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大婚了。

中国人对于结婚的定义很是模糊。古时还好，下了聘礼算是订婚，在正日子将新娘娶进门，算是完婚，也就是正式结婚。现代则麻烦了些。理论上，两人去派出所领了证，就算是板上钉钉的法定夫妻了，可大家，尤其是长辈，都以为，大肆宴请宾客之后，才能算是真正地结了婚。

表姐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宴请宾客。

我与表姐自幼一同长大，她长我不足三岁，可算得上是没有代沟的一代人。虽说她较我年长些，她母亲却是我母亲的妹妹。从我记事起，表姐就在我身边，她写作业，我便在一旁捣乱，害得她因为分心写错了字被二姨责骂。我们姐妹，除了平日里的相伴之外，更会在每年除夕举办一场家庭内部的“春晚”，从编导主持，到演员剧组，就只表姐与我二人而已。两人胡拼乱凑，竟也能有十几个节目。唱歌跳舞自不必说，我们蹩脚的小提琴、舞蹈、英文朗诵也须拿来凑数，然而最得意的保留节目便是我们俩自编的名唤“小闹钟”的双簧，每每都让全家人捧腹不已。

后来四五岁上，我懂事了些，也认了字，与表姐一同参加英语班，从姐妹变成了同学。然而回家后，我们便还是姐妹，一同复习，一同看电视里的英语节目，一同晨读。虽说我家与和姥姥同住的二姨家仅一墙之隔，平日里，表姐多会被二姨锁在屋子里写作业，相见不得。可到了假期，我们就如鱼得水起来：早晨，我们分别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摆出一副心无旁骛只读圣贤的样子，等双方父母欣慰一笑，嘱咐一番出门上班之后，我就从自己家里蹿到隔壁的姥姥家，装模作样地给姥姥请安问好，表姐也就顺理成章地从屋子里出来，跟我闲聊两句。有时姥姥也会督促姐姐快点去做功课，我便顺势说，我要与姐姐一同学习。姥姥见我们姐妹如此乖觉，自然高兴，便也就任由我夹带着一堆书呀笔呀本呀的，钻进姐姐的房间，并将门反锁。起先我们也好好地写作业，将“每日计划”中的任务完成；不一会儿就越写越不耐烦，索性抛开作业，玩在一团。我和表姐的娱乐项目也十分单调，回忆起来，大约只有将一堆纱巾围在身上表演古装剧，以及“开公司”两种。由于常年陪姥姥听武侠评书，我们都怀有侠客佳人的梦，将身入戏也属正常。至于“开公司”，我们则规划了超级大型的公司，名曰“奥赛罗Othello”，就连logo都设计好了，我甚至还做了许多抬头纸来写文件。公司大楼达数百层，员工无数，家中成员皆居要职，工资以数不清的0为单位。可实际上，公司究竟如何运作，以什么为生，我们可就一点不知，也不懂了。现在看来，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雏形，万事俱备，只缺好项目。

这些都是小学低年级时的把戏了。表姐上初中后，仿佛就接触了更广阔些的世界，她带着我听王力宏，张惠妹，莫文蔚，给我讲学校里各种年少懵懂的故事，我也慢慢地从跟在她屁股后面的小豆包，长成了豆蔻年华的少女。

好景不长，我初一过后的那个暑假，表姐要去澳大利亚留学了，我们在她的房间里难舍难分，伴着我那时不甚能够体会的离愁。

我自此形单影只地混迹在长辈中间，不再有表姐的朝夕相伴。鸿雁无情，那时的即时通讯还不甚发达，姐妹间的沟通也仅仅限于不定期的越洋电话，和一些电子邮件而已。五年之后，我也踏上了相同的路，在悉尼这座不属于我们的城市，除了小姨一家之外，我就只能在表姐那里撒娇了。那时，表姐早已是个“老悉尼”，到处熟门熟路，更会带着我吃好的玩儿好的，知道我怕冷给我买电热扇，更会在我生日时悄然在我桌子上放一束花。任何时候我有了难处，表姐知道了，也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幸福地、理所应当地受着这种姐姐对妹妹的照顾，一直到四年前我回国。

后来表姐说她交了男朋友，一个印尼的男孩。

再后来，表姐说她要和这个男孩结婚。

再再后来，他们在悉尼登记，成为合法夫妻。

一年之后，他们就来到中国宴请宾客了。

印尼男孩家里，除了父辈的几个亲属，来了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个个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相比之下，我们北京的人丁显得单薄不少，好在占尽主场优势，七姑八大姨的出席，也让我们的总人数占了优势。印尼的几个姐姐们穿着红裙子，腼腆地笑着，为她们的弟弟高兴着，有几个家里人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英语，却毫不违和地与我们这个地道的北京家族融为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我看着表姐与姐夫立在一起，紧张而激动地发言，突然想起她出国前夜，我们两个破瓜之年的少女依依话别的场景，那个本该忧伤却嬉笑着的夜晚，恍如隔世。

她这一去十五年，世界杯都已踢了四届。

表姐，愿你幸福。