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

我们再来说说条约，条约是外交主要成果，也是其最后目的。条约包括（专约、公约、协定、议定书、换文、宪章），条约是指确定缔约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任何协议，它可以有不同的名称。我们指的是:由授权代表正式签字、得到国家合法权威批准的在两个或更多的政府当局(如国家或君主)之间签署的契约或国际组织与国家签订的条约、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签订的条约。

条约就其本身义务来讲，是一但签署就有法律义务必须执行。可条约是因为符合本身利益所签署的，同时也会随利益而改变，从新签订条约。但若一方想改变条约的核心条款，是要受到另一方额强烈反对，最终有可能由战争的胜利才能修改。

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1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美是作为调停国，他们的调停并带有武力威胁清政府。

天津条约的出现是因为当年的《南京条约》已经无法满足于英、法、美的胃口了，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它们都分别以外交形式像清政府提出修改不分条约，等到的答复一直是不可修改。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事件和清政府进行交涉，后因交涉条件无法满足，向清政府开战。法国以“马神甫事件”向清政府进行交涉未果，英政府向法国邀请参战，后法国同意。这就是在这次英法联军的组成。

天津条约需要再北京换约，清政府要求各国的公使人员，并规定路线、不许佩戴武器。而英、法反对清政府的这些规定，于6月25日双方交战。最终以清政府战败，法、英、俄我提出新的条件要求修改《天津条约》。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5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英法联军随即撤出北京。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同时承认了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瑷珲条约》。

战争往往是达到利益最后的手段，战争是相当危险的，一但开启就很难预测结果，并有可能给本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一个国家不会贸然宣战，一个国家若是宣战会提前进行战争评估和预测。

英、法为什么愿意付出战争来修改《南京条约》，因为英法外交谈判施压无果。对于当时的双方的国力对比没有可比性，军队更是相差巨大，清政府的军队很少有枪支，大多数还是弓箭、大刀、长矛等相对原始武器、也有鸟枪和抬枪、火炮落后体型较大不好移动、撞到速度慢、射程近、精准度低。英、法当时陆军装备滑膛枪，火炮不仅是线膛炮，还是后装炮，并且能随意移动。并且英、法建军训练有素。英、法海军当时已经装备铁甲舰并能远洋作战。中国的海军还是木制，基本没有对铁甲舰的作战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军舰与军舰的战斗。英、法在通讯上已经电报机了，而大清还是靠快马来传递信息。英、法联军完全处于压倒性优势，这也是它们敢于挑起战争，来达到最后的目的。这个最后的目的将全部写在条约上，把不平等条约用美丽的语言进行化妆，让它看起来不像不平等条约，它似乎合情合理。条约变成法律，这些法律将保护英、法的利益。同时不会引起本国内部的反对意见，在国际上也是生效的，因为法律就是最好的道德。现在看条约上有许多不平等条款。任何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时间里，不同环境里，人们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想说的为什么那么多不平等条约，还受法律保护，而当时国际环境正处于资本主义扩张期，这也是那时的世界观。用著名哲学家曼海姆再其著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指出的话来形容比较合适:"我们首先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同一术语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不同竟势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达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外交家的作用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43）罗马著名政治家他有句名言:‘’人有一种语言是人的语言谈判，一种语言是野兽的需要武力‘’。外交的态度是国家对事件的直接态度，外交对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需要外交，若是一个国家在一件外交事件失败，那这个国家将除非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否则它将在这事件中彻底失败。想做外交家先要成为政治家，否则你只能当外交事物人员，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能成为外交家。

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他必须具备不断学习的精神、敏锐的思维、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识。他必须充分了解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国际法律与道德，并善于的谈判，还能在任何场合化解尴尬的局面，深度了解各国的风俗、传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国家的优势，充分了解别国的弱点。

弱国无外交像是一个无法打破魔咒，也让许多优秀的外交家也背上了无能卖国的罪名。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清廷早就从1894年10月起便不断透过欧美列强向日本求和，并派出外交人员进行谈判，被日本驱逐出境，日方拒绝谈判。因为这时的日方筹码还不够，日方要扩大战果。1895年2月威海卫之战清军的失败，更是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廷无心恋战，日本则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大有海陆并进直捣京师（今中国北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伊藤博文同意谈判，因为他有必胜的把握，只不过胜利多少需要谈判。所以日方指定要求谈判代表要求必须是恭亲王奕訢或是李鸿章，奕訢是皇族成员担任首府多年，开创洋务运动。李鸿章和奕訢一样都是德高望重之人，又熟悉国际事务交往。同时都能在谈判条约上签字，由于奕訢是皇家成员，所以皇族要保存脸面，最后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出使日本。

