠法律就行，那尧、舜也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也不需要伊尹、姜子牙了。如今上奏建议实施考绩法的人，引用周朝、汉朝的做法，以汉朝《考课吏法》为蓝本，也算是明白考课的要点了。但是，以此弘扬揖让之风，兴和睦之治，我认为还不能尽善尽美。如今要让州郡官员考察士人，必须经由四个科目（儒经、文吏、孝悌、从政）来考察，如果所说的都有事迹证明，再举荐他，由公府征召，派去做跟百姓直接接触的地方首长。之后再根据他们的功劳，依次补升为郡守，或者官职不变，只增加俸禄，赐给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臣认为，经过考察而任用的官员，就应该让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拟定考核州郡官吏的办法，办法施行，该赏的就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至于公卿及宫中内职大臣，也应该进行岗位考核。古代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进言补缺，弥补君王的过失，再小的善行都要记录，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况且天下之大，事务繁杂，不是一个明君所能全部照顾到的。所以君王为元首，臣子为股肱，君臣一体，相辅相成。所以古人说，廊庙栋梁之才，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的；帝王之业，也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岂有身为大臣，成天在哪里办理考核，就能让天下太平的呢！假使他们在朝中荣身保位，没有进退之忧，而那些在外为公尽节的官员，却总是被怀疑考核，没有公义，而私底下的攻讦成为风气，那就算是孔子来负责考核，恐怕也没有什么效果，更何况是一个泛泛之辈呢？”
华杉曰：
这是历史幼稚的一面，中国历史，说权谋政治，则有无限的智慧和想象力，说公共政治或组织管理，从这些君臣廷议对话中，就找不到逻辑。后面还有，明天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