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一共读了两遍。第一次是在中文版刚在国内问世时的2015年，第二次是在去年九月。选择重读，因为这是一本让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摘要和绪论传递了很重要的四个信息。一，北宋由于印刷术及书籍产生的繁荣，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二，黄庭坚的诗学是以技法为中心、以阅读为根基的新诗学，其理论和实践核心，是以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方法，对印刷文化进行有效因应，同时延续和发扬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三，十一世纪总体思想文化中有对方法和规范性指导原则的向往。四，近年来有一受到关注的学术思潮是——思想，包括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属时代的特定物质文化状况和现实有着比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更为密切的关联。

作者观察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很有趣。例如对于为何会关注到黄庭坚诗学前无古人的特殊性，作者说，“把诗歌的源头置于外部物理世界和自然秩序之中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和魅力之关键所在。”这一观点，和钱穆先生谈及文学的起源时所说“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抑或我们传统认为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应有感而发的观念有一脉相承之感，正因如此，《万卷》的作者王宇根先生认为，“然而，这一新的诗学模式对诗人受外物激发而产生心灵感应之后的过程，对诗歌产品是如何产生的，诗人从自然和外界所接受的刺激如何在语言学和诗歌的技术层面上实现为诗的问题，亦即因受外在刺激而产生的难以触摸和难以抓握的内在情志如何转化为具有可感可观的物质形式的诗歌作品的方式、途径、过程和环节，则基本不予关注”，于是一方面，他引入次韵诗这一在黄庭坚时代风行的诗歌体式证明，新事物的出现弱化了诗人和外部物质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黄庭坚诗学中，在外物刺激、自然感发以外，诗歌写作当中包含的意志（信念）、技巧（方法）、努力（勤苦）等其他更为重要的成分。

然而，作者虽然始终着眼于把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语境之中，但在完成研讨的过程中，他却时刻留意于黄庭坚其人或者说每一个诗人个体的特性和意义。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作者援引潘伯鹰先生的观点认为，作为黄庭坚诗歌特点之一的“写景的真实性”，最终来源于作者人格上自始至终的一贯性，因为黄一生中都是一个忠实于自我内心的人，所以无论他写什么，都是其真实自我的流露。

第二，作者认为为黄庭坚赢得名誉的不是其他，是心无旁骛，即对诗歌写作技巧和方法单纯的、执着的、不懈的追求，这是他的人格也是其诗歌的显著特征。

第三，“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不是源于人生中的快乐，而是源于痛苦和磨难——个人生活的失败，未实现的梦想，贫穷，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失意和经常与之相随的贬谪和流放。”

第四，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不但通过以上论证强调了个体特性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甚至直接从黄庭坚那里找出了证据，说明就连黄自己也相信，“一个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其作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至于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黄庭坚的诗学特征，除去摘要中简要的概括性说明以外，作者当然有更为详细和具体的解读。例如第一，方法对写作的至高重要性，以及获得方法的途径——阅读。在黄那里，想要成为一个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读者；第二，通过生活琐事的描写谈论诗歌写作，进而描绘其间的不易。即，写作诗歌并非是灵光一闪的容易事，相反，好句好诗是需要下功夫从个人的智识库当中搜求的。第三，黄庭坚对于经典的阐释总是出人意表，比如管中窥豹的含义在他眼里，焦点从以管窥豹的局限性转向了被窥视对象豹的内含价值，再比如对庖丁解牛等一系列典故，都成了黄庭坚用来支持个人创作理念的生动佐证，这不妨说是潜藏在诗歌作品背后的、思维模式上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当然，所有特征中最显著的，也是这本书力图证明的，仍是黄庭坚对于技法的重视。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作者在提到吕本中这一江西诗派的后劲时，引用了其《夏均父集序》中关于“活法”的一段文字（“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并援引他作认为这是对黄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的调节、修正和进一步发展。然而联想到书中也一再征引到的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不烦绳削而自合”语，我想，其实我们是否也能够这样认为：黄对于规矩和方法竭尽全力的遵循，其最终目标何尝不是要超越这些规矩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诗学和以往的诗歌创作观点似乎又是殊途同归的。

同样，对于摘要中的另一要点，十一世纪这一时代背景特点，作者也在书中进行了多次不同角度的描述。他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写作理念表明十一世纪总体文化中有对于人为干预的新兴趣，而黄庭坚和苏轼对于陶渊明诗欣赏的不同理由则显现出这一时代文化中对新东西、新观点和新角度的热烈渴望，至于对杜甫的狂热兴趣则体现了那个时代渴望宏伟和模式指引的思想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如此一轮又一轮对于时代求新求变的论述抛出一个问题，即，十一世纪是否存在一种对于前人已取得不朽成绩的超高度的敏感和自觉？

除了上面这个问题，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还提到了以下这个他认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命题：诗歌命运所依赖的，其实是解诗者心中、外加于作品本身之上的一个阐释框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在有一种极大的主观而不是客观力量在掌控文学作品的命运呢？但是，又如《万卷》一书的结尾部分特别提到的、杜甫诗集在公元1059年的刻印促成其成为最高典范一样，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的又是一种相较而言更为客观的事件对于诗人及其诗歌的影响。然而一个可资对比的案例是，徐铉集早在公元1017年就刻印了，为什么其人其诗却没有在后世造成很大的回响呢？通过以上三个面向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文学作品在一个甚至很多时期的受关注程度？更进一步而言，在从沉寂到热烈又或者复归沉寂、热烈的受容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或一些人、一件或多件事，甚至一种或者很多种大的社会环境，在对前述这一曲折过程不断进行着建构？毫无疑问的是，具体到不同的个体身上，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最后，在上述信息收获之外，《万卷》一书还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以很好的启示。首先，是作者对雾豹寓言的阐释演变以及黄庭坚本人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用意进行的文献发掘与历史流变梳理，这是两个生动的案例，昭示着阅读和对过去文学作品学习、评价及整合的重要性。其次，是方东树在解释谢眺“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一诗时，本书作者总结出的三种文学理论阐释原则：一，知人论世；二，比兴传统；三，同代写作实践和批评话语的语境。

“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识别事物内在本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穿透一个完美建构起来的文本的光滑外表，而进入隐藏其后的深层结构和意义之中。”这是本书作者在论述阅读对黄庭坚、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时发表的看法，同样也是我在前后两次阅读这部著作后的感受——

如果说，黄庭坚是通过穿透和解构经典文本，取其中所需以重构他的诗学，那么在我看来，《万卷》一书也恰恰是通过穿透和解构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无数个文本细节，最终完成了作者想要建立起的研究和叙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