于是在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住在接引寺。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中方参加谈判的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芳（李鸿章养子）、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而且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直捣北京，指挥“直隶平原作战”。所以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暂时撤回停战要求。李鸿章遂问及条款，日方决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出示条款。伊藤博文在第三轮谈判中透露割让台湾岛之事，李鸿章答以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总之，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惟恐和议中梗。日方以酷苛的条件使中国方面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成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回接引寺住所的途中突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造成李鸿章左眼下受伤。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气急败坏，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一方面由天皇、皇后亲遣医生和护士对李鸿章进行治疗并给予慰问，另一方面自动宣布承诺休战。李鸿章也没有像日本所担心的那样立即归国，而是继续谈判。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于3月23日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这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主要包括：

确认朝鲜独立；

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向日本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

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

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其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则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要求尽快接受日方条件。4月9日，中方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方，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次日（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一点让步，但仍十分苛刻。伊藤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此间，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日本不利，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而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遂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李鸿章绝非等闲之辈，他之前签的条约我们暂且不提，就马关条约来讲，他不愿来日本谈判，他知道这次谈判是要背千古骂名的，这不是谈判是求和。李鸿章签的字是替太后、皇上签，骂名却是他的。他最后只能车马费来找说辞，希望对方能少要一点钱。这时的他已经不顾及颜面了，为了太后、皇上、信仰、国家。用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评价李鸿章最贴切: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 无可疑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 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 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如果战争旷日持久的话，日本未必会坚持的住。举一个例子，天皇一天只吃一顿饭，剩下的钱来购买武器、装备研发上。日本是举全国之力来打这长战争，日本也输不起。

伊藤博文是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要欲擒故纵表示要继续打仗，其实这时的日本后勤资源已经紧张到不知道是否还能坚持多久了。军队大多数都已经派出中国作战了，已经快到无兵可调了。他为了威震中方谈判代表故意将谈判地点设在马关的春帆楼会见，这里每日都有军舰鸣笛借此炫耀武力，在春帆楼会见军舰朝中国方向驶去。并却他手上有保赢的筹码，这就是清朝太后、皇帝给李鸿章的电报同意签约，尽早结束战争。所以，他敢在谈判桌上满天要价，并提出"只管争辩，不能减少‘为谈判原则。伊藤博文更是声东击西，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割让辽南土地，那是大清的龙兴之地，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的墓地也在此，这无疑是大清不能接受的。那对比台湾、澎湖列岛。谁都会保护前者。伊藤博文也深知中国的东三省涉及列强利益太多，就是大清认可（出龙兴之地以外）外国（比如:俄国、英国、德国等）也不认可。之所以这么作，就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其他条件。《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伊藤博文达到了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顶点。

首先这次谈判砝码是由战争的输赢来决定的。无论李鸿章是个多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都无法改变《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的割地、少赔款，他不知道当时的日本现状，大清的当权者也都不知道。他们以为日本有能力占领北京。其次是太后、皇上想尽早的结束这长战争。李鸿章想通过国际求助让外国向日本施压，致此达到减少割地赔款的目地。各国的反应是不涉及到自己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则不好出面干预这次谈判。这也是让李鸿章感到意外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也让李鸿章处于卖国贼的骂名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成就基本毁于一旦。

可这次谈判无论换上谁，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次李鸿章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但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战争得不到东西，可以通过外交来得到。

中法战争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由于法国进攻越南并进而进攻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过程互有输赢，双方围绕战与和的问题，进行多次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整的战争过程中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类的外交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再加上各国暗地里施压希望中法和谈。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885年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此事李鸿章应付主要责任，李鸿章一直担心日本，积极搞海防来防御日本，所以对法国的态度一直是只要条件不过分就可以接受。这也是当时清朝决策者的想法，况且越南只是附属国，总比割自己的肉强。在此前的战斗中，法海军摧毁了福建水师，又炮轰福州船政局造船厂，船厂遭到毁灭性破坏；清朝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东南海防没有了，还有最致命的造船厂也没法使用了。这件事情对清朝振动很大。最致命的失误是，去巴黎驻法公使李凤苞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后就奉命回国了，清朝居然选英国人金登干作为密使，他是清朝的外籍雇员。这个秘使并没有把法国的情况如实传给清朝政府，法国的内部已经开始有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了。再加上各国积极推动清政府和法国签订条约，并说如若不签，可能会激起法国更大的军事进攻。这对本身来说就不想打仗的清政府就更加想尽快签订条约了。

其法国在这次外交的胜利，远远大于战争带来的胜利。条约生效，法国可以名正言顺的染指中国的西南了。这就是外交家的作用，外交有时比战争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