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块已经买了八年的地皮，那里将是我们的新校区，新校区的规划模型特别美丽，如果校区能早早建好，我们的硬件设施也会变得不那么艰苦。后来我调侃：八年抗战都打完了，我们的新校区还没建起来。
八年对于我来说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我没经历过抗战所以能说得那么戏谑。
一个人的人生很短暂，所处的空间也很狭小，我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所以但凡见证过大事，总有抹不去的记忆。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八周年，时间似乎能抚平一切，但不能让人们忘记一切。
八年前我还在读高二，那天中午太阳异常毒辣，两点半我们随着铃声进入教室。没多久，班主任进来教室表情非常严肃，告诉我们汶川地震了，西安有很强的震感。当时班里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瞬间炸开了锅，有的同学说他在午休的时候感到床在摇晃，以为是睡在上铺的兄弟捣乱。有的同学没有任何感觉，遗憾自己未有地震的真实感受。而我使劲回想那个时间点我在干什么，在睡觉？在冥想？我们在谈论着一件没有切身感受的事，就像在说着中东混战的局面，遥远而无感。
汶川这个地名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非常陌生，如果不是因为地震，我想我可能会很晚才知道这个地方，或者一辈子都不知道。
教室里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姐姐在西安读大学，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下课之后立马给他们逐个打电话确认他们的安全。我放了心，转身跟同学们谈笑风生。
第二天中午两点多，全校师生提前结束午休，在国旗前默哀一分钟，太阳依旧毒辣，降了半旗的五星红旗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耷拉着脑袋。那一分钟庄重而漫长，我们知道要祭奠那些死于地震的同胞，所以没人抱怨被烈日晒，没人抱怨被打扰的午休。
第三天，学校组织募捐，我们在远方为那些受灾的人们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末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商店门前驻足，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滚动播放关于汶川的新闻，电视里救援人员在忙着搜救，医护人员不停地奔走，有些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在房子的废墟上嚎啕大哭，有些表情呆滞，目不斜视地盯着某一点，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
有时候人在大悲面前往往不是撕心裂肺地表达，而是木讷无言地接受。
回家，妈妈跟我说：“汶川地震了，全国在众志成城守护汶川。”
一周没接触电视的我，盯着央视新闻频道看，这才知道汶川大地震的严重性，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震级由7.6更正为7.8到最后的8.0，比唐山大地震的震级还要高。遇难和失踪人数在不断增长，那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每变化一次就意味着有生命逝去。
5月18日，汶川地震央视赈灾义演募捐晚会上，记忆最深刻的是两个幸存的学生讲述逃到操场上之后，教学楼倒塌的那一幕。故作镇定的他们还是在回忆起惨烈的画面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站在一旁帮忙拿话筒的董卿几度扭头擦泪。到募捐的环节，刘欢直接拿着好几打现金投到募捐箱里。那时候全民在赞扬谭千秋用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的学生。全民也在指责范跑跑，
谭千秋的女儿谭君子在晚会上跟全国观众讲述谭千秋在地震中的经历，也许是因为说得多了，她表现得非常平静。让一个最直接受伤害的人一遍遍地揭开伤疤展示给众人看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刻所有人都需要正能量，所有人都想要看到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于是谭君子担起了这个重任，由最初的悲恸转变为最后的悲伤。我们感动，我们同情，但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周国平说，世界上就没有感同身受，所有的感受只能自己承担。而谭君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
2008年，慕慕在兰州军区的某个部队服兵役，他们也曾参与到救援当中去。在赶往四川的路上，已经倒塌的房屋里散发出尸体的臭味，沿路一片荒凉，山依旧青，水依旧绿，大自然依旧很美丽，只不过人类的居所已经千疮百孔。我忘了跟我同龄的慕慕看到这些画面时的感受，但对于我来说，生命极其弱小，我们看似是世界的统治者，却终究抵不过地球一分钟的震动。
后来朋友说，那时他们都从宿舍跑出来，到了操场看到一个什么都没穿的女生蹲在那里埋着头，那时的她正在澡堂里洗澡，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跑了出来。她慌张，不知所措。旁边有一个男生在犹豫着要不要去帮助她，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女生披上。晚上他们睡在操场上，她笑说：“那些情侣可以光明正大地睡在一起。”
上大学时，班里有一个同学是绵阳的，绵阳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之一。同学们都好奇她是怎么度过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有一次她终于说了起来。那时距离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三年，灾后重建，中央拨了很多专款，但是到灾民手上时已经寥寥无几。这里边的寻租空间很大，受利的是少数人，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再回首，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八年。而现在八年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我也不会拿着八年抗战来戏谑。周国平说：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这一切苦难的经历者都是我们的同胞，站着说话不腰疼只会让苦难更加苦难。
八年了，引用亲身经历者的一句话：“我没有变坚强也没有变脆弱，地震对于我，知识一堂有关生命与感情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